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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我们对国外期刊的迷信太严重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20-8-8 10:37
标题: 我们对国外期刊的迷信太严重
今年1月，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示新《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及集刊（2017-2018）目录》，新目录中包括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在内的几份著名高校学报从“C刊” （CSSCI中文核心期刊）降为“C扩”（CSSCI的扩展版），引起学界哗然与新一轮“影响因子之争”。

2月25日，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与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长、同济学报社科版主编孙周兴做客文汇讲坛，就“破除学术神话：Nature杂志高影响因子的背后”展开对话。

《自然》为何权威？

   在对话现场，一位大学生坦言自己前来听讲，是以为这场讲座“会教学生怎么给《自然》（Nature）投稿”。

“我们对《自然》（Nature）已经到了跪拜的地步。”江晓原说，早在2006年，《自然》就透露对于在他们那发文的人员，中国科学院给出25万元奖金，中国农业大学给出30万元奖金。“对于自己在中国这么值钱，《自然》都觉得受宠若惊。”

“某些制度性安排支撑着《自然》的地位。国内很多公众根本没翻过《自然》，却知道‘《自然》是国际顶级刊物’。另一方面，《自然》也善于自我营销。”江晓原回忆自己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工作时，《自然》就开始给中国科研人员送杂志，“那时有一个说法——在《自然》上发了文章，当院士就是时间问题了。结果就是，在中国科学界、媒体界，它成功建构了神话。”

“构建学术神话，其中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影响因子。”江晓原感慨，“在（影响因子）这件事上，我们对国外的迷信太严重。”

很多人不知道，发布影响因子的“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其实是由美国人加菲尔德创办的私人商业公司，“加菲尔德自己都说了，本来不叫这个名字，但叫了这个名字，第三世界国家会以为该机构是由美国政府运营的。”

1964年，ISI开始出版“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CI)；1973年，继续推出“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SCI)；1975年，又衍生出了“期刊引证”报告（JCR）。JCR对SCI收录的数千种期刊的引用数据进行运算，并给出每种期刊影响因子的排名。

   耐人寻味的是，“影响因子”的想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只是最初还是“朴素的事情”——被图书馆用来判断“买什么杂志最划算”。“但从1975年开始，加菲尔德通过JCR报告正式发起影响因子游戏。他到处参加学术会议、作报告、鼓吹影响因子。”

结果显而易见。起码在中国，学术界普遍将期刊“影响因子”看成理所当然的“学术公器”，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江晓原称：“2016年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一共8778种，影响因子排名前20名里，《自然》及其子刊就占了9种。而中国上榜杂志中影响因子成绩最好的才14，比起《自然》的38相差甚远。这也是为何《自然》的权威性在中国学术界深入人心。”

江晓原（右）与孙周兴（右）就“破除学术神话：Nature杂志高影响因子的背后”展

            开对话。澎湃新闻记者罗昕图

   影响因子是能操弄的？

尽管影响因子的游戏早在1975年就开始玩了，但江晓原直言，国内图书情报学界至今尚未把影响因子公式弄准确。
江晓原指出，准确的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为：

一份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文章总数）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该期刊前两年所发表的“引用项”数，即为该期刊当年度的影响因子数值。

“我们国内的图书情报学界完全没有区分‘源刊文本’和‘引用项’。他们以为的影响因子公式是：一份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该期刊前两年所发表的‘源刊文本’数。”

江晓原指出，影响因子最初的公式也就是我们所误解的那个公式。但1975年公式修改后，期刊文章被分为两类，一种叫做引用项（学术文本），一种叫做非引用项（非学术文本），这两个项加在一起才构成了“源刊文本”数。

“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堂堂一本科学杂志，所有的源刊文本肯定都是学术文本，但事实上，《自然》上的引用项（学术文本）只占10%左右。《自然》共十八个栏目，只有三个栏目属于引用项。其余十五个栏目中，甚至可以刊登11岁小女孩写的科幻小说。”

“想让分式值变大，分子要变大，分母要变小。影响因子公式修改后，《自然》一方面要让自己的名头大起来，提高被引数（提高分子）；另一方面刊载越来越少的学术文本（减小分母）。”江晓原表示，从ISI开始出版JCR报告至今，《自然》一直在持续减少“引用项”的数量，从1974年的全年1502篇，减少到2014年的862篇。

与“引用项”大幅减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然》的影响因子从1974年的2.3变成2014年为41.5。

“说白了，期刊大可以根据影响因子公式里‘暗传的精神’来改善自己的排名。现今影响因子排名前20的期刊中，两栖刊物（非学术文本+学术文本）占据了半壁江山。”

江晓原感慨：“在（影响因子）这件事上，我们对国外的迷信太严重。” 澎湃新闻记者罗昕图

   影响因子之下，中国学术评价何去何从？

早在2013年，孙周兴就在同济学报主编新年致辞中提及“为了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眼下一些地方的一些学报居然串通起来相互引用，或者干脆要求作者本人安排引用，实在无耻至极。”

当时孙周兴的说法是“我们的学术已经够乱的了，作为学术阵地的大学学报就不要乱中添乱了”。一个多月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果真因影响因子从“C刊”降为“C扩”，孙周兴发表了主编声明，矛头直指影响因子崇拜和影响因子造假问题。在讲座现场，他又进一步追问：“人文科学，究竟能不能用量化评估的方法来评价？”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科学无所谓‘进步’，也无所谓‘淘汰’；人文科学更难做到‘价值中立’；人文科学的效应和成果是无法完全被计算和被量化的，而且人文科学的意义正在于抵抗技术给我们带来的普遍量化。”孙周兴如是说。

“孙老师这个提法，有点像是呼吁大佬时代的回归。”江晓原称，在大佬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认为钱锺书够一级研究员，于是钱锺书就被定为一级研究员。“但大佬时代过去了，谁来这样评别人都不服气。那么数字最简单。”

江晓原坦言，影响因子确实提供了论文评价和管理的简单工具，但也产生了问题。比如影响因子高的文章依然会被证明是错的；比如在影响因子计算中“引用是绝对的”，不管引用来支持还是反对，影响因子的数值都是一样的；又比如被《自然》撤销的高影响因子论文依然可以被他人引用。“对于玩弄影响因子游戏的人来说，文章引用高就是绝对的，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可以。”

江晓原担忧：“这将导致中国优秀学术资源严重外流。学校要求师生发高影响因子论文，那国外《自然》影响因子高啊，结果好文章都投到国外去。搞科研用了中国纳税人的钱，在国外发表文章又先要付版面费，据说这项费用现在中国每年支出数十亿，中国同胞要看这些文章还得再花钱将外国杂志买回来。结果是中国科学家用中国纳税人的钱为外国打工，长此以往中国学术期刊永无出头之日。”为此，他建议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

孙周兴认为，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这当然是好事，也是难题。其实包括南京大学期刊评价中心在内的机构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尝试，这一点不容怀疑。但无论如何，单纯依靠影响因子的量化评估体系来评价，肯定是会有问题的。

他指出：“如果一定要采取影响因子评价办法，那就必须建立防范机制，努力避免影响因子造假；另外是要正视学科差异，要区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不能一刀切；再就是，相关评估机构要做到公开透明，公布游戏规则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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