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建设 来源：《高教探索》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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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大学书院制的建设

　　作者：范双利 彭远威　　来源：《高教探索》2014年第6期　　浏览次数：33
　　
摘要:21世纪伊始，实行书院制已开始陆续成为我国大陆继续探索如何办好现代大学的一种尝试。期间出现的争议和困难源于缺乏对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本质和实质的认识。书院制是办学规模日益扩大的现代大学的一种有益补充，它可以弥补现代大学以学科和专业为中心培养学生的缺陷;建构不同书院的文化特色和内核是书院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和价值彰显，是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培养多样化人才的本质要求;弘扬和借鉴我国古代书院精神是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的实质所在和灵魂指向;构建高效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书院制的组织结构是实行书院制的关键之处。
　　关键词: 现代大学;书院制;有机性质文化

　　当前我国实行书院制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它是香港唯一仿效剑桥大学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现有崇基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逸夫书院、晨兴书院、善衡书院、敬文书院、伍宜孙书院及和声书院等九所书院。中大书院制的办学特色和成功经验于21世纪在大陆大学中迅速刮起一股旋风，引起不少大学纷纷仿效，大有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初步统计超过70多所高校有行动。[1]2005年，复旦大学开始尝试推行通识教育，成立志德、腾飞、克卿、任重四个书院;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试行书院制学生管理模式;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孟宪承书院，对免费师范生实行书院制管理，加强通识教育课程，实施导师制;2008年，淮海工学院东港学院进行了书院制学生教育管理制度改革，探索完全学分制条件下民办二级学院书院制学生工作新模式;2008年，华东理工大学开始了社区书院制管理试点;汕头大学于2008年成立至诚书院;上海大学于2011年成立社区学院，实行“住宿学院制”学生管理新模式。[2]肇庆学院自2009年初实施“学科专业学院制、生活社区书院制”的校内体制改革，同年9月创办了第一个书院，目前已建成厚德、明智、博学、力行四个书院。共入住学生14000余人，占全校学生的65%。[3]此外，还有部分大学拟实施书院制，但因种种原因中途夭折。书院制与现代大学的联姻在新世纪风行，绝非大学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继续探索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一种实验。

　　一、书院制“贵”在是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一种有益补充

　　中国当代的大学在上世纪末的“扩招运动”中迅猛发展，万人大学已是一种普遍现象。正如前加州大学校长克尔(Clark Kerr)在他的著作《大学之功能》中赋予当代的大学新的名称——综集大学(multiversity)，那是一个庞大复杂的多元化、五光十色的“城市”。同时，大学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高等教育早已走向学科专门化,教育的目标亦变得实用和功利，课程专业化和专门化的后果是高等教育本身失去了整体性,学生视野亦趋向偏狭短浅,弊病丛生。然而，现代大学的使命不应如此，“大学在研究与教学之外，尚应有‘创造性的生活’”。“实际上，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无意的都在培育一种文化生活。”[4]这种“文化生活”对塑造学生完整的人格和德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每所大学风格的形成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前中大校长金耀基认为“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5]。但是，这种文化生活却难以在当今庞大的大学中形成。“在一个几万乃至超过十万人的大学，的确更能有网罗师资、发展研究的能力，但想要出现一个有整体性的有机性质文化生活是不可能的。求大求新已是今日大学有力的趋势，这对教学，对师生之关系所造成的坏影响是不能忽视的。”[6]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士(R.Hutchins)也认为今日大学之为一科层组织殆不能免，但如何保有其“大”的好处，一方面能维持一个“小”的范围而使师生多相接触则为上策。哈佛大学前校长洛厄尔(A.L.Lowell,1856-1943年)认为，一个年轻人的大学教育，不应仅仅局限在课堂中进行，而且也应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大学为年轻人创造一个优良环境至关重要。洛厄尔疾呼：“大学的目标是同社会交互作用，而不是复制当代文明的缺陷。” “性格不仅仅取决于所接受的教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良好同伴的氛围。”他认为：“ 不同班级、不同类型和不同协会的本科生和导师们在同一个社区里生活，在同一个餐厅里就餐，全新的接触、惬意的交谈、深厚的友谊就会建立起来。”[7]

