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企业是否应该在国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并上市须接受“目标-制度-政策”模型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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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写于“金龙鱼”上市前夕。从“金龙鱼”股票发行引发争议到“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可以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在“目标-制度-政策”框架体系内已经迷失方向。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什么？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制度是什么？经济政策与战略目标、经济制度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与制约关系？有关部门制定的经济政策是推动战略目标的实现还是阻碍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还是背叛、破坏基本经济制度，甚至是基本制度的掘墓人？这些原则性问题不仅值得资本市场政策制定者的思考，而且值得各部门政策制定者尤其是宏观经济金融决策者的思考。只有在“目标-制度-政策”框架体系中制定经济金融政策，才能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

最近有两个社会热点引起了民众的关注：一是李嘉诚旗下企业在成都通过捂楼盘和晒地皮方式挣了100多亿（详见吴铭《对资本的关照就是对人民群众的犯罪》）；二是外资企业金龙鱼即将登陆创业板，按照31.12倍市盈率稀释10%股份，募集138.7亿人民币资金（详见《即将上市的金龙鱼公司出大事，603吨食用油检出转基因却不标示》一文），公司总体估值达到1387亿元人民币。如果金龙鱼在海外上市，按照海外同类企业8-10倍市盈率计算，公司总体估值大约400-500亿人民币，同样稀释10%股份，只能募集资金可能不到40-50亿，不可能募集到138.7亿人民币。金龙鱼股票在创业板上市之后，二级市场估值可能达到2500-3000亿，比海外市场估值高出2000-2500亿元人民币（注：12月11日金龙鱼收盘市值是3741亿，比海外市场估值高出3200多亿）。外资搬运中国储蓄财富的通道开始从房地产市场转向了资本市场，而且搬运财富的规模更大、效率更高。

无论外资企业高价卖房、卖地还是卖股票，最终结果都一样，都是把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储蓄财富转化为外资企业的资产和利润，未来都将消耗国家的外汇储备而把外资企业的资产和利润转移到境外。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通过房地产市场渠道从中国搬运了数以万亿计的财富，并形成了国内企业和居民长期的沉重负担。当房地产行业的景气进入尾声，我们是否又要向外资提供新的财富搬运通道，通过金融市场开放、外资企业股票上市流通和套现等方式让外资搬走更多的中国储蓄财富和外汇储备？为了追求上市公司家数、交易量规模和手续费收入，证券交易所是否可以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财富安全而竞相让外资控股企业上市？中国应该如何制定新时期的经济金融政策，以便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民财富，而不是事与愿违地制造新的更大规模的财富流失？资本市场的各项政策是否应该纳入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等政策体系中进行统筹考虑？这一切属于金融管理者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问题。

判断经济金融政策的对错与优劣，不应该基于本位主义的利益得失和部门的政绩追求，而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这就需要引入“目标-制度-政策”理论分析模型对经济金融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根据“目标-制度-政策”理论方法，所有经济金融政策都不能偏离经济战略目标；同时，所有经济金融政策都必须体现基本经济制度的精神，不可违背特定历史阶段具体经济制度的原则。有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实现战略目标的定力，而且需要坚守经济制度的定力。二者缺一不可。

金龙鱼之类的外资企业是否应该在国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并上市，必须接受“目标-制度-政策”模型的评估。



“目标-制度-政策”理论模型示意图

自洋务运动以来，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始终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战略目标，而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制度保障。因此，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必须服务于中国实现真正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精神，必须有利于保护和增进国民财富，防止财富流失。

资本市场的制度与政策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具体是指：（1）资本市场必须有助于国内资本掌握各个产业的主导权，有助于建立国内经济大循环，避免产业主导权被外资控制；（2）通过资本市场的金融服务，有助于国内工业装备部门的快速发展，使其可以为各行各业提供核心装备、核心技术和核心工业软件，摆脱外国政府和企业的制约与控制；（3）本国资本控制的工业企业具有良好的国防装备生产能力，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之间具有较强的转换能力，国防工业实力强大；（4）国内企业可以借助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功能和并购重组功能，掌控国内外各类原材料采购的控制权和产品销售的定价权，使得上游原材料控制权和下游产品定价权不受制于外资；（5）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社会财富以工资、利润、利息和税收的形式由国内的劳动者、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拥有，而不是由海外资本来瓜分（如果大量社会财富被海外资本瓜分，那么，就无法实现立足于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经济大循环目标）。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与政策不得违背上述战略目标。

