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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回忆往事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6-2-15 22:04
标题: 《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回忆往事

我读初三那年,母亲调到新建的灵璧县第一中学教语文,父亲已经先于她去了那里。不久,我们全家也搬到这所学校。县城西南角,平整后的城墙旧址上新修了教工宿舍,那是一栋一栋的红砖瓦房,崭新地站立在那里——几乎都是空房,我们家住进了从南面数的第四排。

对这个新环境我充满好奇,新家有个小院子,可以种菜种花,而坐在院墙上可以直接面对东面的鱼塘,大约三、四百米长,与城墙外的护城河平行,中间两条塘埂把它划成三块。南侧一块水面比较清亮,到中段开始零星地出现荷叶,越往北越密集,过了北侧的一条塘埂,就是一片完整的荷花塘。密不透风的墨绿色伞盖,托举着袅娜艳俗的荷花,加之堤岸遍植垂柳,因此每年夏天荷花盛开,县城里的女青年喜欢在这里拍照,风景应该不错。

鱼塘对岸是学校的教学区,有几排教室,教室的北侧是教师办公区,母亲所在的语文组就在第一间,办公室门楣右侧钉着一块T字形的白色指示牌,上面用红字写着“语文教研组”五个字。恢复高考那年,教育局开始从全县征集师资,除了母亲,其余的老师也都是从灵璧县属各个中学选调来的。

灵璧县第一中学旧貌 网络图灵璧县第一中学旧貌

因为母亲的缘故,和新学校相比,我更早熟悉这个办公室的老师们。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位叫李荣炎,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后来是我高一的班主任。李老师爱讲段子,办公室他在就有笑声。比如他说,六十年代初,灵璧中学分配来了一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叫焦玉瑛,北京人。“乖乖,名字这么好听,又是大城市的,绝对是美女。结果所有男老师都跑去宿舍伸头看。挤不到前面的就在外边儿问:‘漂亮吗?脚趾盖子都是红的吧?’”说完,他没事人儿一样保持着严肃,而其他老师都笑岔了气。

笑得最厉害的正是焦玉瑛——一位男教师。焦老师从前学俄语的,毕业赶上中苏关系交恶,从北京分配到了淮北平原上的这个小县城,改教语文。焦老师说一种古怪的北京话,胸腔共鸣非常好,尽管没有教过我,但他讲课的时候,我在隔壁班都听的真真的。

焦老师的相貌,与李老师说的“红趾甲美女”反差忒大。不过语文组里确实有个美女,姓袁。袁老师是这个教研组最年轻的教师,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得一看就不是本地人,但她和同事交流能说地道的淮北话,和焦老师又说普通话,和学校里的同乡还说上海话。袁老师是上海知青,后来推荐读了大学。因为单身,在校园里,袁老师只有一间宿舍,在最北端的第二排,紧邻着荷花塘西侧那间。作为办公室里不多的女性,她是母亲最好的朋友,我们家还没有搬来,她就经常去家里找我妈聊天,说话腔调很软很软,本来土得掉渣的当地话,经她一说简直好听死了。记得袁老师教我妹妹语文,妹妹很长时间里不自觉地模仿她的发音习惯,这件事情还被我嘲笑过。母亲对袁老师的评价是:很好学,很随和。随和的潜台词,实际上是说她不太像上海人那么有优越感。

教研组大概有十来个老师,有些我已经没有印象了,还有两位叫得出名字:一位叫胡兴臣,大家都管他叫胡作家,因为除了教学,胡老师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小文章,内容基本上是县里的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后来他被抽调到县委宣传部,官至副部长。还有一位,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我中学的最后一位语文老师——孙伟。

2

孙老师也不是本地的,他家在蚌埠市,安徽的大城市。太太邹老师在三中上班,她来自更大的城市上海。孙老师是安徽大学文革前最后一届学生,也是我中学时代见过的知识最渊博的人,他不运动,不打牌,不喝酒,也很少与人交际,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他的口头禅我今天还记得,“真正的富有,不是看你有没有钱,而是你有没有阅读习惯。”他家的书非常多,是我们家的好几倍,但大多数书的扉页上都有“安徽大学图书馆”或者“蚌埠图书馆”的印信,这让我一度怀疑孙老师上学时有偷书的习惯。孙老师倒也不避讳,说那些书都是文革初期烧书的时候,他从火堆里捡出来的,“说是偷的也不算错。”他很坦然。我后来仔细看过,果然有些书的侧面是黑的。