　　·因此，创造或寻找一种“有机性质文化”的大学生活是现代大学迫切的任务。而所谓“文化”是：“具‘有而无在’的特点，是一种‘有’，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随时随地都存在于我们的周围;但同时文化又是一种‘无形’的‘有’，是一种弥散性的‘有’，看不见，摸不着。文化从内容上看，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从功能上讲，具有迁移性和隐匿性;从影响力而言，对个体行为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和制约性。”[8]借鉴书院制的办学特色则可能成为现代大学创造或寻找“有机性质文化”大学生活的一种可行的办学模式。中大的书院制是仿效英国牛津和剑桥大学实行的书院联邦制，即住宿书院制。其源于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其后为美国哈佛、耶鲁大学效仿。在现代大学中实施这种住宿书院制，它主要是以学生宿舍为管理的空间和平台，以学生公寓为活动社区，旨在对学生实施通识教育，并承担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与行为养成等方面的教育任务。本质上是一种学生社区生活管理模式。住宿书院制对形成大学的文化生活大有裨益。“大学的文化生活之形成，靠多种不同的力量，但老少学者居息一堂，朝夕切磋，显然是有力的因素之一。”[9]在师生经常接触的基础上，提供较多的机会，使不同专长的教师间有对话，使师生间有对话，使不同学科的学生间有对话，这种对话是经常的，是较不拘形式的，也因此自然会形成一种知识性、社群性和文化性的沟通，这不但有更多的可能性使书院成为一个有机的学人社会，且有更多的可能性帮助学生发展其“德育”——品性的养成。书院的理念，诚如邱白勒(E.Truelood)所说，是为年轻人“提供一个可以获得整个生命的最大可能的快速成长的情境”[10]。哈佛大学的学舍使“学生们从相互间学到的东西比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作为一个群体，给每个成员的成长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11]。

　　由此看来，创造出一种“大”学难以产生的“有机性质文化”的大学生活是书院制的优势所在，其价值已经在当代大学教育中得到应有的彰显。很多剑桥的学子都反映，学舍为每个成员的成长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科学史家李约瑟就曾说过:“当一名剑桥学子之所以优越，最主要的是那里实行按楼梯安排学生宿舍的制度。”一位哈佛住校生说：“宿舍楼生活是很美妙的，我们是一个小型的、多样化的社区，在这里人们真心实意地相互关照，在这里舍监和导师们不知疲倦地创造思想知识和文化机会，鼓励我们接管。”[12]一位哈佛舍监说：“在我看来，宿舍楼最重要的角色是在一所伟大的大学里担当了教化媒介物，任何时候它的首要功能应该是与过去和未来达成妥协，并把它的发现传递给下一代。关于大学的这个理念，我觉得落实的理想途径在古代遗产和所有伟大的文明中业已存在，那就是师徒授受关系——尽可能地以广泛互动的方式交流传播知识。实际上，最有效的功课往往在最漫不经心的时刻获得——在喝茶、做杂务、甚至是在晚上狂欢作乐的时候。不幸的是，现代生活方式使得这种教学越来越不现实了，我无法想出比住宿制更好的方法矫正这种失衡。”[13]

