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三年困难”时期的农家生存策略 《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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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三年困难”时期的农家生存策略




作者：胡玉坤      时间：2015-02-17   来源：共识网
   
  　　【内容提要】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维度是一个既关乎历史也触及现实的命题。“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对农村亿万芸芸众生来说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尽管这场“生存保卫战”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但迄今有关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仍付阙如。陕西农民侯永禄不间断写了60余年日记，作为见证人和当事人，他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这场生存危机的一些原始记录。从社会性别视角来解读，侯氏一家人应对大饥荒的生存实践、行动逻辑及资源权力不尽相同，他们的生存策略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本文从社会性别视野勾勒了一个普通农家生存之道的大致轮廓并着重描述了农家妇女的独特作用和贡献。这些微观经历不失为其时千千万万农村家庭普遍经历的一个缩影。

　　一、引言

　　1959-1961年对乡村居民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三年。在1958年狂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地方还搞起了“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的供给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吃饭食堂化，农家既不允许有存粮，亦不得自己烧火做饭。紧随这个乌托邦社会实验的失败，1958年当年史无前例的饥馑便在一些地方悄然而至，而后便在农村和城市各地迅速蔓延，并席卷了整个中国。措手不及的人们程度不等地遭遇了饥荒。可以肯定的是，当赖以生存的集体粮食供应不够“果腹”时，被逼到生存边缘的男女老少并不会听天由命地坐以待毙。当饥饿像齐脖的深水随时有可能将其淹没时，人们出于本能会想方设法寻求活命之道，而负责一日三餐的农家妇女则更是如此。

　　最近一二十年，国内外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探究越来越多。涉及乡村居民饥馑故事的纪实作品和饥荒亲历者的口述史也层出不穷。然而迄今关于那段历史的关注点仍主要放在饥荒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后果的政治经济方面。在有关大饥荒的叙事中，饥饿成了这段可怕社会记忆的主要内容，大面积非正常死亡及其人数这个沉重话题因而格外引人瞩目。持续三载的危机对草根亿万芸芸众生来说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尽管这场“生存保卫战”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的，但现有的著述仍主要侧重于个人的孤军奋战或社队层面的自救行为[1]。迄今为止，家庭的生存策略仍付阙如，更无人深入到被称为“黑匣子”的家户内部去探究不同家庭成员的应对之策。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单这场持续饥荒的后果及其回应的社会性别维度被忽视，妇女在荒年的遭际与作用也是“缺席”的。像任何灾难一样，由于男女两性角色和责任的不同，粮食短缺和饥馑的影响并不是性别中立的，两性的应对之策也同样是社会性别化的。

　　陕西合阳县路井镇农民侯永禄坚持写日记和记账60余年。作为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场生存危机的一些原始记述，使我们得以窥视一个普通农家渡荒求生的某些侧影[2]。这些原始记录比今人的追忆更为真实而准确，因而也益发显得弥足珍贵。生于1931年的侯永禄1949年离开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回乡务农，先后担任过乡团支部书记、互助组组长及初级社与高级社会计，三年饥荒期间仍是大队会计。1947年他与普通农家妇女赵菊兰结婚，先后在1950、1952、1955、1958生下了四个子女，依次取名为引玲、胜天、西玲、丰胜。在1960年12月最困难的时刻又迎来了名叫万胜的儿子。大饥荒开始时，他的长女不满十岁，母亲则年近六旬，已不再参加集体劳动。这八口之家主要依赖他们夫妇俩劳作，与子女少的村民相比，候家的生活显得尤为艰难[3]。

　　侯永禄记述了一家人在危难之际齐心协力顽强求生的日常经历，并用很多笔墨再现了其妻子的酸甜苦辣及特出贡献。从社会性别角度来解读一个男性眼中看到和写下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候家男女老少获取食物应对饥荒的生存实践、行动逻辑及资源权力的不尽相同，家庭生存策略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侯家微观经历的这些碎片，不失为当时千千万万底层农户普遍经历的一个缩影。