不用说,这些书都是我们这个新建的中学图书馆没有的。我想借,但孙老师有个毛病,在他家里看可以,但书绝不外借。因此,我就成了他家外屋小板凳上的常客。记得最早看的两本书是《三个火枪手》和《坎特伯雷故事集》,都是繁体字竖排版。我一般是下了课就来,等邹阿姨做好饭我就走,他们也从来没有留我吃过饭,哪怕是口头上的。我想,毕竟是大城市的人,没有那些人情世故的假客套,也好。

时间长了,孙老师开始给我推荐书,同时加上自己的诸多评价。当时正播电视剧《安娜·卡列尼娜》,他希望我看原著,可我非常不争气地觉得电视比原著好看,这让他非常失望。后来他推荐我看的《复活》倒是比安娜好看,还有《罗亭》,在孙老师家听他谈对罗亭这个人物的理解,他希望我不要按照“译者前言”的观点,把这个罗亭理解成“多余的人”,而应该结合自己的生活仔细体会,说到这儿,他又摇摇头:“不过对你来说,哪有什么生活呷?”呷字是蚌埠话特有的语气助词,孙老师不时会把它带出来,他有心事一样地叹了口气说,“你理解不了的。”

回家,我把老师的话学给父母听,母亲说:“别听孙伟的,他有点自视过高,不安分,谁都看不起。幸好他没带你课,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按照书本上的理解总不会错的。”话是这么说,但她并没有制止我继续去孙老师家看书。

3

进入高中阶段,我的考试成绩不再像初中时代那样不堪。课余还是继续往孙伟家跑,而且,我慢慢能够感觉到,他对我这个爱读书、爱听他吹牛的小朋友挺喜欢。那时在我的心里,孙老师就是我们学校乃至灵璧县的罗亭或者聂赫留朵夫,起码气质上是这样的,很特别。孙老师长相不是很帅,大脑袋,脸很长,烟熏的黑牙齿,手脚都异常大,身材非常魁伟。孙老师的家住在校园的最北端,靠近荷花塘东侧。有天跟他回家,路过荷花塘边,他问我《荷塘月色》学了没,我立刻从“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开始流利地背诵。他很吃惊地叫停我,摸着我脑袋说:“乖乖,你那么能背呷!”当时,我有些发自内心的得意。可惜的是,孙老师再没给过我“才艺表演”的机会。

高一放寒假那天,他找到我,把家门钥匙拿了出来,他和邹阿姨要带着孩子回上海,要我给他看房子——这对我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意味着我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看书。

那个寒假,是我整个少年时代读书最密集的一段时间。每天晚上洗漱完毕,我就拎一暖瓶开水从家里出来,走到孙老师家,把暖壶的水倒进一只黄铜的汤婆子(旧时南方的热水袋)里,盖上盖子,外面再罩一个缝制好的的毛巾套子,以免把自己烫伤。这时候把汤婆子放进被窝,然后去挑三、四本书放在床头。被窝里热乎乎的,但室温还是很低,甚至有些冻手,每看几页,我就要把手伸进被子里暖一会儿。有时读得入神,不知不觉到了天亮时分,那只暖脚的汤婆子已经变得冰凉。

我的荷花塘
我当时15岁,正值青春萌动的时候,书架上两本书格外吸引我,一本是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人爱情十四行》,一本是《歌德抒情诗选》,每天起床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往笔记本上抄诗,以至于一个寒假光诗歌就整整抄了两本,密密麻麻的。直到今天,我依然是个与诗歌绝缘的人,也没有过写诗的经历,但当年为什么会如此迷恋那些优美到甜腻的文字呢?现在想来,更多的原因是来自对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盲目崇拜。每次抄完,拎着空暖瓶回家,路上回味着刚刚读过的句子,已经完全冰封的荷花塘边,一些枯枝凌乱地指向天空,我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而且,正是从那时起,我不时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定期会生出一些矫情的多愁善感来,这是从前没有的。