　　二、书院制“特”在构建不同书院各自的文化特色和内核

　　“剑桥三十个书院，规模大小不一，大者(如三一书院、皇家书院)院士逾百，学生近千;小者(如鲁茜、开温第士)院士不达三打，学生不过百余。且书院之贫富、学风、传统以及外貌亦各有异。30个书院，有30种风格，30种情调。从伦敦去剑桥，你心目中只有一个剑桥大学，但到了剑桥，则你只看到一个个的书院。诚然，书院是剑桥的灵魂。”[14]剑桥大学之所以出现“30个书院有30种风格，30种情调”的现象，绝非仅仅是各书院的规模、建筑外貌等相异，更重要的应是各个书院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形成自己风格迥异的书院文化。所以，与其说“书院是剑桥的灵魂”，不如说“特色文化是书院的命脉”。我国古代书院也因地、因师确立本书院的办学方针，慢慢形成了诸多风格不同的书院，每个书院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可以说一个书院就是一个学术中心，一个书院就代表了一个学派，一个书院就代表一种文化。比如，朱熹主持的书院是讲理学的;陆九渊的象山书院着力宣扬心学思想;清初颜元主教的漳南书院旨在兼容并包，以讲求实学为主;东林书院则致力于裁量人物、讽议朝政，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中大书院制经过几十年的洗礼，已经形成作为一所世界名校的办学特色。这得益于中大书院制不但秉持创造“有机性质文化”的共同理念和实践，更鲜明地体现在中大九大书院各自具备特色的文化内核。如果说中大书院制创造“有机性质文化”是中大在学校层面打造的共同的“文化生活”，那么各书院各自创造的“文化内核”则是每个书院的文化特色。中大的每所书院都是独树一帜的，有各自的办学理念和文化特色。先前建立的四所书院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文化传统非常鲜明。如新亚书院比较注重中国文化，其院训为“诚明”，强调“求学不单是追求知识，也讲求处世的修养”。坚守“求学与做人，贵齐头并进”的创校理念，培育学德俱备、认识国家历史文化、勇于承担的学生。崇基学院崇尚基督教，其院训为“止于至善”，着重博雅教育，强调全人发展是崇基学院的特色，旨在培养学生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联合书院意在传播世界文化，其院训为“明德新民”，致力于培养良好品格、广博学识、独立思考和对社会有承担的学生。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着重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及好奇心，提高学生服务社会的意识，重视学生的治学能力及作为国际公民的素养以配合急速转变的社会需要。 逸夫书院则注重通识教育和高科技素质的培养。新增设的五间新书院，也既有独特的性格，同时与大学整体的教育理念相呼应，致力创造亲切融洽的书院生活和学习环境，让中大师生互动交流，并提供关顾辅导、全人教育与通识教育，辅以各类正式和非形式教育活动，扩阔学生的视野。晨兴书院以培育学生为香港、全国以至全世界社会服务为书院的使命。即使是新成立不久的善衡书院(2006年成立)也在极力打造自身特色，着重培育学生的诚信及对个人责任的承担，立下基础以贡献社会、造福社群，其院训为“文行忠信”。敬文书院和伍宜孙书院则注重培育学生的诚信及对个人责任的承担，发挥自助助人精神，立下基础以回馈社会，为国储材，令学生有丰盛人生。而和声书院除注重培育学生的诚信及对个人责任的承担外，更深切盼望能协助学生扩阔对香港、国家及世界的了解和联系，以利他们日后能成功建立个人事业，并鼓励他们积极回馈母校及社会。[15]这种各具特色的办学理念和文化是通过不同的通识教育课程和非形式教育表现出来的。而大陆大学在践行书院制时显然还没有打造出不同书院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核”，这或许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因。不同书院是否具有自身的文化内核和办学理念是现代大学书院制的生命力所在，是对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缺陷的实质补充，是大学培养多样化人才的有效途径，是满足众多学生成才多样化的不同需要，也是形成大学特色的重要载体。

　　三、书院制“重”在对中国古代书院精神的借鉴与弘扬

　　百余年前，我们完全抛弃了在我国延续上千年的古代书院制的办学模式，借鉴甚至移植了西方大学的做法，办起了中国的现代大学。在长达百余年的办学实践中，却始终没有解决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割裂传统直接导致现代大学精神的缺失。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16]胡适认为:“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17]百年过后，我们又开始间接借鉴和移植西方现代大学“住宿书院制”的办学模式。这次，我们不应重蹈覆辙，而理应深入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制度，汲取书院精神。虽然西方大学“住宿书院制”与我国传统书院产生的历史背景、运作模式等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办学理念上却有相似之处。正如李丹所言：“书院和住宿学院(又称住宿书院)一样都有着很浓厚的文化倾向，在管理上师生同住的特征也很明显，师生接触频繁，私交甚笃。”[18]因而在探索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的过程中，借鉴中国传统书院的精神既是有益的，又是可行的。钱穆在对近世教育的反思中指出：“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的莫过于书院制度。私人讲学，培养通才，这是我们传统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19]陈平原在其《大学何为》中指出:“谈论本世纪书院精神之不绝如缕，并非完全否定现代大学制度。面向二十一世纪，毫无疑问，现代大学仍是主流。问题在于，传统的书院教育，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我的答案是肯定的。”[20]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的实质在于借鉴和弘扬中国传统书院精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书院制研究专家朱汉民总结出我国古代书院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孕育了宝贵的书院精神：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知识追求的学术精神;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21]

