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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张治中回忆录：未完成的治疆实践；中华民族治理新疆的艰难历程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2014-5-4 08:54
标题: 张治中回忆录：未完成的治疆实践；中华民族治理新疆的艰难历程
1944年9月，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少数民族暴动。1946年春，国民政府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成立了由各族人民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张治中兼任省主席，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强中苏友好的外交政策，使新疆局面得以稳定下来，但另一方面，其政策在具体实施上也出现了争议，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联合政府的最终破裂。总的来说，张治中治疆之策，除了可以借鉴的部分，亦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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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未完成的治疆实践

张治中进疆时的形势
　　张治中回忆录中关于新疆问题的章节占了全书的1/4以上，详尽记述了和谈、分裂、解放的全过程，种种曲折艰难，不足为外人道。总体来看，他面临着“三突出”的形势：

　　一是其时斗争的残酷性相当突出。“新疆在历史上有人说几乎是十年一大乱，五年一小乱”的地方，民族仇恨至深，每次变乱都是各族主要是汉族和突厥语系民族互相残杀的时候，这次伊宁事变也未能例外，三区汉人被杀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下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了。”阿合买提江还对张治中说“如果放任这些极端分子去干的话，恐怕一个汉人也剩不下来。”另一方面，张也承认，历史上的封建统治使新疆“备受剥削和压迫”，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如同一座“大监狱”，三县暴动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也在吐鲁番等地“大肆逮捕，残酷杀害了许多人。”伊宁一批国民党军队在被少数民族部队围困、突围无望后枪杀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此间的仇恨与恐惧，令人心悸。

　　二是政治的复杂性相当突出。从外部看，列强的插手使新疆长期呈现四分五裂之势，中央政府在新疆属于“弱势部门”，特别是苏联依仗其比邻接壤之便和一贯的军事强硬态度，影响力极大。国民党是在盛世才立场转变后才进入新疆的，依托几个师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但初来乍到，举步维艰，抱着一向反苏的态度，也不利于事件的解决。张治中虽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与蒋介石和外交部对他的过于亲苏的路线并不赞成，张自承：“我以一个边疆负责人的地位，新疆问题又与苏联息息相关，但是在对外方针上与南京政府不一致，得不到主管部门的支持，这是最难解决的矛盾。”从内部看，当时新疆内部政治势力多元，包括了以后来的省府主席麦斯武德、省府秘书长艾沙为首的泛突厥主义派；以乌斯满、贾尼木汗为首的、习惯自行其是的哈萨克族势力；紧跟苏联政策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的伊宁少数民族军队实力派；以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骑兵师师长马呈祥等国民党主战派，以及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整体上也是四分五裂，缺乏“一个核心”。

　　三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相当突出。张治中指出，虽然新疆“宝藏实在太多”，但由于开发不足，与内地交通不便，一条铁路都没有，物资极少，“一切日常用品无不取给于苏联”，“农村破产，工商凋敝，新疆人民生活实在困苦已极”。另一方面，“因地方不靖，人心浮动，各级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贪污风气，变本加厉。” 张的秘书陶天白也在访谈中回忆他随张初到乌鲁木齐的景象：“下了飞机到迪化城，就有一种不满的情绪。迪化简直不像个城市的样子，楼房就两座，一座是新大楼，另外一座是大银行。其他地方要么是平房，要么是台铺子上面砌上一面墙的假楼房。全迪化市当时才12万人，破破烂烂，荒凉得很。内地一个大的镇都比迪化强。那街道、马路不成样子，汽车非常少，没有什么工业建设。”[详细]

　　

宽容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1945年10月14日，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中央代表开始同三区代表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民族压迫政策，三区代表在谈判之初存有戒心和疑虑。张治中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打消他们的顾虑，在谈判的第一天，就满怀深情地说：“中华民国是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和若干少数民族所构成的一个国家。这几个民族都是很亲爱的，如同兄弟手足，处于平等的地位。”“不过，我们并不否认，同在一个家庭的弟兄，对于有些问题，大家意见不一致，甚至因此吵吵闹闹也是难免的。……但都是一时的，偶然的，不会影响到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本人这次代表中央政府到这里来，为的就是恢复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我们并不否认，在过去省府当局有些措施，颇有对不起全省同胞的地方，……中央今后必然本着培植新疆、爱护同胞的精神，来改善全省人民的生活。”一番真诚的话语，和缓了对立情绪，三区代表的态度由严肃变得和缓。

