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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在美国国会前举行反对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抗议活动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6-6-7 08:17
标题: 在美国国会前举行反对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抗议活动

这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新闻，但是当地的主流媒体没有报道。

2016年4月11日，在美国国会前举行反对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抗议活动的400多抗议者，在非暴力静坐中被捕。其中的很多被捕者是从150英里外的费城自由钟一路走来。这场抗议的目的是要求结束金钱政治，确保自由、公正的选举。第二天，又有85名抗议者，其中多数是老年人，在高喊“民主不是用来卖的”口号时被捕。这应该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新闻。但是，当地的《华盛顿邮报》只在本市第三版的新闻简讯里，在一个10岁小男孩骑车被撞了的消息和一个男人逃税被叛两年徒刑的简讯后，刊登了一条150字左右的简讯。《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没有报道这条新闻。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用了12秒报道这条新闻，福克斯新闻频道用了17秒报道这条新闻。
一、美国媒体的偏见会导致某些新闻被“遗漏”
十多年前，美国畅销书《偏见》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其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丹·拉舍的内幕故事，透视了美国电视网文化和美国主流媒体文化。作者伯纳德·戈德堡在CBS当了28年记者，他讲述了美国新闻界内部盛行的一种公司文化，揭露了美国三大电视网在新闻报道中常常一边倒的问题。作者以新闻界一名知情人的角色披露了这样一些内容：为什么美国大电视网的黄金时节会漏报某条重大新闻？美国新闻机构政治上的正确性是如何压倒事实真相的？美国媒体精英是如何与美国社会相脱节的？《60分钟》这样知名的栏目是如何通过记者的偏见扭曲新闻的？偏见是个人的价值观造成的，还是追求收视率、耸人听闻新闻和金钱造成的？新闻既然有偏见，通过何种方式，能够平衡新闻报道？
CBS资深记者伯纳德·戈德堡在这本书里泄露了一个秘密：美国的新闻媒体和美国大多数记者都是有政治偏见的。戈德堡试图在这本书中揭穿了美国媒体的神话，向公众展示，公平、平衡和诚实这些基本的新闻学原则已经从美国的主流电视网消失了。这本书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让读者清醒地看到，原来记者们报道的所谓事实，更多的是记者们个人的意见。
在好莱坞描写华莱士的《60分钟》的影片《知情人》中，一个香烟厂高级管理人员由于内部矛盾，出来向记者告密。《60分钟》把这个告密者当成英雄，为他树碑立传。但是，一旦新闻界内部有人出来讲述新闻界内部的故事，新闻界就会把他当成叛徒来处置。戈德堡称这是因为媒体对告密者有双重标准。戈德堡指出，美国记者“如果你就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圈内人就会不喜欢你。他们不会赞赏你。他们认为你是叛徒。”媒体可以随意妖魔化别人，但是，任何人不得与媒体对着干。戈德堡颇为煽情地写道，批评媒体就像“强奸他们的妻子或绑架他们的孩子”。美国三大电视网旗下的大腕节目主持人是这些电视网的摇钱树，他们的形象不能受到任何损害。他们可以就任何有争议的问题，向别人提出最尖锐的甚至难堪的问题，但是别人不可向他们提出任何疑问。
二、美国媒体的新闻策划会“遗漏”某些事实
要认清美国媒体的真面目，其中有几个基本的观察媒体的出发点：人们每天看到的新闻不是客观的；新闻是构造出来的，不是客观报道出来的；新闻是传递观点的，不是报道真相的；新闻报道是有立场的，不是满足人民知情权的，必要时会凶狠地埋葬新闻真相；媒体是商业企业，新闻是商品；媒体对新闻的第一时间要求是获取金钱，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无关；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媒体都会采取不同的新闻报道框架、不同的新闻语境、不同的新闻立场。
新闻自由意味着记者对事实负责，而不是对媒体老板负责。但是，在一个高度商业化和资本操控的媒介社会里，记者对商业压力的责任大于对社会的责任。记者的首要读者是自己的老板，记者期待满足媒体老板、主编、制片人、投资者的偏好；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不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是一个严格按照媒体内部组织机构的潜规则进行报道的人；记者的独立性受制于新闻同行、新闻圈、新闻编辑部的报道立场和框架。在今天的网络舆论场里，新闻产品是媒体和网络公司内部选择的结果。新闻生产部门要预测选题、策划采访对象。从本质上看，新闻不是客观、独立的报道，是媒体和网络公司主观选择的结果。媒体作为商业公司的特点是，用最低的成本每天有计划地、持续地生产出受众满意的新闻产品。记者作为个人，只是新闻生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记者每天做的工作是媒体公司的委托课题，通过采访谁、引用谁的话、导语和标题的构思、语境的烘托，来满足客户的好奇心。媒体老板决定什么样的新闻优先刊播，这种作用也决定了什么新闻重要、什么新闻不重要。媒体公司宠爱报道符合自己框架和议程的政治家、新闻事件、问题等。媒体经常采用的报道手段是，强化一种信源、重点报道一个人（英雄或坏蛋）、突出展示一类观点。
