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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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  

2009-09-01 16:44:03|  分类： 默认分类 |举报|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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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对于波兰和中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都是激烈动荡的年代，也是中波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年，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和十月危机，其结果导致国内政治动荡及与苏联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在此政治局势急剧变动的时期，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如何，中共在波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变动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一直是历史研究者希望了解的，而国际学术界以往的研究则十分欠缺。

中国对波兰的立场和政策，主要取决于毛泽东对波兰及其新领导人哥穆尔卡的认识和态度，而毛对波兰的了解，又主要来源于两个渠道，即中国驻波使馆的报告和新华社驻波记者在《内部参考》上的报道。最近，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了1955-1960年的档案，内有大量涉及1956年波匈事件的文件，为研究者提供了最新史料。本文即利用这些新的档案文件及新华社当时的内部报道，对笔者此前关于中波关系的研究作一点补充和深化。



中波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接近



中共虽在建国之初便与波兰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主要是因为苏联率先给予外交承认而给东欧作了榜样，中国自己完全没有准备。从外交档案看，除波兰作为中间人帮助中国与墨西哥进行建交接触和谈判外，中波之间似乎并无过多交往。毛泽东对波兰的最初认识来自1954年两国领导人的互访。7月26-28日周恩来对波兰的访问，使这两个原本陌生的国家突然亲密起来。根据驻波使馆的报告，波兰领导人对周的来访感到极其兴奋，接待也十分隆重、热情，中国人对此感受颇深。随后9月28日至10月10日波兰政府代表团的访华也受到极为隆重和周到的接待。毛泽东不仅两次接见贝鲁特，而且对波兰党赞赏不止，说中国宪法的制定都是参考了波兰宪法的。刘少奇、周恩来及各方面领导人也纷纷向波兰代表团介绍情况。贝鲁特显得非常高兴，并表示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在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了风波后，中波关系又进一步密切了。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中共对苏共中央的非斯大林化既表示欢迎，又感到担心，前者是为了批判苏联的大国主义，后者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时，来自华沙的消息令毛泽东感到欣慰。无论波兰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多么复杂多变，但毛泽东得到的消息是：当波兰人对反对个人崇拜、提出和平过渡等问题发生争论时，“不少人表示：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共产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尚未对此发表意见，需要听一听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才能令人信服。于是有人问中国党何时召开代表大会。当告以今年下半年时，他们表示：到那时留心看看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吧！一般人在争论不休时就说：等等听毛泽东的见解吧！”报道还说，在波兰考哲学硕士等学位的人，如不懂得毛泽东的著作，就不可能通过。

波兰统一工人党机关报《人民论坛》在4月8日转载中共中央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删去了有关苏联历史作用的内容，这令苏联使馆“感到奇怪和不理解”，但这种对苏态度很可能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新华社记者报告：自从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波兰社会和党的会议上“掀起了空前热烈的政治思想的大辩论”。这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辩论，它扩展到波兰全国各界、各地和各阶层中。虽然对斯大林和波苏关系多有批判，但记者的结论是：可以相信，“经过这一场异常热烈的政治辩论后，人民的政治热情当会更高，觉悟将会提高，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将被克服，全党和全体人民将会更加团结一致。在讨论中虽然也曾有些不够妥当的，甚至是恶意的言论，也有过于感情激动的现象。但所有这些副作用都将被积极的、健康的主流所压倒，波兰是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

6月19日，余湛代办与波党中央国际部副部长斯查柯夫斯基会见，谈话甚为投机。余说，周恩来表示非常重视波兰党的意见，并认为“加强两党的联系很重要”。斯介绍了波兰对待报刊上各种言论乃至谬论的方针：“我们不能采取压制的做法，这样做会使人认为我们不容许批评，这将阻碍批评的开展”，需要的只是加强指导和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波党的这一方针导致这场政治辩论不断发展。最后，波兰的“大民主”和言论自由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动荡。

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

6月28日爆发的波兹南工人罢工、游行及流血事件，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关注。后来毛泽东在整风反右谈话中屡次谈到的波兰风波和“大民主”，实际上指的就是波兹南事件，而非十月事件。事件爆发最初两天，中国使馆和新华社同时向国内报告了情况，根据波兰官方的解释，罢工和游行被说成是受到“破坏分子”的挑唆和利用，“是敌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经过了长期准备的行动”。由于及时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事情“已经平息”。按照波兰官方提供的文本，苏联《真理报》6月30日刊载了通讯《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在波兹南的敌意性挑衅》。同一天，中国《人民日报》报道这一事件的标题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反动分子在波兹南制造严重骚乱，波兰政府和党号召人民警惕敌人阴谋，城市秩序次日已恢复，肇事者将受到法律惩处。第二天，又长篇转载了波兰通讯社的消息。此时中国还没有自己的看法。

7月2日，驻波使馆报告在波兹南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工人的工资低下，人民对生活水平不满，以及对波兹南事件的不同看法等。7月5日，王炳南大使报告了波党中央国际部长和苏联大使对波兹南事件原因的初步分析。他们首先指出了经济问题，即“目前波兰存在经济困难”造成群众不满，“才使挑拨分子有机可乘”。其次在政治上，“有些报刊文章过分夸大人民生活水平低”，“以致激起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要求”，而“党在群众中影响弱，党员政治质量不高”。事件暴露出“波方领导政治警惕不高，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未能足够估计，因而未加防范”。但结论仍然是：“事件发展成为骚乱，是挑拨分子所为，工人罢工游行只希望提高工资，无反苏反政府性质”。

