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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伟大奇迹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6-3-19 20:20
标题: 伟大奇迹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

当我们谈论西南联大时，我们谈什么 2016-03-18 10:35:24 归档在我的博文 | 浏览 25461 次 | 评论 4 条
文/邵颖华
在云南师范大学东北侧，绿树环绕之中，耸立着一通由著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石碑上镌刻千字碑文，记述着西南联大的创建历史和校风、校典。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筑民主堡垒之称号”，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
时隔近80年，西南联大依然被人津津乐道。那么，当我们谈论西南联大时，我们谈什么？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西南联大在涵养民族精神、保护文化火种方面，功不可没。西南联大传递的精神，穿透时空，我们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得到。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历史上，侵略者最想做的绝不仅仅是占领土地，最恶毒的是毁灭被占领地的文化，摧毁其民族的精神。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在爱国者张伯苓主导下的南开大学遭到狂轰滥炸，清华大学也遭到炮击。“八·一三事变”中，日军指挥官下令对上海商务印书馆进行点穴式轰炸，因为他知道那里是创造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要地。
为了中华民族的精华免遭毁灭，教育部命令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名校冲破日军铁蹄的封锁，冒着隆隆的炮火，在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来迁往云南，1938年4月，在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而原来三校的教授们，很多都经历了艰难曲折，才汇入了西南联大的洪流。
日军打进北平时，陈寅恪教授的父亲，著名诗人陈三立绝食而亡。日军向陈寅恪送来了请柬，想笼络学界这一领袖人物。可是在父亲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时，他就悄然离开了北平。
这时，众多的学者教授比如闻一多、吴宓等，都抛家舍业，混入了难民的队伍，滚滚南下。这批学者，之前大都过着优渥的生活。如果留下来，日本人承诺：继续教学，照样保证教授丰厚的年金。作为教授，像闻一多可以有两个抄文的书记员，有保姆，有厨师，还有洋车夫，有宅院。但是他决绝地抛下这一切离开了。孤傲狂狷的刘文典，在1938年春离别北平，天涯孤旅，千里走单骑，辗转到了西南联大。
其中也有没走的，清华哲学教授邓以蜇，八年来没有去日伪的大学里教过一天的课，就靠在街头变卖自己家里的古董维持生计，决不向日本人低头。1940年他曾对儿子邓稼先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而奉命留下保护校产的北大教授周作人，因为与日本人有瓜葛，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原谅。
“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气节，自古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看重的。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下北大校长蒋梦麟在昆明的生活状况：“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誓死不当亡国奴的西南联大师生自觉地承担起了民族复兴的责任，彰显了“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民族气节。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长沙临时大学时，钱穆教授说战争总要过去的，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我们为什么挨打？我们要强盛。所以我们的读书不能中断，我们培育人才不能中断。当时钱穆教授编写的《国史大纲》，首页就是“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他用这种行为来表明自己对中华民族的忠诚。
从长沙迁往昆明时，一部分学生在闻一多等老师的带领下，一路步行，跋山涉水，辗转3500里，走了68天，1938年初夏才到达。相对于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师生们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在路上，他们见识了中国河山之壮丽，也看到了民生之凋敝。这更激发了师生的救国之心。
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战争。在西南联大，课堂就是他们的战场，他们的目标是——文化的传承。只要文化不灭，民族就不会被征服，不会消亡。联大学人们以绚烂的绽放来告慰满目疮痍的祖国。一部部开创性的著作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在中华民族最为艰难的岁月，中国文脉在西南边陲绵延发展，从未断绝。
但联大师生绝不是躲在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后来搬到四川李庄的梁思成，用英文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但他的身体严重透支，他家的生活陷入困顿。费正清写信邀请他们到美国治病、工作，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给费正清的一封回信中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联大办学期间，有1100多热血学子投笔从戎，有的为国捐躯。这里面最著名的就是现代派诗人穆旦，他跟随杜聿明的第五军一直打到缅甸，经历九死一生。连校长梅贻琦的一儿一女也投军，分别加入中国抗日远征军和空军。“一定胜利！”成了师生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但经过共赴国难的考验和艰苦卓绝的锻炼，西南联大树立了新气象。原来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载物”和南开的务实精神，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反而更加和谐地融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学风、新的人际关系和更加开放的氛围。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学院暂时不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经营，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关。校长梅贻琦顾念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的公正无私。
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这种团结不仅仅表现在三校内部，西南联大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到了湖南以后，抗日名将张治中将军，积极配给校舍。迁往云南时，张将军给步行的师生每个人都发了军装，还派了一位黄师岳团长一直护送到昆明。
联大每日所需的粮食菜蔬和其他物资，大都出自附近郊县。当地三校早已毕业的校友倾力相助，帮着租车，联系采购、运送。因此联大得以正常运转，学者们得以专心治学。
自古文人相轻，但联大“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碑文）
据说，胡适在美国偶然看见有一本拓扑学的书，关于数学的。他马上把这本书买了，寄到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们互相传阅、抄录，陈省身先生说，抄了以后就马上讲给学生。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昆明那种茅草棚里也可以教出与国际接轨的学生了。