为什么媒体和记者做不到客观报道呢？我在上课时，常常对新闻进行政治解剖，并不断问学生这样几个问题：这条新闻是给谁看的？换句话说，这条新闻的消费市场在哪里？这条新闻是谁讲述的？换句话说，这条新闻是谁透露的，其立场是什么？在这条新闻中听到的是谁的声音？在这条新闻中，没有听到谁的声音？这条新闻使用了哪些正面的或负面的新闻用语？这些新闻用语对谁有利？这条新闻会给谁带来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好处？换句话说，该新闻产品制造背后有无利益集团的政治或经济动机、隐藏议程？记者是否使用了模式化报道或新闻八股？如把复杂的事件或冲突简单化、标签化为“好人”与“坏人”或“天使”与“妖魔”的斗争?谁是这条新闻的赢家，谁是输家？
新闻解剖的结果，找不到一条纯客观的新闻。客观报道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新闻自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新闻自由应该是这样的：CNN报道萨达姆被捕，布什对此发表半个小时演讲，与此同时，CNN还需要在同一屏幕上给萨达姆半个小时的演讲时间，请他对自己的被捕发表评论。这样一种新闻自由和客观报道，无论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纯粹的新闻自由，是因为新闻本身不是绝对的，新闻是相对的。新闻的价值判断受制于新闻发生的地点、媒体所在地、媒体的受众构成等因素。因此，CNN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受众需要出发，播出的新闻对美国是重要新闻，但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就不一定了。
三、美国大公司和媒体自身利益决定“遗漏”什么样的事实
2016年4月，威瑞森通讯公司36000工人罢工，要求保护工人的权益。美国大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大媒体和劳工之间在话语权方面的极端不对称。通过统计分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网络媒体巨头Buzzfeed和网络新闻媒体Vox有关这场罢工的报道发现，威瑞森公司老板的声音是工人代表声音的两倍之多。
在《纽约时报》的四篇报道中，威瑞森公司管理层的话被引用8次，工人的声音被引用4次。在《华盛顿邮报》的两篇报道中，公司管理层与工人的声音被引用的比例是6∶2。网络媒体Buzzfeed发表了三篇报道，公司管理层与工人的话被引用之比是13∶7。另一家大网络新闻公司Vox只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中四处引用的话都是出自公司管理层之口。为什么在媒体上听到的公司管理层和工人代表的声音差异这么大呢？威瑞森市值2120亿美元，有一个强大的公共关系机器，而工会和工人们是雇不起公关公司的。
即使某个有良知的记者试图平衡地报道双方的声音，但是，在这种不对称的权力面前，记者很无奈。新闻报道需要直接引语，而大公司总是有公关公司为其准备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直接引语。
媒体不会揭露自身隐藏的问题。马赛诸塞州萨勒姆大学历史教授、《不留记录：移民是如何变成非法的》一书作者阿维娃·乔姆斯基在《反策划》网络杂志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波士顿环球报》报纸派送工人罢工事件。《波士顿环球报》决定把报纸的派送工作转包给一个新公司，因为这家新公司的价格更便宜。美国报纸的发行和派送通过转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行业。送报的人开车送报线路不仅远且复杂。无论天气何其恶劣、条件多么差，一年365天，每天从凌晨2时到早上6时，从不间断地送报。送报工人不仅工资极其低廉，而且要用自己的汽车、买自己的保险。结果，今天在美国送报的多是没有记录的非法移民。送报成了一种暗藏的地下经济的一部分。《波士顿环球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劳务成本，少付工人钱。这种送报体制跟媒体人每天声称的调查新闻、揭露社会黑暗面正好相反，因为报纸依赖的正是它自身暗藏的不公的分配制度。
四、美国的外交政策决定媒体“遗漏”什么样的事实
美国媒体不会报道“敌国”做的善事。美国媒体在报道美国历史、盟国的历史时，常把一些邪恶的做法当成道德的。而在报道官方指定的敌人时，则总是不可救药的，从来都是干坏事的。例如，奥巴马作为美国首位总统今年春天访问古巴时，美国媒体就“遗漏”古巴长期以来向海外危机地区派遣医生救治伤病员的故事。为什么不报道古巴干的好事？因为这是古巴，是卡斯特罗的国家。
古巴过去一百多年里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历史上十几次入侵古巴，最近的一次是1961年。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采取一切手段，合法的或非法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暴力的或非暴力的，企图推翻古巴政府。奥巴马在古巴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承认古巴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这是令人吃惊的美国领导人的声明，因为此前，美国从来不承认古巴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1959年古巴人民起义推翻独裁统治时，美国发现控制不了卡斯特罗，决定不支持古巴人民自己的选择。根据美国揭秘的政府文件，美国国务院希望古巴革命带来的变化是美国政府能接受的，美国和古巴能持续过去的关系，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但是，美国政府发现古巴人在这方面完全不合作。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说，“所以，我们要决定是否让这场革命成功”。