7月7日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S.Kiryluk）对王炳南谈到了波兹南事件的两个背景：一是“多年来波兰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问题注意不够，六年计划期间由于国际局势发生变化，部分资金又临时抽调用于国防工业，答应给人民的未能做到”，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情绪；二是苏共二十大后，对国内开展的广泛讨论缺乏政治上的“强有力的领导”，公安工作由于受到批评而“失去警惕性”。言谈中对毛泽东提出的“十条方针”（即十大关系）极为赞赏，认为“中国党是第一个就苏共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结论的党”。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虽然指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必须不断地加强自己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的工作，经常了解群众的困难，并且尽一切可能及时地帮助解决，某些人借口生产，不管人民生活的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以便及时地发现和克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以免被敌人利用，但标题还是“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内反革命活动”。这说明，直到此时，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基本上还是同苏联和波兰保持一致。不过，中国人的关注点很快就转移了。

7月25日驻波使馆编写了报告“对波兹南武装挑衅事件的看法”，7月28日《内部参考》刊登了驻华沙记者谢文清发出的长篇通讯，分析“波兹南反革命暴乱发生的原因”。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基本一致，尽管继续认为事件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挑唆，但都不约而同地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波兰党和政府所存在的“严重的困难和缺点”方面。首先是人民对政府的不满，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工资低下，个人所得税累进率较高，住房严重短缺，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进一步讨论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其缺陷在于：第一，投资过于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第二，轻工业和农业过于落后导致生活用品奇缺；第三，传统的手工业因课税太重而萎靡不振；第四，企业管理制度问题重重，集中表现为权力过于集中，企业没有活力，奖金制度不合理等。政治方面的问题在于：第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现象严重，导致党和政府威信降低；第二，党员质量不高。思想教育不够，没有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第三，舆论宣传工作没有抓紧，党内外出现严重的思想混乱；第四，放松了军队和公安工作。最后，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一致看法是，波兰领导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克服这些困难和缺点，形势正在好转。

恰在此时，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七中全会。7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和经济局势与党的主要任务”的决议和关于“1956-1960年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的决议。有趣的是，全会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和评价与中国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决议首先肯定：“煽动者、挑拨分子和坏分子在波兹南成功地利用了斯大林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由于迟迟不解决他们的切身疾苦和正确要求而产生的特别不满情绪，挑起了罢工和街头示威的游行。”接着，便着重“深刻分析这一事件产生的根源及其基础”，即党内和国内政治生活和经济政策存在的种种困难和缺点。最后，提出了改进工作的各项方针和措施。《人民日报》连续数日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但却没有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即会上出现了改革力量（普瓦夫派）和保守势力（纳托派）的激烈争论，并最终导致哥穆尔卡重返政坛。到8月初，不仅哥穆尔卡的党籍得到恢复，而且《人民论坛》报还公开宣布取消过去对他的指责。对于波兰社会舆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内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寄托在哥穆尔卡身上了。然而，对于这一点，无论中国使馆还是新华社记者，都没有注意到。个中原因大概是没有得到相关的情报，而七中全会前奥哈布则与赫鲁晓夫谈起过哥穆尔卡被释放的情况，赫鲁晓夫当时还表示要接哥穆尔卡去苏联养病。显然，这时波兰与苏联的关系要比对中国亲近些。但是，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迫使波兰人越来越接近中国。




中共八大期间中波领导人的接触



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对东欧各党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自身的感受和政策的选择都比较接近，波兰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波党第一书记奥哈布率团参加中共八大前，于9月10日宴请王炳南大使。席间奥哈布谈到，我们这次去首先是表明与中国党的团结一致，其次是传达我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的敬意，第三是想吸取一些经验。从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党对很多问题作出了大胆的决议，虽然这是针对中国情况的，但对我们也会有用，我们也相信这些决议是正确的。奥哈布还表示，由于国内的复杂情况，他可能会提前回国。这里所说的国内情况复杂，主要是指七中全会后，波党内部的分化日益严重，改革派已经考虑请哥穆尔卡出面主持工作。关于这个问题，奥哈布在9月11日途径莫斯科时没有告诉苏联人，却在八大期间通知了中共领导人。

中国人对哥穆尔卡的第一次了解，大概还是来自苏联提供的情况。在6月与王炳南的谈话中，苏联驻波大使波诺马连科说，波兰的青年人“全都是些民族主义者”，他们在散布对苏的敌对情绪。王问到对刚从监狱中放出不久的哥穆尔卡的看法，苏联大使说，研究了许多哥穆尔卡的材料后，他认为这个人虽有“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但历史还是清白的。考虑到“哥是维护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波诺马连科认为，他“可以留在党内，但不能担负领导工作”。或许正是因为知道莫斯科对哥穆尔卡的态度，波兰人认为首先应该取得中共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