　　对解决新疆的民族矛盾，张洽中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主张。他在到达迪化走下飞机时，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为纠正历史错误，偿还历史罪债到新疆来的。”后来，他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新疆人民在历史上备受统治者高压，高压的结果，人民必然起来反抗。要想解决新疆问题，就要给新疆人民以实际的权利，除国防、外交、币制、交通和司法这5项由中央统一办理，其他一切可扶植各族人民自己办理。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新疆许多民族苏联都有，两国边界犬牙交错、关系密切，在新疆必须和苏联友好相处，才能稳定局势。他还纠正了“新疆民族落后”的错误说法，认为他们的文化落后，是统治者造成的，不是他们的责任。新疆突出的问题是水利和交通。他希望中央不要在财政上打小算盘，应该大力投资兴修水利、开发矿藏和迅速修建兰新铁路。最后，张治中说：以健全修明的政治力量来安定新疆，新疆一定得到安定；以充分的经济力量来建设新疆，新疆一定可以建设成功。能够这样做，新疆当然永远是中国的领土，新疆的各族人民当然永远是中国的人民。

　　在新的新疆省政府建立后，张治中又采取了许多进步措施，如：免除全省捐税；从内地运进大批粮食、茶、糖和日用品；清查发还盛世才没收的人民财产；释放全部政治犯；由国民党拨给50亿元(法币)，成立西北民生实业公司；修建红雁池水库及和平渠。特别是一反过去国民党的反苏态度，坚持亲苏联共政策，恢复了迪化中苏文化协会，开辟了中苏航线，加强了中苏在新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这些重要的政策措施，使新疆趋于稳定，也为日后和平解放新疆奠定了基础。 [详细]

　　

相对缓和的政策受到高层质疑
　　但是, 张治中的主张却难以为国民党上层接受，甚至得不到军方的支持。他自承：“在新疆的党政军首脑人物当中，开始他们对我的和平政策是赞同的，但是在和平条款签订后，他们看到三区的傲慢态度，看到各地激进派人士的操切行动，看到各地发生这许多民族纠纷，有的就沉不住气了，对我的和平政策发生怀疑了，动摇了，认为我的软弱，会断送新疆了，最后甚至发展到反对我的和平政策的地步。”宋希濂在回忆录中便指出，张治中“亟图求安”，被阿合买提江利用。“随着动荡不安的局势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张治中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日益产生怀疑，在干部的思想中，也引起一片混乱，说他过分退让，甚至说新疆会在他的手里断送掉。连以稳健沉静著称的陶峙岳，在一次高级干部的座谈会中，也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如果就是这样把新疆丢了，我们将来要对历史负责。’

　　民族分裂的势头一旦形成，短时间内难以遏制。三区暴动后，激进派虽然答应和谈，但气焰甚高，认为自己背后有民意支持，有得寸进尺、趁势而上、裹挟全疆的图谋。张治中主政期间，先后发生了乌鲁木齐“2.25”事件、塔城、额敏惨案、三县暴动等。“2.25”事件中，先是维族群众组织游行示威，企图施压迫使撤换政府官员，再是国民党方面组织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群众游行示威反制，进而发生冲突，致两死多伤。塔城和额敏惨案，均是暴徒对政府人员和军警人员有计划的屠杀。1947年发生了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的暴动，暴徒“认为三县是南北疆交通枢纽，是新疆的中心地带；暴动如得逞，可以影响南疆、东疆同时起来，可以威胁迪化，可以与伊、塔、阿三区成夹攻之势。”暴徒打着东突厥的大旗，聚众袭击驻军，“围攻各地警察所，杀死员警，打开县仓库，把存粮夺取一空”。同时，喀什方面也有暗中组织企图响应的行动,被驻军挫败。伊宁政权一直掌握在反对独立的亲苏人士手中，虽放弃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称号，但一直维持事实上的独立到解放新疆为止。宋希濂指出，虽然张治中希望新疆的矛盾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不必“再革命”、“再暴动”，但对阿合买提江等激进派来说，“放弃政治斗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目的还远没有达到。而他们深知欲达到其目的，只有通过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实现。”

