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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多投”最直观的原因:中国作家的稿费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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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4 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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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多投”最直观的原因:中国作家的稿费太低
作者:李岩
近日,45家国内顶尖的文学杂志聚到一起,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对抄袭和“一稿多投”说不。一旦发现有抄袭或“一稿多投”行为的,立即在这45家杂志进行联合封杀。文学杂志一向独立运营,像这样大规模联合整治的举措不多见,这说明它们的确很为这些事伤脑筋。
抄袭不用解释,大家都懂。“一稿多投”则是相对陌生的概念,指的是作者把一篇稿子投给多家杂志的行为。“一稿多投”之所以要被禁止,是因为它打击了文学刊物的原创性与首发性,理论上是知错犯错。“一稿多投”一旦被发现,作家就面临身败名裂的危险。按理说,作家最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作品被刊发出来,有一家发了就好,为什么还要冒那么大的风险,投那么多家杂志呢?
一、反对“一稿多投”的联合声明,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发出?
“一稿多投”是个很普遍的现象,长期以来解决办法不多。这其中有个最直观的矛盾:从杂志的角度,花了稿费,买了作者的稿子,就希望独家刊发;从作者的角度,多投给几家杂志,万一能在好几个地方发,自己能多收好几份稿费也是蛮好的。
这个矛盾就造成了作者和杂志社的根本分歧:杂志社认为,“一稿多投”是骗子行为,十恶不赦,必须严厉打击;作者认为,我就靠写作养家糊口呢,辛辛苦苦写出一部稿子,每家稿费都那么少,多投几个地方多挣几份稿费也没什么吧,又不是抄袭……
从公理上来说,杂志社有天然的道德正确性。一稿多投的确涉嫌诈骗,可以类比重婚罪——程度不同,性质类似,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存在着“其他人发现不了”的侥幸心理。
以往互联网不发达的时期,“一稿多投”只能靠编辑肉眼发现,这显然是不现实的,阅读量再大的编辑,也不能读遍国内所有刊物。只要作者稍微聪明点,投给几家不太同质化,地理距离不太近的杂志(例如甘肃投一份,北京投一份,广西投一份),基本就不会被抓住。简单讲,只要薅羊毛别从一个地方薅,就不会有事。
而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全国杂志联手惩治“一稿多投”就成了可能。每家杂志都有微信公号,每期杂志的目录和作品简介都在公号上发布;与此同时,各大杂志的负责人也可以很容易地组建一个微信群,互通有无。一旦在其他杂志上发现“哎这篇怎么那么眼熟啊,好像我也发过”,就可以在群里联系该杂志负责人,一对就能查出猫腻。
从这个角度来讲,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给了全国文学杂志合力整治“一稿多投”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事实上,这个声明确实就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聊出来的。
二、“一稿多投”最直观的原因:中国作家的稿费太低
“一稿多投”到了如今这种人人喊打的程度,可见其范围之广,危害之深。那为什么有作家屡屡铤而走险呢?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就是纯粹的经济原因——稿费太低。
新中国第一次明确稿费标准,是在1958年,每千字为4元至15元。那一年中国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年工资是536元,月均工资是45元。也就是说,如果拿到最高额的稿酬,一篇3000字的短文就可以赚到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作家在那时无疑是高收入群体。
随后,稿酬标准又经历了1980年、1984年、1990年和1999年的四次提升,最后调整为“原创作品每千字30元至100元”。这个数字基本也还算靠谱。作家毕飞宇介绍,1991年,他的中篇处女作《孤岛》稿酬大概是1700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他3年的工资。(笔者查了一下,《孤岛》篇幅在44000字左右,平均下来,毕飞宇当年拿到的是千字38元左右的稿酬。)
一个中篇小说管三年温饱不愁,这无疑也是作家的好日子。
接下来,中国经济进入了快车道,每年GDP涨幅都在10%左右,但稿费标准在1999年之后,长时间保持不动。直到直到2014年11月1日,国家版权局颁布新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正式施行,稿酬标准才再次得到提升,为千字80元至300元。
稿酬标准从1999年的千字30元至100元,提升到了2014年的千字80元至300元,大概涨了两倍。但经历过这段日子的中国人都明白,我们的生活水平、消费水平,在这期间涨了远远不止两倍。于是,尴尬就来了。
还说毕飞宇,他介绍说,如今发表一个中篇拿到的稿酬是大几千块,比1991年多了好几倍。但是这只相当于如今一个月的工资。从一篇顶三年工资,变成了一篇顶一个月工资,相对来说,稿酬是大大缩水了。
一提到稿费,作家们基本上都变身段子手,各种自嘲全来了。
作家林白这么说:“如果没有孩子,不用养家,有房子住,买淘宝上最便宜的衣服,经常吃方便面,那(稿费)还是可以(生活)的。”
作家周涛这么说:“没有单位保障我得去要饭。”
作家杨显惠则说,他的孩子是靠妻子的工资和单位的工资养大的。
而海南文联荣誉主席韩少功的话,更为高屋建瓴:“中国90%的作家恐怕不能完全靠写作养活自己。”
俗话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跟欧美同行比起来,我国这点稿费就更不够看了。
据了解,在美国,全国发行的刊物稿费在每千字750至2000美元之间,如美国《纽约客》杂志基础稿费是每千字15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将近万元,好稿子的稿费更是奇高,一篇短文的稿费,往往抵得上出本书;欧洲的报刊,每千字稿酬折算成人民币也有四、五千元之多。就算人家生活水平和物价更高,作家们也能靠稿费过上不错的生活。
所以,“一稿多投”的原因,归根到底就是稿费太低,低到了不能满足作家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同时,以前“一稿多投”被抓住的概率不大,也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了一些作家,让他们胆子越来越大。
当然,稿费太低使“一稿多投”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但并不能原谅。就像有的劫匪是为了截钱是为了给家人治病,其动机可以理解,但行为依旧触犯法律,依旧要被判刑是一个道理。
三、中国有必要有那么多文学杂志吗?
