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学历主义的蒙昧 学历歧视危害社会公正(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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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学历主义的蒙昧


　　在当代中国，尤其是政府的组织人事机构，长期笼罩着一股错误思潮，叫做学历主义。学历主义，也称“文凭主义”、“唯学历论”、“唯文凭论”、“学历迷信”、“文凭迷信”。这种思潮支配下的行为，已经成为频繁产生学历歧视、危害社会公正的一个毒瘤。

　　学历主义滋生了大量的学历歧视行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历歧视现象。学历歧视成为和乙肝歧视、年龄歧视并列的三大用人歧视现象。在有关调查中，大约70%的受访者认为当代中国最严重的歧视现象是学历歧视。

　　学历主义表现在思想上，是骨子里认为高学历等于高能力、高水平；低学历等于低能力、低水平；无学历等于文盲、低能儿。表现在行为上，是盲目崇拜高学历、名校学历、外国学历，鄙视和排斥低学历、非重点高校学历、在职学历，制定不合理的政策、规定、措施，侵害低学历、无学历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公务员招考、干部选拔、企事业招聘中，不是强调是否具备职位所具备的能力，而是首先着重在学历上兜圈子、设门槛、划范围。明明通过科学的选拔方式可以检验报考者是否具备相关的能力，却人为缩小选人用人范围，侵害低学历公民的正当权益。

　　学历歧视具体表现有：在公务员招考、干部选拔等工作中，片面强调高学历，动不动要求博士、硕士学历，很多职位本科生无法问津；有的单位强调必须是重点高校毕业学历，普通高校毕业学历不行；有的单位要求，必须获得双硕士，一个硕士学位不行；有的要求，必须获得双学士，一个学士学位不行；有的要求，除了硕士学位之外还必须有硕士学历，像国家鼓励的在职硕士，如工商管理硕士、公共管理硕士、教育硕士、公共卫生硕士等专业硕士学位等都不行，因为在职硕士都是只颁学位不发学历；有的单位要求，对于自学考试、在职学习的学历，毕业后必须达到一定的年限才予承认，刚拿到手里的学历证书还不能算数，只有到了他们规定的年限后才算数；有的单位强调，必须是全日制毕业学历，在职硕士、成人高校、自学考试、函授电大都一概不予承认；有的单位则离奇地强调，不但要看应聘者现有学历，而且还要追查第一学历是不是名校毕业……

　　其实，学历这个东西迷信不得。首要的原因，是在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到工作岗位上连10%都用不上，人们工作中的知识和技能90%是在工作中学到的。其次，低学历甚至无学历的人，只要孜孜不倦，业余照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其积累未必亚于高学历者。再次，人的能力的提升和素质的塑造不只是在学校里完成，学历教育只起一部分作用。

　　按照学历主义的标准，华盛顿、陈云永远也当不了国家领导人，因为他们只有小学学历；毛泽东也不够当干部的资格，他只是个师范生，连报考公务员的资格都没有；巴金也不能成为文豪，他的第一学历只是中专，而且是肄业……

　　在学历主义作用下，整个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畸形的用人观念。买学历、卖学历、造学历、真的假学历、假的真学历，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电线杆上、墙壁上、电话亭上，甚至下水道的楼板上都写着“办证”的小广告。据估算，中国假学历持有者至少100万人。出去打工的青年农民中，很多人都习惯买一个学历本本。有个搞劳务输出的人反映，他每送一批工人，都要买一批假学历。有个在乡镇干部工作的朋友反映，他们那里干部的学历，绝大多数都是假的，他也不清楚是通过何种手段购买并放入干部档案袋中的。有的高校，甚至一些党校，靠批发学位、学历闻名遐迩，他们发的学历都是真的，但是，干部的学识、水平真的就这么神奇地涨上去了吗?