　　总之，张治中处于漩涡的中心，既满足不了激进派的“民主”“自治”要求，又因“亲苏”“主和”屡受内部抨击，有“左右做人难”之叹。动荡之中，张治中辞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之职。[详细]
..杨增新戮力抗俄盛世才险成国贼杨增新让新疆避免外蒙命运
杨增新（1912-1928主政新疆）对沙俄毫不退让，对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提出的要求也都是防范甚至拒绝的，在中央政府甚至动荡不安的情形下，能坚守住新疆，而且稳定新疆18年，今天看来，是很了不起的。辛亥革命之后，沙俄有人就向尼古拉二世写了报告，即对俄国而言，中华民国的解体对我们（俄国）是最为有利的。也就在这个时期，沙俄促成了蒙古的独立；而这之后，双方的矛盾逐渐深化；十月革命后，白俄又大批进入新疆……当时的北洋军阀甚至告知杨增新要给予沙俄以方便，但杨增新顶住了。倘若让一让，阿勒泰就不是中国的了；当时打着宗教的名义，闹分裂也闹得很厉害，杨增新再让一让，还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这些领土丢失，不知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详细]
.金树仁任人唯亲
金树仁上任（1928年）后，继续沿用杨增新的外交和民族政策，但是在用人方面，其草根阶层的劣习却显露无遗，大量的金氏族人及河州小同乡，被他安插到全省军政界。杨增新死后，泛突厥主义思潮经由苏联中亚“转口”，进入新疆，周边的两大强邻英属印度和苏联，已经或明或暗地插手新疆，支持东突势力，拨弄族群对抗。金树仁虽然对军队大力整顿，新办军官学校，购置了新型枪炮及飞机，但在英国和苏联人面前，这点军力无异杯水车薪，加上他在军政界安插亲信的治军施政负效应，对他不满的人越来越多，1933年4月12日，从东北经苏联进入新疆的东北义勇军首领郑润成和白俄归化军首领巴品古特等部军队，被省府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等人说服利用，发动政变包围省府，金树仁无奈挂冠而去。[详细]
..盛世才曾与苏联签卖国密约
1933年，盛世才夤缘时会，投机成功，由上校一跃成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独揽新疆军政大权，号称“伟大领袖盛督办”。他根据四一二政变后的形势，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制订“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设，标榜“建设新新疆”。盛世才依靠苏联，吹捧斯大林，甚至加入了联共。但在错综复杂波诡云谲的形势下，他依然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盛在莫斯科-延安-重庆之间玩手腕，走钢丝，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多次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清除了一批批政敌，将大权牢牢攥在掌心。1940年11月，斯大林威逼盛世才签订租借锡矿条约。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变……诸多事变接踵而至，迫使盛世才不得不考虑改弦易辙。他最终决定与苏联和中共决裂，投靠国民政府。[详细]
.分裂分子一度窃取“三区革命”果实
20世纪初以后，极少数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编造了一套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东突”势力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多次制造动乱。1933年11月，沙比提大毛拉等在喀什建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但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反对下，不到三个月便垮台了。1944年，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一部分的“三区革命”（“三区”是指当时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原苏联乌兹别克人）窃取了“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权，成立了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6年6月，在张治中影响下“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上图人物）等撤销了艾力汗·吐烈的职务，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改组为伊犁专区参议会。[详细]
..汉设都护府清置新疆省西汉西域都护府西汉之初，西域各地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公元前138年，为击退匈奴对汉朝边境地区的劫掠，汉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队，汉朝在此先后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西汉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数百人进行屯田，并设“使者校尉”地方官员统领之，后“使者校尉”改称“护鄯善以西使者”。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设置“西域都护府”，西汉王朝委任郑吉为“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治理西域全境，西域各地的首领和主要官吏均接受西汉赐予的印绶。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汉开始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新疆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详细]

.唐代藩汉分治唐朝打败西突厥后，统一了西域各地，于公元702年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后又升为北庭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北麓及新疆东部地区的军政事务，而安西大都护府管理天山南部和葱岭以西的广大地区。唐玄宗年间（公元712年-公元756年在位），唐朝又在两大都护府之上设“碛西节度使”，是当时全国八大节度使之一。唐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各地实行的是藩汉分别管理制度，即在汉民集中居住的伊州、西州和庭州等地采取与内地一样政治经济政策。非汉民聚居区，则设置“羁縻府州”，即继续维护当地本民族首领的行政管理制度，冠以唐朝都护、都督、州刺史的名号，其以旧俗治理其部众。同时，还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一度是焉耆）设军事建制，史称“安西四镇”。 [详细]

.元代“新附兵”屯垦元朝时期成吉思汗完成对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蒙古汗最初设立“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意为镇守官）、“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等军政管理机构，对西域进行军政管辖。元朝建立后，在发展西域各地社会经济的同时，在吐鲁番地区设立提刑按察司，以后，又在吐鲁番等地建立交钞提举司（印钞机构）和交钞库等机构，设置“别失八里元帅府”以总管派往该地的“新附兵”（元朝以俘降的南宋士卒组成的军队）屯垦事务，派兵到和阗、且末等地屯田，在别失八里设立冶场“鼓铸农具”。在畏兀儿（元朝称回鹘为“畏兀儿”）地区实行“计亩输税”。 [详细]

.清代新疆建省1757年，清朝平定长期割据西北的准噶尔政权。两年后，清朝平定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大和卓波罗泥都、小和卓霍集占）叛乱，巩固了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统辖。在管理制度方面以1762年设立的“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官府驻地在“惠远城”（今霍城县境），分设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管理各地军政事务。清朝政府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对天山北部汉、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管理；在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中维持当地的“伯克制”；对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则实行“扎萨克（蒙古语音译，意为支配者）制”，即册封王、贝子、公等世袭爵位。清朝政府在官员的任用方面还采取了以满族为主、各族官员并用的政策；经济方面，推行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的经济措施，采取减轻赋税，确定财政定额补贴制度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新疆受到沙俄等列强的侵略。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就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务。到1877年底，清军陆续收复了中亚浩罕汗国（费尔干纳）阿古柏侵占的天山南北诸地。1881年2月，清政府收复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对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一次重大改革。自此，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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