金龙鱼作为外资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显然是相违背的：（1）金龙鱼通过高市盈率募集了135亿人民币资金，进一步强化了外资企业在国内食用油领域的主导权和垄断地位，进一步挤压国内非转基因大豆产业和非转基因食用油产业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增强了国内市场对海外转基因大豆与豆粕的依赖。（2）转基因大豆及其豆粕不同于传统天然大豆，转基因大豆中的有毒蛋白和草甘膦残留会导致肿瘤生长并破坏人的生殖能力，直接威胁人民健康并造成转基因的环境污染。（3）金龙鱼上市募集了大量资金，把中国人的储蓄财富转化为外资控制的企业资产，但这并没有解决中国关键技术、核心零配件、工业基础软件等方面的短板，也不能提高中国的国防科技能力。（4）金龙鱼在国内上市的市值比在海外市场上市高出2000-2500亿元人民币（注：按照最新收盘价已高出3200亿元以上），三年期满发起人股票解禁之后，一旦金龙鱼大股东在国内二级市场抛售股票套取现金，可以合法地把人民币转换为美元汇出境外，这将造成国内储蓄财富和外汇储备的流失，增加外汇储备的兑付压力。一旦发生国际列强主动对华挑起战争等事件，外资企业集中抛售股票并挤兑外汇，势必产生严重的兑付危机，引发人民币的汇率崩盘。外资企业在华上市不是有助于增加中国的财富，而是有利于外资向境外搬运中国的财富，冲击中国的金融体系。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美国可以允许外国企业上市而中国不可以呢？这是因为美元纸币是全球储备货币和全球结算货币，美元纸币购买任何国外企业的股份和债券都属于零成本的占有，但是中国以美元为主要资产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不是依靠印钞机印出来的，而是用中国商品、中国资源和中国企业股权即通过“卖血”和“卖身”换来的，外资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高价募资、高价减持并换走外汇储备，本质上是对中国国民财富的血腥掠夺。

根据最新统计，沪深两市外资战略投资者持股市值已达到1.35万亿，已有100余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战略投资者。一旦美国对华发动“军事战+金融战+网络战”等立体混合战，这1.35万市值的外资筹码是配合股指期货做空中国的重要砸盘武器。当然，理论上中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承接1.35万亿外资抛售的股票筹码来稳定资本市场，但是，外资一旦成功抛售股票获得1.35万亿人民币现金，马上可以要求兑换美元并冲击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国家外汇储备无法承受近2000亿美元的集中兑付压力，那么，这将导致人民币的汇率崩盘。无论中国股市崩盘还是汇市崩盘，或者二者同时崩盘，即“股汇双杀”，都将对中国经济和国民财富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冲击。

只有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金融官员真正认识到美国的美元与中国的美元之间存在的根本不同，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美国可以允许外资公司在美上市、而中国决不能让外资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在人民币尚未替代美元纸币而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之前，中国不仅不应该用国内的商品、自然资源和企业股权去换取美元纸币以增加外汇储备，而且不应该让外资企业在国内高价上市、高价减持来消耗国家的外汇储备。一句话，外汇储备的有限性，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有限性。这是约束中国对外开放的铁律。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的前提下，目前一系列大力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政策措施都是极度危险的，都是违背经济金融规律的主观主义冒险行为，都属于终将酿成重大经济金融危机的颠覆性错误。

中国资本市场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子系统，因此资本市场的制度与政策必须契合于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之前提，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精神。资本市场的制度与政策必须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不能成为破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爆破点。外资控股的金龙鱼在国内资本市场发行并上市，不仅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精神，而且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精神相冲突。

中国资本市场具有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动员能力和资本引导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资本市场是服务于本国产业还是服务于外国资本？是增加中国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实力还是帮助海外资本洗劫中国数十年的财富积累？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还是破坏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同的答案选择将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2018年6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政治能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才能看清本质，只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才能抓住根本。”金融虽不创造财富，但金融属于配置资源、分配财富的经济统治工具。金融安全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金融部门领导干部更需要提高政治能力和政治站位，制定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政策更加需要讲政治。具体而言，一切金融对外开放政策，必须服务于中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之制度精神，必须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相互协调，形成经济金融政策之间的衔接与平衡，杜绝本位主义和各自为战，避免金融开放“洋跃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福州大学民建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2020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