那是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寒假。开学后即将文理分科,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科,这让班主任李荣炎老师非常失望,我父母更是很愤怒。一方面,吃了一辈子苦头的老一辈人觉得学理科稳当,没太多政治风险;另一方面,我的理化成绩也都挺好的,考试比较有把握。但我心意已决,没有人可以说服我,更何况,文科班的语文老师,正是孙伟。

我运气好,考大学之前遇到了两位优秀教师,一位是教英语的阮钦安,一位是教语文的孙伟,两位老师都善于把枯燥的知识变得有趣。他们上课非常生动,不只教书本里的内容。阮老师喜欢用英语说笑话,如果课堂气氛还不热烈,他甚至会讲点儿不太露骨的成人段子;孙老师上课更是天马行空,他板书的姿势就有三种:面向黑板、侧向黑板甚至背对黑板。他的字很漂亮,同学们戏称之“粉笔怀素”,而且字的块头非常大,一节课下来的板书,要擦五、六次黑板。

孙老师很清楚,对于我们这些小县城的学子来说,考上大学才是读书唯一的正途,但很多时候,他会难以自控地离开教学大纲,信马由缰地谈论自己对文学乃至人生的理解。有次学到《雷雨》,他要求大家不只预习课本上节选的内容,而是读完整的剧本。在课上,他把周朴园、繁漪、周萍、四凤……一大堆人物画了一个关系图——就像现在娱乐小报整蛊名人那样——然后挨着提问,谁和谁是什么时候好的?按辈分他应该喊她什么?……那节课把同学们八卦惨了,而且,我能够感受到,孙老师自己讲得很过瘾。

然而,自从担任我的语文老师之后,孙老师不再让我去他家,也不再让我看课外书。他对我说:“现在考上大学最要紧,再烂的大学,图书馆也有十万册书,你想怎么看不行?”

还好,最后我没给他丢人,高考语文成绩全县第一。公布成绩那天,我正好在语文教研室。听到各科的分数,孙老师笑而不语,李老师不悦地说“如果学理科完全能考更高的分数”,其他老师更多的是打着哈哈表示祝贺,比如漂亮的袁老师说我考得好,“是托了语文老师父母的福气”。这话母亲显然非常爱听,但我自己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儿。

关于孙伟的教学水平,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母亲都有不同观点。我妈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带出来的出色学生,尤其是高考成绩优异的也确实不少,这让她非常自信。用她的话说,孙伟有才华不错,但我给孙老师这么高评价也有些言过其实。母亲的一个有力例证是——无论县教研室还是地区教研室的教学考察,都没有给过孙老师很高的评价。从考试教育的角度,我同意她的观点,然而在我看来,地区级教研室的评价体系,是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评价孙老师的,在皖东北平原这块土地上,他完全是个异类。

临去北京读大学之前,我匆匆找孙伟老师道别,真的挺感激他的。他说了一些祝福的话,便送我出来。走到荷花塘那里,他突然问我:“还记得你背的《荷塘月色》吗?”我点头。“朱自清写的是清华的荷塘,不是这儿。”他停了一会儿说,“外面的世界非常大,你应该属于那里,别回灵璧了,回这里没出息。”接着他说了自己同学的例子,两个同学,都上了安徽医学院,后来一个留在了合肥,一个分到了县医院。“现在省城的那个已经是著名专家了,在县里的这个,每天就打打牌喝点酒,废了。”我认真听着老师的话,本来去北京是件挺高兴的事,让他这么一讲,我突然心里有一种少年背井离乡的难过,真的不会回来了吗?脚边的水塘,荷花静静地开着。