　　学历歧视首先是政府部门带的头，迷信是从官员那里开始发源的，只有先立法约束政府行为，严肃治理来自政府部门的各种违法招考文件、违法人事制度规定，才有可能遏制学历主义的错误继续蔓延。政府部门自己都不守法，自己都不讲公正，不起带头作用，却号召企业、号召社会不搞就业歧视，这有说服力吗？谁听？谁信？

　　应该帮助各级领导干部从高学历迷信症中解脱出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我们都熟悉范进中举的故事，如果从正面看，这个故事恰恰反映了我们祖先在用人方面的平等性与开放性。范进只是一个农民，没有非农业户口，也没有显赫的背景，没谁帮他写条子打招呼，但他仍可以做官；范进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什么学历？他的老师是谁？上级不考虑这个；范进54岁才中举，这说明当时干部任用没有年龄歧视，不像现在不管身体好不好、合适不合适，过了多少岁就不能提拔了，逼得很多干部挖空心思去偷改人事档案。干部年轻化是对的，但是建立在年龄歧视基础上的片面的年轻化、极端的年轻化、一刀切的年轻化也是不合理的。　

　　还要完善立法。《就业促进法》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就业歧视，其他的都是次要的，都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立法机关没有充分理解、充分感受到中国社会极为普遍的就业歧视现象，没有对公众诉求热点做出充分回应。《就业促进法》应浓墨重彩、不厌其烦地反对五花八门的就业歧视，做出明确的、具体的、清晰的、完整的规定，严禁包括学历歧视在内的各种就业歧视。《公务员法》也需要修改。对于极为关键的公务员学历要求，该法只是泛泛规定至少具备专科以上学历，但是没有规定最高学历要求。在实际生活中，目前持有专科学历基本上已经无法报考公务员了，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最低学历普遍要求是本科，很少有允许专科学历报考的职位。《公务员法》没有对学历做出明确具体的限定，是公务员招考工作中出现五花八门学历歧视的根源。相比之下,在司法考试中为什么就没有这么多的学历歧视？因为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以明确清晰的语言对报考者的学历进行了严格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务员法的立法水平不能和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相比，因为它没有抓住关键问题。因此，要克服公务员招考中的学历主义，应当认真修改完善《公务员法》。法律必须有明确的行为指令，切忌含糊、过于原则、意识形态化，否则，就无法防止执行机关滥用职权随意解释。行政权力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和利己性，法律不能含糊其辞，不能给它太多的活动空间，否则它一定会滥用。只要公务员法不像法官法那样明确地、严格地规定报考公务员的学历，那么，行政机关一定会随意拔高学历要求。所以在公务员考试时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有的单位过分拔高学历和其他要求，全国几十万报考者中竟没有符合要求的。是该单位的这个职位真的那么特别高不可攀、要求特别强的能力吗？显然不是，不过是制定职位要求时任意拔高了学历、专业、年龄要求而已。有个市工商局招考公务员，要求“24岁、乐器演奏水平达十级”。这就不是观念问题，而是涉嫌以权谋私了，因为符合这种苛刻条件的人一定特别稀少，这种职位要求很可能是招考单位领导者特意为自己亲人设计的。所以网民发出强烈的质问：为什么要求24岁？23岁、25岁、26岁、27岁、28岁……为什么就不行？包括学历歧视在内的各种就业歧视，不仅仅是观念问题，而是法律保护公民权利力度不够、权力失去法律和民意控制造成的。

　　应当承认：比起以前那种强调家庭出身，宣扬读书无用、让文盲半文盲当大官的做法，尊重学历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主观愿望上说也是对知识的尊重。但是，凡事都有度，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我们并不否认，从总体上看，高学历群体的素质一般优于低学历群体，努力提高全社会的受教育水平和学历水平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公民自身需要努力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高学历者在素质上都优于低学历者。更重要的是，公民权利是平等的，不随学历的提高而增加。低学历者，也有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机会。过分强调学历对人才的选拔是非常有害的，对社会公正是非常有害的。

　　在所有的行业，公平度最高的是体育运动领域。选拔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体操运动员、跳水运动员，没有一个愚蠢的教练先翻看报名者的学历。世界冠军很少有体育名牌大学毕业的。为什么？体育运动有自己的选拔规则和人才测评标准。其实，其他行业不同样也是如此吗？想招聘翻译，让人们自由报名，测评其翻译水平不就可以了吗？想招聘秘书，让人们自由报名，测评其文字水平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死抠学历本本呢？

　　有一位中国学者统计了美国报纸上的各类招聘广告，发现多数职位没有学历要求，招聘广告只是在描述职位能力要求，更极少有要求硕士博士的。他的结论是：片面强调学历要求是管理者懒惰和愚蠢的表现。其实，这种情形归根结底还是得益于美国严格的、完善的反就业歧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