　　首先，书院学者将儒家的“道”作为追求目标，认为儒家对“道”的追求首先是个体自我的道德完善，并且在个体自我道德完善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的完善。因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自我道德完善的人文追求与经邦济世的社会关切结合在一起。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 “德业”与 “举业”统一起来。但是，“德业”是目的，“举业”只是手段。为避免忽视 “德业”目的而片面追求 “举业”的教育趋向，书院学者对片面的应试教育进行了严厉批评。朱熹手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就明确指出了理学教育的基本主张为“义理之学,修养之道”,对道德行为加以规范,是做人为学的基本要求。其内容有“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他极为反对“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的风气，主张“……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的学风。这种完善的人格教育，充满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恰恰是现代大学所欠缺的。其次，中国古代书院体现出浓郁的知识追求的学术精神。儒家文化强调道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知识追求的基础之上。所以，我国古代书院成为宋代以后新儒家学者探讨高深学问的地方。书院的学术创新精神是以书院宽松的办学环境为基础，以学术大师云集书院讲学为推动力，师生相互答疑问难、相互激荡获得新的观点、思想而形成的。书院的学生以个人钻研为主，学院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宋元明清一些大师提出了不少的读书原则。他们都十分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导师绝不提倡学生死记硬背，而是强调学生读书要善于提出疑难，鼓励学生争辩，教学采用问难论辩式。朱熹特别强调“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吕祖谦更提出求学贵创造，要自己独立专研，各辟门径，不能落古人窠臼。[22]最后，中国古代书院精神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既然道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知的追求基础之上，那么，求道与求学是统一的。一方面，书院求道的价值关怀体现出对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的追求，但这种人文关怀是建立在知识理性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书院的知识追求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学术创新总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价值关怀为目的。如程朱新儒学通过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打破汉唐经师对儒家经典解释的垄断地位;王湛新儒学则是试图突破程朱新儒学的 “支离”，提出了 “心即理”、“致良知”的学术主张。书院的这一学风变化过程，既是为了求学，更是为了求道。[23]书院教育的价值关怀和知识追求相统一的精神既充分表现在书院的“对话”的教学方式上，也充分体现在书院制订的学规中。如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学规强调了讲明义理是教学的首要任务，而义理是蕴涵在儒家经典之中的，需要书院学者通过潜心学术研究才能体悟到，充分体现了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书院精神。

　　几十年前，钱穆就揭示了近世教育的弊病：“专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取博士式专为知识而求知识为狭隘目标的教育风气。”随着现代大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在科学分工日益精细催生下带来的专业细分和新学科诞生，社会浮躁的风气和大学老师与学生急功近利的联姻等，其产生的合力使得当今大学教育的这种弊病愈演愈烈。沉淀了上千年古代书院那种追求“完人”的人文精神、追求在创新过程中的求知精神，以及追求价值关怀的人文精神和追求知识的相统一的精神，这或许就是陈平原教授所指的“古代书院为现代大学能够提供的某种思想资源”，也应该成为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的灵魂和本质所在。