在中共八大期间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奥哈布表示，波兰党希望自己来解决波兰的问题，并谈到有意吸收哥穆尔卡加入领导层，以便巩固和加强党的地位。他感觉到，“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情况极富同情心”，也深切感到他们对中波两党的关系“充满信任感”。不过，在与毛泽东会谈时，奥哈布没有提到波苏关系问题，甚至有意掩盖这种不平等关系已经出现的危机苗头。直到离开北京之前，大概对于苏联大使寸步不离的监视极为反感，奥哈布暗示中国人，他还有话要讲。于是，飞机在起飞前出现了“故障”，奥哈布得以同朱德单独见面。利用这个最后的机会，奥哈布告诉中国领导人，在波兰出现了反苏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波兰人要破坏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只是希望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总体框架内能够自主解决问题。同时，奥哈布又谈到哥穆尔卡复出的问题，并说“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同哥穆尔卡是一致的”。奥哈布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已经感到波兰可能会受到苏联的干涉，而能够对他们提供帮助的，不是诺沃提尼、乌布利希或其他东欧国家，而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另一位波兰代表团成员米契斯瓦夫。马热茨（MieczyslawMarzec）则回忆了毛泽东关于波兹南事件对中国处理上海工人抗议事件发生影响的谈话，毛泽东强调指出，他向波兰人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波兹南就是一种警示：“我们起初曾将上海事件视作反革命事件，但在接到我们驻华沙代表的电话后就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得不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召来出席政治局会议，并做出了考虑工人要求的决定。……第一书记带着新的决定返回上海，落实了工人们的要求与愿望，上海的秩序一夜之间便恢复正常，每当我想起上海就会联想到波兹南，想到安定，想到我们大家都必须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这个说法就更让波兰人感到亲切了。



中国在阻止苏联武装干涉问题上的作用



波兰日益紧张的局势迫使奥哈布缩短了在中国的行程，匆忙赶回华沙后他不得不立即请哥穆尔卡出来主持大局。赫鲁晓夫得到情报说，波兰领导层将发生大规模人事变动，其结果对苏联不利。于是决定，一方面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赶往华沙，试图干预波党八中全会的领导层选举，一方面紧急调动军队向华沙逼近，以施加压力。经过10月19-20日夜以继日的会谈和争辩，赫鲁晓夫最后决定放弃对波兰的干预。与当时波兰的传说和人们的感受不同，笔者的研究认为，苏联领导人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使他们意识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扩大为一场战争；二是波兰党的行为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并没有要摆脱苏联的意图。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对波兰出现的危机持何立场，这个立场是何时告诉苏联人的，中国的意见对苏联决定放弃武装干涉波兰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起了作用？

奥哈布后来回忆说：波兰曾经流传一种说法：“在波兰同苏联关系紧张期间，周恩来曾打电话给莫斯科，提醒苏联同志说，他们不同意干涉波兰”。他本人深信，“如果不是中国及时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苏联人“肯定会对波兰进行干涉”。按照新华社在事后报告的情况，据说波党中央有人透露：“要不是中国党支持的话，我们这次八中全会就决不会这样顺利。”还有人说：“毛泽东不同意苏联使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赫鲁晓夫可以不听波兰人的意见，但他不能不尊重毛泽东的意见。”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的标题就是：“苏联在波兰的克制是由于中国的关系——毛泽东第一个向哥穆尔卡发出贺电”。于是，波兰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是“苏联代表团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

中国方面也有同样的说法。吴冷西的回忆录说：10月20日上午他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毛说接到苏共中央来电，苏联准备调动军队解决波兰问题，征求中共的意见。吴汇报了当时收到的外国通讯社消息——苏军正在调动，波兰也在积极动员。后又得到消息，苏共代表团已到华沙，正在谈判。毛认为情况紧急，于晚7时召见苏联大使尤金，对苏联的做法大加斥责，并要求他立刻向赫鲁晓夫转达中共的立场：坚决反对和谴责苏联武装干涉波兰。这个回忆在时间和内容上都与事实有出入。

下面根据已获得的史料，按照事态发展的进程对问题进行分析。根据俄国的档案，已知苏联给中共的电报和通知没有透露任何有关武装干涉的信息。刘少奇后来回顾事情的经过说：19日尤金只是向他通报了波兰的情况，中共没有发表什么意见。所以，可以肯定，毛泽东事先并不知道苏联打算使用军队的情况，自然也不可能进行阻止。

19日危机发生以后，驻波使馆当天发回电报称：昨晚苏共中央来电话说，拟派代表团参加波党八中全会，波党表示“希望不来”，但今晨6时赫鲁晓夫等人抵达华沙；传说波党已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继续民主化，一派反对民主化，“斗争激烈”；群众集会要求自由，与苏建立平等关系，恢复哥穆尔卡领导地位等：“今天还谣传驻德苏军将开进波兰，西里西亚地区苏境苏军亦向波边境集中，此消息虽不可靠，但亦说明一些问题。”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谣传”是否可靠，而在于中国外交部收到这个电报已经是20日17时20分，而译出电文则是在21日清晨。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19日来自华沙的新华社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简况的电讯。这时，赫鲁晓夫等人早已回到莫斯科了。因此可以确定，赫鲁晓夫在19日夜间决定停止对波兰的军事行动时，毛泽东还不知道华沙的情况，也不可能对此发表意见。

