甘阳教授在复旦演讲“通识教育与本科培养目标”
1989年，甘阳前往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求学，他即将遇到的老师艾伦·布鲁姆（Alan Bloom）的著作《美国精神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早已畅销全美。这本书的一项核心内容是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向虚无主义妥协所带来的堕落。恐怕甘阳自己都没有想到，15年后，他在国内将以教育改革者的身份回应布鲁姆：究竟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的思想者与科学家？然而摆在甘阳面前的事实是，高等教育已经充满了虚无主义和平庸的恶，前者以职业培训的模式摧毁着教育的价值，后者以学科平均水平的提升为代价，湮没了尖端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回国后的甘阳积极倡议并践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与其说是呼应芝加哥大学的通识传统，毋宁说是让高等教育回归其本真样貌。
这事情费钱、费力，也易遭受非议。在香港的时候，有次甘阳询问香港大学的主事者们，他们都是受到芝大熏陶出来的学人。“你们都知道通识教育那么好，为什么不在香港搞通识教育？”对方苦笑：“It costs money！”对今天的内地高校来说，筹措通识教育的经费并非难事，最大的困难是通识教育挑战了现有学科建制。各个院系课程设置的窄化与通识教育所强调的博雅开放并不兼容，在实际操作层面，通识教育尚没有进入本科培养的内在肌体。甘阳谈通识教育理念有十余年，自己践行了十余年，他获得了掌声很多，目前的困局也带来争议：“甘阳还是太理想主义。”
不了解甘阳的人，大多都有这样的想象。事实上，甘阳是个做事的人，并且做事用力。近日在复旦演讲“通识教育与本科培养目标”，他的开场白没有客套与寒暄，话头直奔主题，明晰尖锐：“近两年我很少谈通识教育的理念问题，更多要谈操作的问题。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现在进入到了瓶颈阶段。”据甘阳的观察，国内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已经初见规模，却依然没有培养出令人兴奋的学术人才。他举例哲学系，最好的哲学系把本科生培养成未来哲学教授的比例不超过20%，即便如此，培养出来的无非是中规中矩的学者，表面上看很学术，但绝不可能是哲学家。这一方面是培养过程中夹杂着大量注水的课程，另一方面最好的学生与普通学生之间差距很小，他们身上隐藏的惊人天赋被臃肿的课表稀释了。甘阳讲，本科的课程太多，知识填满了时间，学生不断被要求记住已知的知识，而真正的研究者是要面对未知的世界。这样讲，哲学系大多数课程的设置是不必要的，不给学生时间去思考的哲学系一定培养不了哲学家。
这种讲法实在得罪人，甘阳自己也承认，有时候揭示事实与真相就不可避免要得罪人。他和清华大学施一公院士对谈，施一公告诉他，自然科学期刊所发表的论文，99.5%对促进学科发展毫无关系，只有0.5%的论文真正推动学科发展。这让甘阳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芝大目睹的现象，数学系里排名第二到第八名往往是中国学生，第一名总是白人。一开始他以文科思维觉得中国学生能排第二名也很了不起，后来才了解，在理工科的思维中，第二名几乎意味着一无是处。甘阳努力做通识教育，或许是忧虑顶尖学术人才的缺失，通识教育的任务是寻找精英学生的苗子，再用专业训练的方式培养与保护人才，最终为他们实现自己的潜力提供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