您可能会问,国内稿费低,作家被逼得“一稿多投”,那提高稿费标准不就行了吗?这话就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意思了,您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吗?
上文说到的那个出手特别豪爽的美国杂志《纽约客》,近年来在数字媒体的压力下,印刷版杂志销量降到了每期110万册。而在中国,销售情况最好的文学杂志是《收获》,它的销量是多少呢?10万册,而这已经大幅度领先国内其他文学期刊了。比《收获》名头更响的《人民文学》,大概销量在2-5万册左右。
所以,销量10万册的杂志去跟人家销量110万册的杂志比稿酬,这就像个三岁小孩和体重两百斤的胖子比谁力气大,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况且《收获》是双月刊,《人民文学》是月刊,而《纽约客》则是周刊,比年销售量更是差得远了。
再来比文学期刊数量。美国“文学杂志理事会”是美国文学期刊的一个重要组织,目前该组织成员有500多个。而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网发布的“2013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我国目前文学、艺术类期刊共有635种,平均期印数1444万册,核算下来每本杂志每期卖出了2万册多一点。
期刊种类上,中美不相上下;每期销量上,中美差距巨大。所以中美作家稿费的差距,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杂志卖不出去,自然就没有高额的稿费给作者。
钱不够的时候,方法只有两种:开源与节流。
具体到文学杂志这件事,开源的方法无非两种:一是国家突然大力扶持,给了很多的资金;二是中国文学人口突然增多,杂志销量成倍数增长。在如今纸媒萎靡的境况下,这两种方法显然都不现实。
节流的方法也有两种:一是作家忍着,别要高稿费,因为确实给不起;二是削减文学杂志数量,把有限的稿费集中到高质量的稿件上。
让作家忍着,实际情况已经不现实,很多人明知会身败名裂却依然“一稿多投”,就很能说明问题。所以,削减文学杂志数量,把有限的稿费集中到高质量的稿件上,虽然听起来残酷,却不失为一个办法。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体制问题,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文联、作协,也就相应的都有几家文学杂志。
上文提到的《收获》、《人民文学》能够基本自负盈亏,这是文学期刊中的极少数,大多数杂志都是凭借挂靠单位的救济活着。属于作协机关刊物,属于吃饭财政,按照政治级别,有局级、处级、科级之分,获得经费办刊,因为不接地气,杂志没有市场和影响力,没有足够高的市场稿费吸引好的作者,只能勉强生存。
而像今天活跃的年轻作家,安妮宝贝、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笛安、落落、蔡骏们,干脆自己办起了文学杂志,靠高稿费吸引了众多当红作者,贴近年轻人的生活和阅读喜好,吸引分流了大批文学刊物的读者。
那些搞“纯文学”的作家们会抱怨:没有单位,只靠稿费会饿死;同时杂志也是如此:没有单位,这些杂志也会死掉。
作为稿件的供求双方,都面临不靠救济就活不下去的窘境,那情况就很明晰了:这种供求关系,压根就不应该存在下去。中国没有那么多文学读者,短时间内也培养不起来更多读者,那过多的文学杂志就是一种浪费;同时,作家们也要改变“只有文学杂志刊发才是作品得到了认可”这种思路,可以绕开文学杂志,直接把作品投入出版流程,接受市场的检验,靠作品本身的魅力赢得读者,从而赚取体面的生活。
所以,作家们与其怨天尤人,慨叹稿费太低活不下去,不如换一个思路:让出版市场检验自己的成色;杂志社与其埋怨读者不识货,杂志卖不出去,不如考虑一下,自己这本杂志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
结语:
总结一下本文的观点,无非四条:
“一稿多投”涉嫌欺诈,必须严令禁止;
45家文学杂志联合声明是有效的举措,举双手赞成;
中国当前的稿费标准确实比较低,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提高稿费;
很多文学杂志办刊方向相同,面目雷同趣味单一,缺乏多元化和丰富性,说到底还是没有市场压力。应该以读者需要为导向,调整办刊方向,进行市场化改革,充分竞争,寻找自己的市场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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