在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通过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秘密行动，向那些旨在更迭古巴政府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的主流媒体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施行的反左翼政权的外交政策。例如，《华盛顿邮报》在报道2016年3月奥马巴访问古巴和阿根廷时的文章《奥巴马在阿根廷将鼓舞南美远离左翼》中毫无掩饰地说，“他（奥巴马）在南美政治变革的划时代的关头来访了。在左翼领袖靠与美国对着干获得的民粹支持并统治十多年后，这个大陆回到世界的中央。奥巴马要力推南美一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是把阿根廷前左翼执政党领导人基什内尔总统和克里斯蒂娜总统等同于美国官方的敌人伊朗、古巴和委内瑞拉。
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新闻标准和价值观：亲美意味着友善，反美意味着邪恶。美国媒体判定一个国家是否亲美，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按照美国的意思去说、去做。巴西工人党减少了这个国家55%的贫困人口，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乌拉圭进入21世纪表现都很出色，但是美国媒体依照意识形态和美国外交政策判断，他们是左翼政府，他们不反对自己的国家，他们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反对外来干预，因此被媒体认为是反美的。美国媒体的新闻价值判断是意识形态决定的。他们反对所有的左翼政府，支持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和乌拉圭的议会政变。巴西总统罗塞夫面临众议院弹劾，那些提议弹劾总统的议员们本身就是正在被调查的腐败分子。但是，美国的精英媒体在报道中，非常简单化地说，政府受到腐败指控，人民在抗议政府。美国精英媒体跟其一贯立场一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拉美左翼政府的厌恶，不厌其烦地丑化这些左派政府。但是，美国精英媒体“遗漏”了巴西同时在发生的大规模的支持总统的游行。
为什么美国媒体总是“遗漏”沙特阿拉伯的负面新闻？沙特阿拉伯不具备美国的盟友的任何特征，比如，不与美国共享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什么美国政府和媒体在民主、人权等诸多问题上“遗漏”沙特的故事？美国政府对盟国和敌国的定义成为媒体报道这些国家的态度和基调。当政府称某国为盟国时，媒体迅速将这种关系定位为“我们”，当政府称某国为敌国时，媒体迅速称其为“他们”。媒体对“我们的人”总是像对待客户一样谨小慎微。“我们的人”本质上就是“我们的客户”。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过四次的国家在世界上屈指可数，但却四次访问了沙特。沙特成为美国的盟国，这是因为沙特是美国武器的大客户。除此之外，阿拉伯的君主们维护了美国在阿拉伯国家和波斯湾的军事存在，确保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无法在这个地区立足。
五、美国媒体配合政府军事行动“遗漏”某些事实
在阿富汗战争第一年，美国在阿富汗投了至少18000枚炸弹，但是美国媒体在阿富汗战争中基本上没有报道平民的消息。这种做法是美国国防部的一种宣传政策。当年《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说：“阿富汗老百姓在经历了许多的内战和暴力后，对于平民的死亡不会过于悲痛。”美国军方发言人说：“由于美军没有地面人员，所以无法核实平民伤亡。”他们为什么不报道平民伤亡呢？真的无法核实吗？其实每一次轰炸，美国都有情报人员向中央情报局报告。1999年，在发动袭击南联盟的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不断地对新闻界说，有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人被塞尔维亚军队伤害。虽然美国在科索沃没有地面部队，但他们在做出这种伤亡估计的时候毫不犹豫。当然，对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伤亡人数的夸张报道可以理解，因为它是为美国在北约发动军事进攻、推翻南斯拉夫政府而采取的宣传策略。《时代周刊》的记者汤姆森（Thomson）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批评美国政府封锁新闻的话：“安德逊会计公司在安然公司丑闻中做审计工作，而我们记者成了这场战争的审计员。”
在当前的叙利亚内战中，报道中央情报局武装支持的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武装”时，如何“遗漏”这些反叛武装跟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努斯拉阵线和叙利亚自由军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个敏感事实，这是令美国媒体深感头痛的事。奥巴马长期以来坚持说，美国支持的反叛武装独立于努斯拉阵线。而事实是，由于美国不喜欢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美国政府就依赖这些反叛武装跟努斯拉阵线发动联合攻势向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美国早在2013年把努斯拉阵线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是美国几乎没有对努斯拉阵线发动过任何空袭，反而对俄罗斯空袭努斯拉和美国支持的反叛武装表示抗议，要求俄罗斯停止空袭。