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的思想与贡献陈东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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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晚年的思想与贡献

陈东林
2015年10月08日08:5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陈云任中顾委主任，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线。这一年，他82岁，正式进入了晚年时期。直到1995年去世，又经历了七年多时间。七年，在陈云为中国革命、建设奋斗的九十年生涯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却是他思想最为成熟和冷静的时期，他以崇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经验，在这七年的关键时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发挥老同志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关键时刻，稳定政治大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第四十个年头，却面临着一场政治上空前的考验。4月，首都北京开始出现政治动乱，全国一些地方也发生严重打、砸、抢、烧的事件，局势转向激化。

在杭州休养的陈云再也坐不住了，匆匆返回北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5月19日上午，李先念、杨尚昆受邓小平委托来到陈云住地，通报中央关于实行戒严的决定。陈云表示坚决拥护说：“北京定，天下定。”

5月20日10时，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当天上午，陈云前往邓小平住地，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党内有两个司令部。如果再让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陈云在会上表示，完全拥护邓小平的讲话和中央必须采取的措施。5月23日、24日，陈云连续找一些老干部和老将军谈话，又同薄一波谈话，提议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陈云说：“这个局面不能再退，没有余地了。要拥护邓小平，拥护中央常委。4月26日社论要肯定。如果说这个社论少了一点，就是少讲了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

5月26日，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反对动乱、维护社会安定的指示精神。他讲话说：“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二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有的老干部当时感叹地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陈云同志讲话本身，就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我想，我们党的历史上会写这一笔。”

政治风波平息后，陈云又对善后进行了很多思考和工作。6月20日，陈云在中央会议提交书面发言指出：“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6月24日，中顾委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支持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对赵紫阳错误的决定，表示要全力支持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

如何处理政治风波中犯错误的人，陈云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根据自己多年来做组织和纪检工作的经验，主张对在动乱期间犯错误并作了检讨的几位中顾委委员从宽处理。1990年5月24日，他同薄一波、宋任穷谈话时说：“我反复考虑，在这次党员重新登记时，应该允许他们登记。”他讲了三条理由：一、“在政治问题上，处理要格外慎重，只要检讨了，这就是记录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们党的好作风。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很深刻的历史教训的。”二、“当时中央常委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加上中央有些报纸进行了错误的宣传，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同志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我主张，对于这场政治斗争，应该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来处理。就是说，应该从全局的观点，即从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的审查，应该是实事求是的。”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开七大的时候，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还是被选进中央委员会，……这样做是很好的，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有利于教育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陈云的这个从党的最高、长远利益出发，批判从严、处理从轻的原则，是一以贯之的，在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时，他就严肃阐述过。

由这场政治风波，陈云想到了必须坚持对当今时代的正确理论论断，警惕敌对势力的分化瓦解活动。他同分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谈话，中心是如何看待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述。陈云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

二、运用党内经济大管家的经验，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提供理论和政策上的重要支持

我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陈云一贯主张价格改革要平稳，采取补贴办法，循序渐进。他1980年就指出：“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

1988年，对改革物价双轨制，有人提出要闯关，毕其功于一役，办法是取消补贴，大幅度提高工资和物价。1月国务院开会讨论经济形势，国家计委等部门强烈地提出当前经济生活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大幅度上涨，稳定物价成为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如果所有涨价因素全部出台，各方面都承受不了。但赵紫阳认为：“消费价提高，我们就给城市居民以补偿，这样做，连锁反应就不会大”⑧。

5月17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5年，每年人均收入也相应增加。陈云对这种做法表示忧虑。他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5年，我打个很大问号。”⑨他进一步指出，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经过几天思考，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更加明确地不赞成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⑩但是，陈云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政治局会议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方案一公布，立即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形成了物价猛涨、人心极为不安的严重局面。9月底，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

面对经济严重状况，陈云作了较长时间的考虑。10月8日，他找赵紫阳谈话，委婉地对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以后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批评，要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道路。然后陈云就当前经济工作谈了八点意见。主要是：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他再次强调财政平衡说：“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他指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过去经济工作中采用过的办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关于金融问题，他提醒说：“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这次谈话，在中央领导层引起很大的反响。

1989年政治风波平息后，陈云继续反思物价闯关的教训。认为在经济工作方面，中央下放的权力过多，削弱了国家调控经济的能力。1990年6月6日，他在同江泽民谈话时说：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8月16日，陈云又同江泽民谈话，总结教训说：“1988年八九月间，我们曾经计划在五年内物价和工资每年都提高百分之十。我们是物资缺乏的国家，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发生抢购、提款风潮。这是这次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赞成了陈云指出的经济生活中存在分散过多的问题。9月4日，他在同江泽民等人谈话时说：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针对经济形势中存在的问题，决定用三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努力缓解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的矛盾，逐步减少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基本转上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对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陈云晚年一直表示支持。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吴邦国向陈云汇报说：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势头很好，浦东开发迈出新步子，深化改革有新思路。陈云听后高兴地说：“上海大有希望。”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李先念逝世后，应邓小平希望，陈云写了一篇悼念文章说：“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为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1992年11月，江泽民到上海看望陈云,他谈到十四大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对陈云说：“你是最熟悉市场的。建国初期稳定物价，60年代回笼货币。”陈云说：“你讲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讲得对。”

1993年，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过热混乱现象，主要表现在：货币过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出现膨胀的趋势，进口增长过快，物价上涨加快。7月13日，江泽民向陈云通报中央针对这种状况加强宏观调控的十六条意见。这正是陈云一贯的主张，他兴奋地说：“我双手赞成十六条。”“快刀斩乱麻，重病要用重药医”，“应该把中央的财力收回来”。1994年春节前夕，陈云还提醒吴邦国等人说：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三、发挥余热和影响，关注党和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健康发展

