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改革报国的中流砥柱 chengsiwei 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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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改革报国的中流砥柱

　　成思危的父亲是著名报人成舍我，在成思危从美国学成毕业时，他曾要成思危去台湾继承家业，但成思危却选择大陆为中国改革建言献策。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推动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展，赢得了“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号。

　　作者：邓新华

　　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于7月12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成思危和与他年龄相近的茅于轼、吴敬琏、厉以宁是经济学界的“改革四老”，他们均已年逾八旬，为中国的改革做出巨大贡献。成思危是“改革四老”中年龄最轻者，却最先离世。

　　成思危和茅于轼的经历非常相似。他们年轻时都从事技术工作，成思危搞化工，茅于轼搞火车运输。茅于轼50岁才转向经济学研究，成思危则是46岁才去美国学工商管理。这一代人的命运的历史痕迹非常明显：1978年后的中国急需经济精英，但却出现了经济精英的断层，于是，一些科技学者虽已中年，也响应时代的需要，向经济精英转型。

　　这是成思危的第三次人生选择。他每一次选择的目的都是报国。最后一次选择奠定了他最基本的公众形象——经济学家。成思危的父亲是著名报人成舍我，在成思危从美国学成毕业时，他曾要成思危去台湾继承家业，但成思危却选择大陆为中国改革建言献策。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推动中国的风险投资发展，赢得了“中国风险投资之父”的称号。

　　1994年，成思危本已临近退休，此时他又受邀加入民建，并于1996年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入政坛的成思危仍然保持着学者的面貌，继续研究中国改革和金融发展，常为改革发出诤言。他曾用“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于心”来表达他的心志。即便从全国人大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成思危仍担任中科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等职，坚持讲授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默顿的《金融学》。

　　2008年，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成思危、茅于轼、吴敬琏、厉以宁四老齐聚，此时中国改革已经30年。四位老人有理由自豪，因为他们参与推动的改革，历经30年时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和改革前的中国相比，30年之后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当然，改革的成功并未使成思危等经济精英放松思考。2014年，成思危在受访时强调股市要改革，必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把“坏孩子”赶出去。但他对中国股市一直保持乐观，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一直向好。在金融安全方面，他反对民粹式的“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反对“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对宏观经济，成思危反对全面“刺激”经济，主张“强调投资的质量，消除GDP里的水分，要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

　　成思危作为这一代经济精英的典型人物之一，见识过计划经济的创深痛巨，也亲见了市场经济的巨大威力。中国古人强调上者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成思危作为改革的中流砥柱之一，以立言来立功，且亲身实践，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德也在其中了。他和时代互相促成，且遗泽后世。

　　（作者为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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