就是这样一群文化人，不放弃对知识的追求，不放弃文化的传播，他们不当顺民，不当亡国奴的举动，也使全国得到一种鼓舞。所以西南联大这种转移，实际上也加强了整个民族抗战的信心，加强了抗战的力量。也是步行者之一的诗人穆旦就写过这样的诗句，他说看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之大，不仅在学富五车，更在襟怀坦荡。这一点在当年的西
南联大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联大集三校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于一堂，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璀璨。
抗战爆发后，大批中国留学人员从欧美、日本等地返回祖国，并以一己之长，投身中国各项事业。据统计，1941年时联大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156人有留学经历，占87%。这一批海归学贯中西，教授们还跨学科联合开班授课。这使得战时地处西南边陲、几乎与世隔绝的西南联大仍能与世界前沿学术理念接轨。
杨振宁在联大物理系本科毕业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他回忆说，自己惊奇地发现，“在芝加哥课堂上的收获并不比我在中国所学到的多”，因为中国的老师“在教学上（比美国）更认真，准备更充分，内容也更深”。在后来的科研中，他仍经常查阅在联大课堂上所做的笔记。
教授们创新教学方法，对学生倾其所有。杨振声这一“京派”文人中老大哥式的人物，正直、朴实、热心，提携了一大批青年作家。萧乾称杨振声为“启蒙老师”，沈从文蜚声文坛也和杨振声的提携有很大关系。
由于教学仪器和设备较为缺乏，无法实验，教师们就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1941年7月由曾昭抡教授率领师生，渡过金沙江，穿越大凉山，进入彝族区，对沿途矿产资源、交通情况进行了普查及核实，这对新中国成立后大西南的开发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为躲避轰炸，教授们大多住得很分散。有的住在远郊，步行几十里来上课，却从不迟到。在日寇飞机轰炸昆明时，刘文典说：“我宁愿被日机炸死，也不能缺课。”很多教授已不复昔日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皆是。朱自清先生的生活窘迫到连一件御寒的棉衣都无力缝制。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传道授业的热忱，进行学术研究的执着。而这一切，也让战时昆明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浓浓的书香。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联大教授们身上体现得尤其充分。
联大每个系都有名教授，大都特立独行，自成一家；他们拒绝教育部统一教材的要求，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名师的课总是很受学生欢迎，教室里站不下，学生们就都挤在窗边听。
闻一多先生讲“唐诗”，他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但他讲得非常入神。不管是多难、多古怪的东西，好像都能被他解出来，而且，不是引经据典的，完全是自己的见解。连工学院的学生都给吸引了过来。
汤用彤讲“魏晋玄学”，他光头，个子矮，但给大班上课时嗓门特别大。他的课，那种道家的境界、魏晋玄学的潇洒，对学生影响深极。
西南联大有陈寅恪、冯有兰、钱穆等穿长衫的大儒，也不乏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青年才俊。比如身材高大、风衣飘飘的金岳霖；才华横溢、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还有戴着金丝边眼镜、充满浪漫气质的卞之琳，等等。
当然，教授们也并非圣人，不同类型的学者在观念上的冲突也十分常见。但君子和而不同。如哲学系的贺麟教授欣赏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外无理”说，反对理在心外，而冯友兰先生的在这方面的思想观点则正好相反。但不管是贺先生还是冯先生，都受到了学生的尊重。在学术争论的过程中，“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学生的心灵里悄然扎根，而这，正是一所现代大学的灵魂。
西南联大经历了很多曲折和苦难，但它依然保护了这些学者和学生的人文个性。很多教授可能互相间都是看不惯的，有的在学术上有分歧，为人脾气都很不一样，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民族感情。
西南联大对学生的管理也很自由，没有人去查到、管纪律，大家反而上课积极。学校允许转系，允许跨专业自由选课。但学风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的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仅有3800人毕业。
西南联大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民主治校的大学精神，至今依然透射着耀眼的光辉。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西南联大的先生们也走进市井，向市民宣传女孩要放脚，要走进学堂等。社会学教授潘光旦曾拄着拐杖到昆明女中去讲“优生学”。这些先进的理念，这种改变社会的毅力照耀着整个昆明城，也鼓舞影响着着很多人的一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和“刚毅坚卓”（联大校训）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联大师生在物质生活极为艰困的日子里，激情不减，弦歌不辍。无怪乎林语堂上世纪40年代初路过昆明作演讲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联大师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
而数十年后，当联大学生邓稼先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郑重签名时，人们会又一次想起西南联大，想起联大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
我们现在不缺人才，而独独缺少人杰。“人杰”它含有信仰和为信仰而献身的因素。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绝不止于学术上的追求，更有与民族共命运的时代强音。
在纷飞的战火中，西南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创造了中国教育历史上的奇迹。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学生有92人，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奖。
这才是大学，为国家培养出这样的一些顶天立地的栋梁之材，培养有力量的爱国者的地方。联大奇迹的出现，植根于师生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精神。历史上，统治者丢失中原，仓皇“南渡”，偏安江表，发生过三次，但“未有能北返者”。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1946年5月，奉命结束。三校复校，返回北平、天津。三校决定，绝不续聘在日伪大学任教过的教授。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以“衣冠之亡”指代“文明的消亡”，他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读此言，我们更应该感恩“西南联大”，感恩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所有志士仁人，感恩他们保护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火种，让我们民族的精神得以涵养，感恩他们将一份读书人的尊严和担当，书写在了中国的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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