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困境与利益冲突：数字化时代的学术期刊（作者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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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困境与利益冲突：数字化时代的学术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8日第546期 作者：陈忠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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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数字化不仅改变了信息与知识生产、记载、传播、消费的方式，也加速了人们对知识与信息本身的价值判断和主体需要的改变。在生活与发展的重压下，人们更喜欢快捷、轻松、简单的“轻型”知识与信息。当数字化与市场化结盟时，以生产、记录、传播“重型”知识与信息为追求的学术期刊必然会面临许多困境。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固守在传统运行体制中的期刊日益面临深层次的发展危机，而数字化的快速推进，更使传统期刊的发展与生存问题以“时空压缩”的方式呈现。数字化不仅改变了信息与知识生产、记载、传播、消费的方式，也加速了人们对知识与信息本身的价值判断和主体需要的改变。在生活与发展的重压下，人们更喜欢快捷、轻松、简单的“轻型”知识与信息。当数字化与市场化结盟时，以生产、记录、传播“重型”知识与信息为追求的学术期刊必然会面临许多困境。

　　学术期刊困境的真正来源是时代精神、社会运行机制的转换，是学术期刊本身相对固化的宏观体制与微观机制，其传统的运行方式，与正在深刻变革的时代精神、社会需要发生了深刻的脱节与断裂。就算没有数字化，学术期刊也会面临或者已经面临深刻的挑战，而数字化只是加速并突显了这种挑战而已。学术期刊的真正出路，在于直面期刊的困境与危机，不断寻找、主动创新，构建与时代精神转换相适应的发展新体制、新方式、新理念。

　　我国学术期刊的改革与创新主要面临两大困境

　　一是体制困境，一是利益困境。从宏观管理与运行体制看，目前我国对学术期刊的审批式管理相当严格，甚至有些机械。有意愿创办期刊的主体很难获得新的刊号，甚至变更已有期刊的类别与名称都相当困难。在这样一个不够灵活的期刊审批与管理体制下，期刊的创新与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从微观管理与运行机制看，目前的学术期刊主要归属于政府机关、科研院校，并往往是其归属单位中的边缘部门，在人员、管理、经费等方面受到诸多限制。一些领导甚至把期刊“私有化”，为自己谋权谋利。学术期刊的这种依附性、边缘性、非自主性的状态，使其很难形成独立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机制。可以说，我国学术期刊的这种体制弊端严重制约了学术期刊对时代精神、社会生活的适应，制约了学术期刊的创新与发展。

　　体制的背后是利益，固化的体制深刻关联于固化的利益，我国学术期刊发展与转型面临的更根本困境是利益问题。具体而言，对学术期刊及各类期刊的管理审批，在客观上为某些部门、某些人员进行权力寻租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对具体的学术期刊从业人员而言，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的个人资源与谋生手段。当一种体制与特定的利益密切相关时，改变这种体制的难度将可想而知。没有对现有固化体制与固化利益的破解，学术期刊的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推进。

　　突破体制困境与利益困境是推动我国学术期刊改革的关键

　　第一，逐渐放宽、放开对学术期刊的总量控制。允许有条件的主体相对自由、自主地创办学术期刊。没有学术期刊的总量放大，也就没有学术期刊的质量提升。学术期刊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放开学术期刊的申办，有助于吸引有条件、有社会责任感的多元主体向学术期刊公益性或经营性地投入资源。相关期刊管理部门的责任是监管学术期刊的内容质量、服务学术期刊的运行，而不是控制与限制数量。第二，进一步推进学术期刊的专业化，不断减少非学术因素对学术期刊具体运行过程的干预。期刊运行离不开必要的行政，但行政因素对具体的办刊过程干预过多，专业期刊人没有相对独立的办刊权利，是导致目前的学术期刊质量不够高、改革与创新难以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实语境下，切实减少行政力量对具体办刊过程的干预，对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探索学术期刊的未来具有基础意义。

　　随着市场经济与数字化的进一步推进、深化和规范，在新体制下对精神文明高度重视，主动转换办刊形式、办刊体制、办刊理念的学术期刊将会迎来新的机遇期、发展期、繁荣期。

　　（作者系苏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