19日晚上在华沙街头的确出现了“我们有毛泽东的支持”的大标语，当时波兰人也确实“众口一词”地说，“如无中国党的劝阻，波兰事件的演变将比匈牙利惨得多”。但这些都属社会传言，并无根据，充其量是表达了波兰人的内心希望。至于美国报纸所说的“毛泽东的贺电”只是《人民日报》（10月24日）报道了哥穆尔卡10月21日当选波党第一书记的消息而已，因此，上述说法也不能证明赫鲁晓夫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0月20日上午和晚上，王炳南两次拜访苏联大使波诺马连科，了解到的情况是：波党中央一些人企图摆脱苏联，破坏波苏友好；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集团提出的政治局名单，其目的首先是向全世界公布波兰已脱离苏联；目前波兰的情况很复杂、很危险，报纸、电台全都在反苏分子和犹太人的手里；谣传的军队调动事，只不过是几个士兵在各处散步而已；赫鲁晓夫已经来华沙了解情况，正在想办法如何对付哥穆尔卡。虽然这两个谈话记录当时没有立即发往国内，但仅20日新华社和驻波使馆就先后发出了5-6封电报，详细报告了波兰发生的情况。

记者谢文清报告：西伦凯维兹、奥哈布等人在中央占绝大多数，他们主张民主化，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逐渐提高人民生活，并得到全国工人、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的拥护；罗科索夫斯基、诺瓦克、马茹尔等人主张排挤犹太人，停止民主化而恢复高度的集中，这一派人数极少，但掌握着军队。八中全会前夕提出的新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没有罗科索夫斯基一派，而增加了哥穆尔卡和莫拉夫斯基。19日晨赫鲁晓夫等突然来到华沙，要求参加波党八中全会，遭到拒绝。当晚工人、学生集会，声称“军队已集结在华沙周围”，要求全市“动员起来”，“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反动派制造骚乱和军队借口进行干涉”。华沙群众强烈要求哥穆尔卡参加党的领导，主张主权独立、波苏友好和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对苏共代表团此次到华沙表示非常不满，认为是干涉内政。据传哥穆尔卡主张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和经济政策。20日群众集会人数更多，情绪更加激昂，但口号仍是“忠于社会主义阵营”，“拥护党中央的路线”，“反对一切外来压力”。人们高呼哥穆尔卡的名字，并“热烈鼓掌”。

王炳南的看法与新华社不同，他报告了与苏、（东）德大使交谈后的个人看法：八中全会出现了“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以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为首的党内右派分子纠合犹太人以及一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正在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个反苏运动”。哥穆尔卡集团通过他们掌握的报刊和广播，散布“苏联干涉波兰内政”等谣言，到处组织学生和工人集会请愿，提出民主化、要平等、要独立的口号，实际上进行反苏活动，还造谣说“毛主席支持波兰对苏独立行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出现向右转的倾向。据苏大使表示，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做好准备，以防事变。有人挑动群众反对军队在华沙周围集结，并组织特别委员会追查此次调动军队的责任。赫鲁晓夫来华沙，飞机在上空盘旋2个多小时才获准着陆，谈判亦未有结果。工人和学生随时会游行，发生流血事件的可能是存在的。苏联希望中国党“能使用影响防止此种错误发展”，而苏联直接应付有困难，“软则助长右派气焰，硬则有可能逼炸”。最后，王炳南请示使馆应如何表态。上述电报外交部均是21日才收到的，而且在这些电报中也没有证实有关苏联出兵干涉的情况。

毛泽东所知道的苏联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情况，应该来自外电。不过，吴冷西当时向毛泽东报告的“外国通讯社消息”，并非“苏军正在调动”，而是已经过去的情况。经查，实际上吴当时看到的新华社转发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20日电讯的内容是：昨天晚上赫鲁晓夫命令军队包围华沙，扬言要用武力“镇压”波兰方面的“任何叛变”：“苏联军队和八百辆坦克正在向波兰首都开动”，“波兰各地都有关于苏联军队调动的消息”，“波兰的局势十分混乱和紧张”；奥哈布以退出苏波会议和“断绝一切关系”相威胁，终于迫使赫鲁晓夫停止了把苏军调到波兰的行动。

这就是说，10月20日毛泽东并没有从正式渠道得到苏联准备或已经使用武力干涉波兰的情报，而吴冷西报告的国外传闻都是过去的事情，并且说明苏军已经停止调动。毛泽东不大可能根据这些消息就训斥苏联大使，并要求苏联停止军事行动。况且，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也不是如吴回忆的发生在20日晚，而是在21日。退一步讲，即使20日晚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也没有对赫鲁晓夫的决定起作用——那时苏共代表团已经回到莫斯科了。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20日会议的工作记录，苏共领导人作出的明确“结论”是：“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如果罗科索夫斯基能留在政治局，那么苏联可以接受和忍耐。同时，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波诺马连科大使“在评价奥哈布和哥穆尔卡时犯下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10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19日苏波两党会谈的情况，说“会谈是在党的、友好的坦率气氛中进行的”。同日，新华社发回路透社21日电讯，说“苏军正在撤离华沙”。与此同时，中苏两党领导人都在开会研究波兰局势。

按照10月2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的工作记录，是否对波兰进行干涉的问题，苏共领导人决定在23日“召集兄弟党领导人”进行协商，“因为欧洲各党表示极为不安，因为波兰事件是以尖锐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在随后的讨论中，赫鲁晓夫表态：鉴于目前的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并表现出耐性。此议得到“大家赞同”，尽管莫洛托夫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波党的政策“已经改变”。当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各党的电报，请他们派代表来莫斯科商议波兰问题；委托米高扬等人审阅关于撤回苏联顾问致波党中央的信并报苏共中央最后通过；派专机接中共代表团。这表明，莫斯科已经有了“放弃武力干涉”的初步意见，但还要与各党商量，特别是听取中共的意见。显然，此时赫鲁晓夫还不知道毛泽东的态度。