在退下来的晚年七年里，陈云有了较多的时间关心虽然不归他直接分管，但他有兴趣或者过去一直关注的事业，对中小学教育、古籍整理、评弹、环境治理等，用批示、批转材料、题词、谈话等不同方式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里只谈一件我亲身感受的事情。

1990年，由全国华夏文化促进会出面，计划组织将中国最著名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出版。《资治通鉴》自宋代成书以来，深受世人推崇。毛泽东曾17次通读批点，并广为推荐。当时我在中华书局从事古籍整理工作，担任该书副主编，负责组织翻译。但是，对于中国著名的古籍要不要搞今译，是存在不同意见的。一派专家认为，搞今译会降低人们学习古汉语的动力，而且古籍中许多疑难点古人和专家的解释也不一致，搞今译会产生误解。因此，中华书局没有接受今译本的出版。另一派专家认为，随着世界知识的爆炸性增长，人们已经不可能都去学习古汉语，需要有今译本。至于疑难点，允许有不同的翻译。中华书局的总经理于廉、副总编辑何双生，都亲自承担了一部分书稿的翻译任务。

在这个分歧时刻，我们想到了一直主张古籍今译的陈云同志。

陈云青年时期，在出版古籍的商务印书馆工作过，以后他一直比较注意关系到继承和发展祖国悠久历史文化的古籍整理和出版。1981年4月，陈云在杭州就古籍整理工作比较系统地谈了他的意见：“整理古籍，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得懂，仅作标点、注释、校勘、训诂还不够，要有今译，争取做到能读报纸的人多数都能看懂。有了今译，年轻人看得懂，觉得有意思，才会有兴趣去阅读。今译要经过选择，要列出一个精选的古籍今译的目录，不要贪多。”于是，我们通过陈方，恳请陈云为该书今译本题词。陈云了解到本书的编译情况后，1991年7月25日，欣然题词：“做好经典古籍的今译工作。”

我们看到题词后，认真组织了学习，感受到陈云不仅对今译予以支持，而且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题词中的“做好”，首先要求严格把好质量关。“经典古籍”四字则是他对范围的要求，不可一哄而起，什么古籍甚至糟粕也去翻译。我们约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古汉语专业等专业机构的六十多位专家，不仅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而且有不少著名的泰斗如元史专家陈高华等，都亲自参加翻译工作；著名学者黄永年、吴树平、陈祖武等承担审稿工作。遇到疑难问题，还组织会议讨论，使质量得到了保证。为了解决疑难点歧义问题，我们将古籍原文也对照入书，书的左面页是原文，右面是今译文，首创了“文白对照”形式。读者可以随时对照看原文，既不失原意，又起到了提高古汉语水平的作用。这样，陈云的题词，为我们很好地解决了两派专家不同意见的分歧。

在陈云的支持下，《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也得到了其他老同志的关心。胡乔木在病榻上亲自给我们几人写来信，表示支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薄一波写了书面发言，迟浩田、邓力群、赵朴初、王忍之等同志出席。迟浩田还对我们说，以前看《资治通鉴》有困难，现在他每天都要对战争部分的白话文看一页。该书今译本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仅销售一空，一版再版，而且掀起了一个古籍今译的高潮。中华书局也接受了该书的再版。随后，我们陆续组织了其他续修《通鉴》及《通鉴纪事本末》的今译出版。连部头巨大的二十四史，也由有关出版社组织了今译本出版。这些普及青少年和广大群众的文化知识，推广中国历史经典的成就，是和陈云晚年的热心倡导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

四、陈云晚年的思想和贡献给我们的启示

首先，是陈云对重大问题“不退不休”的原则。

他虽然退居二线，但是当国家遇到重大关键时刻，如1988年的全国物价闯关混乱，1989年全国政治风波，绝不置之度外，而是挺身而出。邓小平委托杨尚昆、王震就他退下来的问题征求陈云意见。陈云表示赞成，并说：“退下来可以多活几年。只要人在，随时可以讲话。”这就是说，面对关系国家和党命运的重大问题，只要人还活着，随时要讲话，必须讲话。不这样做，听之任之，就不能说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革命者。1989年5月，面对全国动乱，中央领导层出现分歧，陈云不顾个人身体健康，赶回北京，找各方面领导同志谈话。他说：“这个时候，我们老同志不出来讲话不行了。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对敌对势力的分化瓦解问题不仅要讲话,而且要“大呼特呼”！邓小平讲到自己和陈云等老同志在处理这场政治风波中的作用时表示：“我们能收拾这个局面的，我是其中一个，还有一批老的革命家。”这方面，邓小平、陈云给我们作出了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永无退休的楷模和榜样。

其次，是陈云“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相对超脱。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有人、长治久安，陈云晚年特别注意制度的建设和接班人的培养。邓小平同陈云商议：“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对新任领导人，陈云更多的是从思想和理论上关心他们的成长，而不是越俎代庖、事无巨细仍然干预。陈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岁数，照中国老的算法，已经八十四岁了。过不了多少年，党和国家的全部领导重担都要落在你们一代身上。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陈云还让身边工作人员跑遍北京的各大新华书店，买来很多套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韩树英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分别送给中央领导人。正如宋平所评价：“几十年来，特别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陈云同志总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老同志如何在晚年时期，过好政治和家庭生活，成为一个关注的问题。陈云晚年的思想和贡献，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可资学习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