　　四、书院制“难”在与现代大学运行模式的有机结合

　　哈罗德·珀金曾精辟地指出:“组织的历史甚至比外部力量更能决定组织的未来。”由此可见，要转变历史悠久组织的运作方式和发展方向是多么困难的事情。目前国内大学基本通行的是按院、系、班级安排学生的住宿、学习和活动。这种学生教育管理培养体系是建立在以学科和专业为单元、以课程为中心的理念上。这种管理模式操作起来相对方便，也有利于同专业学生之间的交流，在我国存在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书院制则是以宿舍为中心构建一种基于宿舍的由学生和教师共同构成的小型学习社区，是以学生全面发展的成才需求为出发点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与其相配套的导师制倡导师生互融，导生制追求学生自治，多元化活动倡导全环境育人，以及在专业学习上的多元选择。这种模式的实质则是以学生为中心。正如钱穆所言：“中国宋代的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24]因此，这种转变既有教育理念的转变，也有管理模式的转变。如果无法实现这些制度指向，这种探索只能是看上去很美。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虽然已走过了几年，但一些辅导员仍不习惯。他们认为，在原先的“专业集中式住宿”下，同专业、同年级的学生住在一起，通知事务、组织活动十分方便，但住宿学院制实行之后，“学生散了，不好管理”。汕头大学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刚进入住宿学院时，有些找不到归属感，“专业学院和辅导员都觉得我是至诚书院的，有时候不太管我”[25]。所以，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能否实现华丽的转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院制能否顺利地与现代大学目前运行模式进行有机结合。

　　首先，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书院运行组织机构。这个组织机构如何与现有的以专业学院为单元的学生管理组织机构有机结合，既不会产生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又避免在教育管理学生时不致出现“书院管不着，学院卸责任”的现象。因为书院制的精髓在于与其配套的导师制、构建不同书院独具一格的通识教育等。这需要教师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从而组建一支数量充足的导师队伍?能否顺利解决至今困扰着汕头大学至诚书院面对兄弟院校前来取经时总会问到的类似“教师不愿意参与住宿学院工作怎么办”问题。这是保证现代大学顺利实行书院制的组织保障。其次，如何确保学生事务人员的专业化。原来由一名辅导员负责一个年级或几个年级学生的思想教育和事务管理的院系学生管理模式，要求辅导员具备“万金油”功效，面面俱到但又难以专业化。书院制构建的管理机制要求每一个成员不管是专业导师还是事务管理人员都必须是某一领域的专家，这就要求学生事务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如何确定学生事务的专业化?如何制度导向学生事务专业化发展?这既会深刻影响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的有效实施，更会对其是否能够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再次，如何拓展学生宿舍的功能?过去多年不变的“一栋楼一个管理员、一间宿舍同一个专业、宿舍只用来睡觉”的住宿管理模式所隐含的宿舍功能和理念理应成为过去。书院制以宿舍为载体，实施通识教育，建立师生互动、朋辈互勉、学科交融、注重养成、环境温馨、民主包容的良性循环机制，促进学院的专业教育与书院的素质教育的有机结合，培养有责任感的完整的人。[26]朱清时曾经指出：“南科大实行的书院制，让老师和学生住在一起，学生和老师可以随便聊天，不光聊科学问题，人生的问题也可以。还要经常给学生提供机会，和世界级大师面对面接触。书院是全天候的教学基地，也是睡觉的地方，这颠覆了学生宿舍的概念。”[27]学生宿舍这种新型的“育人”功能和理念应成为书院制宿舍功能的拓展和育人理念的核心。要实现这些育人功能，需要重新调整和整合原有宿舍的结构和资源，这恰是目前大陆高校简单结构和单一功能的宿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是顺利实行书院制的物质保障。

　　在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是高校学生培养模式和办学模式的一种新尝试，在大陆高校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和困难。即使是西方大学，也并非是每所学校如此实施。正如周满生所说：“在国外也只存在于招生规模小、财力雄厚的精英大学。作为招生主体的州立大学、社区学院并没有类似制度，甚至不提供宿舍。”因为“若高校每年有三四千人的招生规模，想让这种师生互动覆盖到每一名学生，得需要多大的人力?实施难度可想而知”[28]。 但是，克服现代“大”学办学规模日益扩大所带来的办学弊端，弥补现代大学以学科、专业为中心的教育缺陷，借鉴书院制所指向的通识教育、以生为本、师生互动、社区自治、全环境育人等核心思想理念，却是每一所高校必须在学生教育管理中要坚持的，这也许是现代大学实行书院制探索的真正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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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