4

到了北京,我真的见到了清华园著名的荷塘,似乎也没多大。另外,我上的大学在北京东郊,要过两条铁路才能进城,图书馆也没有想象的气派,就十万册书,正好是孙老师所说“烂学校”的标准。我学的专业是新闻摄影,更像是从事体力劳动。偶尔和其他专业的聊聊文学,比方诗歌,我不是还有一点储备吗?可他们话题里的诗人和流派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别说国外的作者,就是北岛、舒婷还有这个学校的诗人叶延滨……也是我头回听到。毕竟,孙老师书柜里躺的都是五、六十年代翻译的陈年旧书,而我进入大学的时代恰恰是读书无禁区、西方哲学和文学思潮大规模杀伤性进入国内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落伍,很落寞,很搭不上茬……有点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

给孙老师写信,非常想把北京和县城的巨大文化落差以及自己的自卑心理告诉他,但又觉得说出来很丢人。纠结着,信刚开头,文字就改成了“大学生活多美好”什么的。回想那个年纪的信件,无一例外的都是吹点小牛逼,秀点小文笔的路数。不过很快,高考落榜继续在母校复读的同学来信说,孙老师在课堂上念了我的信,还做了点评,很骄傲。我看了直想哭。用朱自清的文字表达就是,“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我刚刚开始的文学道路,或许在此画上句号了吧。我心里说。然而,我更没想到的是,从这时起,我再没见过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孙伟。

由于寒暑假孙老师都要回上海或者蚌埠,我回到老家的时候,孙老师家总是空房。就这样,有两年我们没有见面。大三那年暑假,听说他在灵璧没走,我想这次该见到了,但被母亲拦住了……

为尊者讳,简单说吧,孙老师生活上有了变故,爱人邹老师一时接受不了,寻了短见……这种事情,在今天可能不会闹的那么僵,但当时,在我们偏僻的小县城简直像原子弹爆炸一样,当事人只能选择闭门不出。不久,孙老师携儿子和新婚妻子调离了灵璧,从此音信皆无。前年,偶然遇到在蚌埠工作的同学,聊天时,我提到孙老师,同学说:“你不知道啊?已经去世几年了。”我惊住了,他没多大岁数啊,也就六十左右吧?

惊魂未定,我电话通知了住在北京的父母,母亲沉默一会儿告诉我,这个消息她早已知道,只是没有告诉我。“我和你爸爸确实不知道他临终前是在北京抢救的,而且就在几百米之外的海军总医院。”母亲说,“如果知道,无论如何我们也会去探望他。”

我能理解母亲所说的“无论如何”是指什么。她至今认为,多年前孙老师对妻子没有及时施救是不能原谅的。“做人不能这样。”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母亲都会摇头。我无法回到当年去探究孙老师的内心,没有勇气,也没有机会和自己的老师了解三十多年前的细节,毕竟,这是一个悲剧。此外,我推测,母亲拒绝与孙伟老师继续来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造成孙老师生活变故的那个“她”,正是自己曾经无话不谈的同事和朋友——也就是那位漂亮的袁老师。

5

不久前,上高一的儿子放寒假了。看着他开心地在文化演出信息上挑选自己喜欢的剧目,恣意地在kindle里购买喜欢的书籍,我不由地想起自己高一时的那个寒假,那一个个不停呵气暖手读书的夜晚,想起曾经影响我的孙伟老师。

去年回灵璧时,看见荷花塘早已填平并修建了住宅楼,原先的鱼塘也几乎被生活垃圾填满,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曾经向一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小妹说起过孙老师的故事。她叫文静,当年和孙老师是隔壁邻居,现在是我的同事。文静听了后非常吃惊:“怎么可能呢?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是啊,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生命体,绝大多数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曾经的生活印迹已经荡然无存。但同时,总有些人,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态度会影响自己身边的人。

我的荷花塘
今天北京极寒,但室内温暖如春,耳畔是儿子沉睡的鼾声和窗外北风的呼啸。我写下这些文字,是想表达对孙先生的怀念。将来有机会去祭奠他,我很想对他说:当年先生在我身上种下的那种叫文学的病毒,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当我已经两鬓斑白的时候,它仍然在我体内隐隐作痛。正如冬季宿根的荷叶,一旦春风吹过,它总会想方设法招摇地跃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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