接到苏联的邀请信后，毛泽东在21日晚上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中央的来信。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赴苏，其任务主要是从中做调解工作，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与波苏两方会谈，而不搞三方会谈。会后，毛泽东连夜接见尤金，告诉了中共中央的决定。22日夜毛泽东再次约见尤金，对他说：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来，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他。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尤金将这些话立即打电话报告了赫鲁晓夫。就是说，直到22日莫斯科才了解到中共和毛泽东对波兰问题的态度，这对于苏共领导人最后确定处理波兰问题的方针以及日后与波兰的关系无疑将发生影响。




中共帮助协调苏联与波兰的关系



10月22日中共中央的方针已经确定，但驻波使馆仍然不断传来完全相反的声音。21日下午王炳南来电（22日凌晨收到）说，“据我们观察，苏联对这次波兰反苏各种因素被右派利用事前估计不足，临时又显出仓促应付，并表现得相当激动”。“在这一紧急关头，请中央考虑是否有必要与苏共中央进行磋商”。波党中央会议通过了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领导名单后，21日夜王炳南再电：波党右派已“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这是右派秘密的有组织的阴谋活动的结果”。“根据目前情况估计，波兰显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王炳南要求明确指示对波方针。22日王炳南又急报：苏联大使说，“现有证据证明波兹南事件是右派一手搞成的”；右派“现已开始在军队中进行煽动活动”；明晚苏联大使拟邀各兄弟国家大使吃饭，以示团结：“我们必须主动做工作，不能把波兰让给美国人”；苏联大使对事变的看法同中国使馆完全一致，现均采取对外谨慎态度，同波方少作接触。不仅如此，王炳南还表示不同意新华社记者的看法。22日谢文清在电报中明确表示：“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不存在波兰脱离社会主义而投向资本主义的问题，也不存在资本主义在波兰复辟的问题。”“波兰很多人提出的口号是民主化，各国人民都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波兰也有它自己的道路。同苏联友好合作，但要自己独立解决自己的事情。很多人对苏共代表团突然到达华沙和与此同时在华沙市外调集军队之事表示极大的愤怒，认为他们是干涉波兰内政，调集军队是粗暴的武力威胁。”“我个人认为，苏共代表团的到达，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知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王炳南在发出该电时加了按语：“这篇报道只代表谢文清同志个人的意见，和使馆的看法有基本差别。”

中共中央在22-23日看到这些电报时，已经确定了对波兰危机的看法和处理问题的方针。于是，对使馆与新华社之间的看法分歧做出了评判。23日外交部给王炳南回电称：“对波兰情况望客观地收集材料，及时报告国内。对情况的分析亦需客观、全面，不要人云亦云。在同波兰及其他兄弟国家使节接触中，应多听少说，不要轻易表示态度，更不宜对波兰政治情势轻下结论。中波关系中各项事务应按原计划进行。”25日外交部又致电王炳南：“使馆关于波兰政局的各项电报均收悉。我们认为，使馆注意对目前波兰政局的报道是好的，但应该说使馆对波兰局势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使馆同谢文清同志的意见分歧中，谢的意见是正确的。请将此意告诉谢，并请你们对波兰局势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新华社总社同时致电谢文清：“你十月二十二日发来的对波兰局势的看法的内部材料，甚好。你的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得到了中央同志的好评。”

大约与此同时，中国的看法和方针也告知了波兰。据马热茨回忆，10月22或23日，刘少奇、邓小平和朱德在北京机场临时接见了他，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变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刘接着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通报对波兰进行变革的态度，又补充说，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共的支持，还答应向波兰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贷款。

23日，即波党中央全会结束后两天，赫鲁晓夫在同哥穆尔卡通电话时强调，他不认为有什么障碍，能够阻止把苏联和波兰之间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所阐述的原则基础上。当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中共代表团说，他们对波兰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了解到中国方面的意见，所以改变了方针，准备承认波兰党新的领导。至此，苏联对波兰的方针已经确定，并且与中共取得一致，但波苏关系的紧张状态并未消除，赫鲁晓夫希望中共代表团能够从中帮助协调。

关于危机发生后中共如何做波兰党的工作，目前看到的材料很少，只有吴冷西回忆录中讲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曾与哥穆尔卡、奥哈布等人会谈，刘少奇表示支持他们反对苏联干涉，同时也劝他们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哥穆尔卡一再感谢中国的支持，并说波兰党和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尽管这条回忆史料已经被一些研究者使用，但其真实性颇令人怀疑。据笔者考察，在刘少奇访苏期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根本就没有到莫斯科来，刘少奇与哥穆尔卡的谈话以及中波代表团会谈从何说起？

从档案文献看，中共对于波兰党确实也有担忧的地方，也需要去做工作。关键问题是波兰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这首先表现在对罗科索夫斯基问题的处理方式上。由于罗科索夫斯基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因此波兰党在将其排除出政治局后，还要进一步解除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消息不仅令苏联人不满，也使中国人觉得有些过分。刘少奇在10月26日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表示，“这个问题很关键，哥穆尔卡走得太远了，不应对打击过自己的人搞报复”。为此，赫鲁晓夫才提出请刘少奇亲自到华沙去帮助苏联做工作。由于担心刘少奇为莫斯科当说客，向波兰施加压力，哥穆尔卡婉言拒绝了中国的请求。于是，同波兰人的接触只能换一个方式进行。或许正是因为刘少奇无法在莫斯科与波兰党沟通，为了进一步让哥穆尔卡了解中国的立场，毛泽东决定亲自出面。