美国媒体一直不敢跨越白宫的红线，报道这些反叛组织与努斯拉阵线的组织关系。卡塔尔王室家族出资办的《新阿拉伯日报》去年5月揭露了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叛武装在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勒颇省战场上在努斯拉和叙利亚自由军指挥下，加入了“征服阿勒颇联盟”，与这些恐怖组织联手跟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征服阿勒颇联盟”盟主早先是努斯拉阵线，后来改为叙利亚自由军。《新阿拉伯日报》说，努斯拉放弃“征服阿勒颇阵线”的领导权，是为美国向“温和派反叛武装”出售陶式导弹铺路，因为美国政府不能支持一个跟恐怖主义组织有直接联系的武装组织。另外，努斯拉阵线允许“温和派反派武装”从美国获得武器，还因为努斯拉阵线和自由军可以某种程度上分享这些武器。回顾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有关俄罗斯空袭美国支持的叛军目标的新闻报道，所有的报道都“遗漏”了这些“温和派武装”跟努斯拉阵线的从属关系。只有《华盛顿邮报》记者斯莱在去年10月的报道中说，俄罗斯空袭的几个城镇是“征服阿勒颇”联盟的据点，这个联盟是努斯拉阵线、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温和组织的大杂烩。但事实上，“征服阿勒颇”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联盟，而是一个军事指挥机构。
六、提高媒体素养，识别新闻“遗漏”
如果新闻被少数精英媒体和大公司控制，新闻传播将会出现严重的新闻“遗漏”。人们在媒体上，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媒体会由民主变成反民主。在大公司控制媒体的时代，媒体为了维护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利益，甚至会不惜埋葬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作为公共事业的组成部分，新闻事业应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言论出版自由，保证人民获得均等化的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服务。但是，资本控制的媒介市场存在着严重的话语权不平衡。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他未出版的《畜牧场》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自由国度中的审查制度毫无疑问比专制政体还要复杂和彻底，因为“不受欢迎的观点可以使之陷入沉默，不合时宜的事实可以使之陷入黑暗，而这些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禁令”。
西方法律界一直在就媒体的公共事业性质展开争论。早在70年前，一起针对美联社的诉讼援引反垄断法对付媒体，提出规范那些在向公众传播信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当时美国司法部指控，美联社的章程允许旗下报纸拒绝当地竞争对手加入其巨大的新闻网络，从而遏制对手。初审法院同意这个指控，指出，新闻并非普通产品，新闻是一种更“要紧”的产品，“包覆着一层公共利益”。但是，资本控制的媒体和网络会奋起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律制约。根据规制新闻媒介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民主的领域里，被大型私有公司控制的传媒体系的出现，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理念中自由报业的主张。
一个社会由富裕的私营主控制新闻和媒介的危害，特别是新闻这个民主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氧气，如果受到那些从现存的不平等和对现状的维持中受益者的控制就更是危险。比如，若地产大亨入股某个网络与媒体企业，这家网络或媒体就将在追逐利润的途中，反对任何抑制房价的政策。最令人担忧的是，跨行业的媒体投资与经营，将会导致媒体反对任何会损害他们趋于固化的跨行业集团利益的改革新政，并把所有为公众服务的价值观和机制当成自己的敌人。
在今天资本操控的全球网络媒体环境中，制约媒体滥用权力的难度体现在：一是媒体增长的权力，特别是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足以进行政治与社会动员，反击任何制约政策与措施；二是记者对商业压力的责任大于对社会的责任；三是媒体和网络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意见领袖群，记者在新闻的生产过程中，无法独立报道，他们要追踪资本集团的代言人和意见领袖，从中寻找新闻线索和集团内部接受和欢迎的报道框架和视点，媒体更多地引用政治、经济上的同盟者的信源；四是为了追求利润和效率，资本化的媒体鼓励新闻报道的联动——信息来源和框架全盘同质化，从而使议程和热点越来越趋同。
我们还可以从媒体的房地产广告和有关地产的新闻报道态度中，发现地产商是如何控制媒体的。我们还可以从网络的医药广告和有关医药的新闻报道态度中，发现医药公司如何操控网络媒体的。通过发现媒体背后的经济来源，了解其所属利益集团，可以深化对资本集团控制媒体理论的理解。
（作者：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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