10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京紧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毛泽东详细了解了波兰局势及哥穆尔卡的个人情况后，首先批评了苏联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并表示支持波兰党的纲领和路线，还特别称赞哥穆尔卡24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以及波兰党的“高度智慧”。同时，毛泽东也指出，中波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波兰也必须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对波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的主张感到担忧。毛泽东认为，“撤军问题的性质要广泛、深刻得多”，因为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一些国家也可能仿效波兰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严重危险”。中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波兰人，他们最终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做出了决断。得到北京发来的消息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致信感谢中国同志，并拟在波苏会谈结束后邀请中国代表团访波；宣布罗科索夫斯基休假，临时指派波杰罗夫斯基（Bordzilowski）担任国防部长；通知中国，波兰从未打算要求苏联从波兰领土撤军。

然而，尚未接到波兰的信件，毛泽东对处理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据师哲和骆亦粟回忆，10月29日，赫鲁晓夫等到别墅来看望中共代表团。他们说，最近波兰、匈牙利都要求苏联军队从他们国家退出，而这个问题涉及到整个华沙条约，如果其他国家也要求退出，那么整个华沙条约组织就垮了，这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刘少奇也明确表示：苏军最好不要退出，还是要保持华沙条约。他还谈到要保护罗科索夫斯基，以及警惕反革命等问题。这时北京来了电话，刘少奇接完电话后向苏联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希望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更加放开些，驻军也应该撤离，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赫鲁晓夫等人对此很不理解，感到冤枉。刘少奇说，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你们放手，给他们独立平等，他们会更靠近你们，会更拥护苏联”。经过讨论和说服工作，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同意毛的意见，说“我们应该拿出勇气，把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这时刘少奇建议苏方发表一个宣言，公开声明不干涉别国内政，相互平等，经济、组织等问题由各国自己决定。经过商谈，赫鲁晓夫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于是，双方立即就宣言的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30日晚8时完成了宣言草案。随后，赫鲁晓夫返回主席团会议。讨论中，赫鲁晓夫表示可以放弃在罗科索夫斯基问题上的意见，让波兰人自己做主。会议通过了经中苏双方讨论过的宣言草案。



中波之间对匈牙利事件的分歧意见



10月23日刘少奇到达莫斯科时，布达佩斯的游行已经开始。当晚赫鲁晓夫与刘少奇谈话时，得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便匆匆离开。赫鲁晓夫走后，刘与毛泽东通了电话，因不了解情况，决定先不表态。24日上午刘少奇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介绍了匈牙利的情况，称苏军已经出动，进入了布达佩斯，社会秩序已基本上恢复。他希望中国同志理解，这是完全必要的步骤。赫鲁晓夫还强调，波兰是党内问题，是正确与错误的问题，而匈牙利已出现了反革命的征兆。因此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不能跟波兰一样，希望中国同志了解。刘少奇遵照毛的指示，没有表态。

当时中国领导人确实没有得到有关情报。10月23日晚8时和9时，中国驻匈使馆发回两个电报，未加评论地讲述了布达佩斯游行的情况和匈党第一书记格罗的广播演说。此后便再无音信了。24日下午4时外交部连续发出3封电报，要求驻匈牙利和其他东欧国家使馆迅速报告匈政治局势（特别是纳吉的问题），“报告时切忌主观片面和人云亦云”，并要求驻匈使馆立即派一名了解情况的参赞和翻译赶往莫斯科（向刘少奇汇报）。但由于中国驻匈使馆通讯中断，外交部一直没有收到回复。那时中国使馆没有电台和直线国际电话，平时与国内的一切通讯都要经市内邮电局进行。由于出现动乱，从23日午夜起一切国际电讯、电话全部切断，使馆的报告发不出去，国内的指示也接收不到，直到25日下午才恢复电讯（电话仍不通）。所以，24日上午使馆报告游行当夜已经“演变成反革命暴动”以及实行戒严和苏军出动的电报，外交部直到北京时间26日凌晨才收到。

不过，此后驻匈使馆每日发回数封电报，始终称匈牙利发生的是“反革命暴动”。《人民日报》从27日开始刊登的消息和报道，与使馆的说法完全一致。对于纳吉政府，中国使馆10月28日报告：“暴乱以来，从匈广播的各种通令号召措施等看，政治上可疑之处颇多，值得注意。”31日的电报做出结论说：“从23日反革命政变到现在止，反革命基本上已掌握了政权。”接着，《人民日报》的报道也开始指责和批评纳吉政府。11月1日纳吉紧急召见中国大使郝德青，表白自己是共产党员，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恳求中共在这危急关头出面帮助解决苏联撤军的问题。然而，就在他与郝德青谈话前几个小时，中共领导人与苏共中央已商定，准备对匈牙利进行武力镇压。


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的态度与中国全然不同，华沙一直把布达佩斯看作患难兄弟。对此，中国领导人是了解的。

10月23日中国驻匈使馆报告，波党八中全会在匈牙利引起很大反响，《自由人民报》今天全文刊载了哥穆尔卡的演说，并发表短评说，这几天波兰发生的事情不仅对本国人民，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后的道路都有决定性意义。编辑部还致电《人民论坛报》，赞扬波兰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化，加强祖国的主权，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巩固波、苏友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28日又报告，波兰红十字会的首批药品已抵匈。

波兰不仅是最早向匈牙利提供援助，也是最早向匈牙利新政权发电祝贺的国家之一。10月29日中国使馆报告：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在给卡达尔、纳吉的贺电中称：“在最近几天内你们和我们都同样地为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平等独立，进行了坚定的斗争”，“我们了解匈牙利民族政府的纲领”，“这个纲领是符合匈牙利人民和整个和平阵营的利益的，只有那些想使匈牙利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才会拒绝这个纲领”。这个看法，与中国的立场显然是有重大区别的。

匈牙利局势急剧恶化以后，郝德青于31日与波兰驻匈大使维尔曼进行了讨论。维尔曼说：波兰领导人正在积极研究匈牙利情况，我个人认为，如果采取积极措施，匈目前的局势还有可能挽救。纳吉、卡达尔还是共产主义者，当然他们的处境很复杂，因为劳动人民党已被粉碎，其他党派对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波兰党代表团曾经和他们交谈过，主要是希望他们采取迅速、坚决的措施，挽救社会主义的成果。匈牙利领导人表示同意，但他们认为首先应恢复正常秩序，恢复生产和交通，同时采取措施保持社会主义基础。此时，波兰还对纳吉政府寄予希望，而中国和苏联已商量好要抛弃这个政府了。因此，中国开始考虑与波兰拉开一定距离。

与刘少奇谈定行动方针后，11月1日赫鲁晓夫飞到布列斯特与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举行了会谈。哥穆尔卡虽然承认在匈牙利“反革命势力已经抬头”，并同意苏军“不应撤离”，但他反对进行干涉，因为这是匈牙利的“内部事务”。尽管哥穆尔卡没有当面表示坚决反对，但11月2日《人民论坛报》发表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告工人阶级和波兰人民书》，其中讲到：“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在匈牙利捍卫和坚持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成果的问题可由国内力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匈牙利人民去解决，而不应是外来干涉”。[78]在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则刊登了中国政府关于苏联宣言的声明，其中说到：“我们非常高兴，波兰人民及其领导人已经发现了反动派分子的活动和这种活动的危害性，这些反动派分子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注意到这一点和将最广泛的劳动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同人数不多的反动派分子的阴谋活动区分开来，这是绝对必要的。”中波之间的分歧，由此可以看出。

或许是考虑到与波兰立场的区别，11月2日外交部指示中国驻匈使馆：目前匈牙利局势比较复杂，要多听少讲，不要轻易表态；使馆人员要提高警惕，沉着、谨慎，少外出行动；各兄弟国家使馆对外有共同行动时可以参加，但“不宜和波兰单独行动”。此时，波兰方面似乎还想继续与中国采取一致行动。11月3日晚，波兰驻匈大使再次会见郝德青，告知了他刚结束的与纳吉谈话的内容，并建议中国党最好也能派负责同志前来了解情况，施加影响，提些建议，这可能有助于使匈情况不再恶化，避免其完全倒向西方。大概因为是已经得知国内的态度，驻匈使馆向外交部电告的谈话内容中，根本就没有波兰大使的建议。

11月4日凌晨，苏军开始了军事行动，并很快占领了布达佩斯，以卡达尔为首的新政府随即成立。联合国安理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提出要苏联撤军，遭到苏联代表索波列夫的否决。美国又提出紧急动议，要求当晚（北京时间次日早晨）举行联合国大会讨论。为此，波兰副外长纳希科夫斯基约见王炳南，说波政府“极愿了解中国政府对匈牙利问题的态度，以供波方参考”。王急电外交部请示如何答复。5日凌晨北京收到电报后，周恩来紧急约见了波兰大使。周说，纳吉政府放弃社会主义和华沙条约，“走上了反革命道路”，现在卡达尔组成了新政府。中国政府的意见是：坚决反对美国提案，支持匈牙利新政府和苏联。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援助，“匈牙利就要成为白色恐怖的世界，美国的势力就要打进去”。周恩来还说，“毛泽东同志请我把我们的意见转告波兰党和波兰政府，我们相信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个问题上会像几天前给我们的信中所表示的一样，采取同我们一样的态度。”基里洛克说：“我个人完全同意总理对这个问题的估计，我相信波兰党中央和波兰政府也会这样看问题的。”中国驻波使馆从苏联大使那里获得的信息称，波兰原以为中国的看法会与他们一致，“结果适得其反”，波党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对策。事后波兰外长拉帕茨基告诉王炳南，“在匈牙利问题上波兰内部有一定困难”，“联大讨论匈牙利问题时波兰投票反对美国提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根据了中国的意见”。拉帕茨基还说，匈牙利问题不宜拖延，最好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解决；卡达尔有意扩大新政府内社会主义的力量，希望通过波大使与纳吉建立联系，波政府已同意并指示驻匈大使完成此任务。波兰方面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对这个问题有何意见。

看起来，波兰和哥穆尔卡一直想拉近与中国的关系，并得到中国的支持。然而，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波兰党和政府的立场似乎与社会主义阵营渐行渐远。11月5日驻波使馆报告：此前波兰各报大量使用西方报道登载匈牙利的情况，对纳吉政府多有支持，而对苏联的干涉不满。对于中国和苏联关于匈牙利的评论和声明均未予转载。5日的《人民论坛报》仍首先刊载西方报道，其次才引用塔斯社关于工农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摘登了卡达尔等人的公开信，而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只是极简单地转述了几句。11月7日又报告说，波兰学生普遍认为苏联出兵匈牙利是错误的，是干涉别国内政。还有人要求游行示威，经波党劝阻未成。据说波党中央认为，如果游行示威就会陷入孤立，因为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支持卡达尔政府，而且游行一旦流血，可能招来苏联出兵干涉。这些情况引起了中国的注意，11月9日新华社总社致电谢文清：最近波兰在一些问题上的态度值得密切注意，要求记者和使馆合作，“迅速提供内部参考材料和你们的看法”。看来，中国领导人需要对波兰新政府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了。



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和评价



11月13日驻波使馆报告：据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使馆的消息，哥穆尔卡上台后，在许多问题上言行不一，如关于农业合作化，口头上说要学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正在大量解散合作社：“很多老同志”继续受到排挤，如总工会主席克沃谢维奇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对苏联的态度愈加恶劣，在华沙讲俄文已经不受欢迎。波兰军官接替苏籍军官时表现得极为冷淡，华沙军区还撤换了许多以前在苏联进修的波兰军官。记者谢文清的看法是：“社会上敌视苏联的议论甚为嚣张”，而波党领导人对于这些反苏言行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进行制止；对于匈牙利事件，多数波兰人认为苏军第一次出兵镇压导致矛盾激化，“改变了斗争的性质”，对苏军第二次出兵和卡达尔政府的建立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而波兰官方对此态度暧昧，至今没有明确评论；波兰开始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不久，新华社又报道：最近议会问题成为波兰报刊讨论的中心，主要观点认为，党不是政权，议会是最高政权机关，政府成员不能在议会中占有席位。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对这次报界的讨论是支持的，并曾为此发表社论。”此外，波兰通过的工人自治法成为所谓“民主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农业政策偏右，只强调农业增产，未强调合作化。

1956年底，中国使馆对波兰事件做出了基本的分析和估计：哥穆尔卡过去在思想上、理论上存在着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但错误性质属于党内问题。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新领导，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继续对苏友好并主张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在对外政策上有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匈牙利问题上支持纳吉；在对内政策上片面强调民主化，忽视阶级斗争，大批解散合作社。这些与哥穆尔卡过去的错误是一脉相承的。这些信息直接影响了毛泽东对波兰党和哥穆尔卡的看法。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中两次提到哥穆尔卡。谈到人民内部的纠纷和党内斗争时，毛举例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谈到苏联的非斯大林化时，毛说：“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把哥穆尔卡看作是共产党内和社会主义内部的右派了。

在1957年1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哥穆尔卡。讲到学生闹事时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讲到党内错误思潮时说：那些吹捧波匈事件的人“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讲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问题时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在毛泽东眼里，哥穆尔卡与铁托、赫鲁晓夫是一类人，他们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麻烦。

在一个月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到哥穆尔卡。这次讲的是波兰的国内政策：“为什么匈牙利、波兰合作化搞不起来呢？波兰只有6%的人口加入合作社，一阵风吹掉了大部分，哥穆尔卡一篇演说就有一万多个合作社崩溃了，剩下1000多个，吹掉了90%.”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最得意、最关注的就是合作化，而波兰的做法显然引起了他的不满和怀疑。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不仅在中共党内经常表露，对苏共也不隐瞒。1957年10月毛泽东接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谈到波兰问题时说：“波兰的根本问题在于，在经济方面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农村中合作化程度很差，富农有着较大的势力和影响。在政治上、思想上更加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极为严重。不要阶级斗争，不加强党的领导，反苏的民族主义情绪，忽视专政的作用，都没有遭到彻底的批判。这种情况蕴藏着一种危险，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应提起注意，否则会再出现匈牙利事件。目前的问题在于，波兰同志们不这样看，对这项根本问题估计不足。在波兰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毛泽东在波兰事件发生一年后的这个说法，可以看作是他对哥穆尔卡的政治评判。

然而，这些话在公开场合，尤其对波兰人，是不能说的。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还有另一方面。1956年12月3日，毛泽东与波兰大使基里洛克进行了一次长谈。根据波兰人的记载，在评价波兰形势时，毛表示“完全支持和赞赏我国现领导的政治路线”，“完全赞同哥穆尔卡在各次讲话中表述的政治纲领”。讲到个人经历，毛泽东称自己是“中国的哥穆尔卡”。毛特别赞赏哥穆尔卡的对苏政策和策略，并说中共“从一开始就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独立自主解决波兰事务的权利”，而坚决反对苏联的干涉意图。

由此看来，毛泽东的基本判断是：哥穆尔卡在政治和思想上是共产党内或人民内部的右派和修正主义者，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中反对苏联的大国和大党主义。应该注意的是，直到中国反右运动初期，毛泽东仍然把右派和修正主义视为人民内部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匈牙利事件具有反革命性质，纳吉是共产党的叛徒，而波兰事件是革命内部的问题，是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因此，同样是反对苏联的情绪和言行，毛泽东支持了波兰而主张对匈牙利实行镇压。正是出于对哥穆尔卡的这种双重认知，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时，哥穆尔卡往往成为毛泽东攻击的靶子，而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波兰又经常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盟友。这就是1956年中国对波兰关系的双重性。

作者：沈志华 李丹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