　　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维度是一个既关乎历史也触及现实的重要命题。在整个短缺经济时代尤其是每年青黄不接时分，食物匮乏在很多地方几乎是一种常态。告别大饥荒之后，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并没有就此画上一个句号。农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整个六七十年代的20年中，乡村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平均为179.4公斤，超过200公斤仅有1979年一年(207公斤)[4]。侯家所在的合阳县，到1979年底，全县98%的生产队负有外债，社员分配(包括实物折价)每人年均仅69元。1980年，全县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元的生产队占65.2%，个别生产队的每个劳动日值不到1角钱[5]。到改革前夕，中国约有2亿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和饥饿的阴影之中，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这意味着农民家庭的生存之战一直就不曾消停。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大跃进”期间，农村妇女就被动员起来大规模走出家门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她们逐渐从辅助劳力变为与男子肩并肩劳动的一支生力军。虽则身处社会经济生活的边缘，农村妇女渐渐成为家庭生活舞台上的主角，这为她们在家庭生存受到威胁时不遗余力地去呵护子女并维系家庭奠定了基础。尽管饱受食物匮乏之苦，她们在结构性限制之下表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能动性。而今，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脸谱和“男工女耕”的性别劳动分工格局在许多地方已变得愈来愈凸显[6]。到2012年粮食生产已实现了“九连增”，农村妇女尤其是留守农妇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她们的作用和困境一如从前淹没在政治经济的宏大叙述之中，很少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剖侯家应对之策的社会性别维度也就具有别样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从社会性别视野勾勒了一个普通农家生存之道的大致轮廓并着重描述了农家妇女的重要角色和作用。为了将侯家的故事放在更广阔的场景下来考察，我们不妨先看看当地大饥荒的来龙去脉。

　　二、一个地方版的饥馑故事

　　农村是1958年“大跃进”的主战场。陕西全省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入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9.2%。到1960年5月 全省加入食堂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94.2%[7]。侯家所在地区早在1958大跃进时就已埋下了饥馑的祸根。 1958年8月他所在的高级社被并入了路井人民公社。各生产队纷纷一哄而起建起了公共食堂。到1958年8月，整个合阳县99.5%的农户已在公共食堂就餐[8]。到11月，路井公社宣布实行“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供给制。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共产风更加甚嚣尘上，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则随之一落千丈。“吃饭不要钱的政策一宣布，食堂真的也就不要馍票和菜票了，人们能吃多少吃多少;做活也就不记工了，……每天晚上，队长出工铃一打，临时组织突击队拉粪。几十人拉一个大胶轮车，送上一两回粪，回到食堂大吃一顿。”“干活磨洋工, 吃饭放卫星”以及“病人多、孕妇多、产妇多”等现象随之而来[9]。除了可以在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和青壮年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各种工程纷纷上马，粮食产量的骤减也就可想而知的了。与此同时，由于粮食生产上的虚报浮夸，征购粮任务一直居高不下。据官方数据，整个合阳县1959、1960和1961年征购的粮食分别占粮食总产量的33.2%、30.9%和47.4%。在全县粮食生产陷入最低谷的1961年，全年粮食总产为9737万斤，征购粮竟高达4611万斤[10]。这意味着农民手中可支配的粮食几乎都被掏空了。

　　路井一带1959年的年景还算不错。路井大队小麦亩产为275斤，劳动价值9角，比1958年还多了两角，但比起1956年的2.38元和1957年的1.66元已差远了[11]。 因持续大旱120多天，1960年路井公社的小麦亩产仅有165斤，路井大队也急剧下滑为206斤,比上一年减产70斤[12]，本来仅够勉强糊口的粮食就变得更为紧张了。夏收后，口粮分配便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各户凭票打饭。紧随其后，吃粮标准一压再压，一月比一月低。最艰难的莫过于1960年11和12月及1961年元月，每人平均每月只有15斤粮[13]。这可谓名副其实的低标准，远未达到北方社员300斤的留粮指标。对于像侯家这样人口多而劳力少的人家来说就更加困难了。

　　侯氏一家人度日之难不言而喻。侯永禄曾细算过这样一笔帐：“我和菊兰按一般人的口粮标准对待，每月20斤，母亲年老做家务，不参加集体劳动，口粮标准为每月18斤，引玲、胜天都为16斤，西玲11斤，丰胜9斤，全家7口人，每月共分口粮110斤，每人平均不到16斤。3个月共有92天，每天3顿，共276顿。全家人每顿饭共吃1斤2两粮，每人吃不到2两粮” [14] 。由于家无存粮，侯家只得靠食堂给多少就吃多少。试想，那个年月没任何荤菜、荤油或零食可吃，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点粮食连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1961年春节前夕，当地黑市物价飞涨，一张红纸卖到2元，一斤萝卜5角，一个蒸馍1元。侯永禄上集市转了一圈，啥也没敢买就空手回了家。这一年他给孩子们的压岁钱仅有0.1元，五个子女平分每人仅有2分钱。到了1962年，侯家的家庭财政仍入不敷出。全年的现金收入共计434.08元，现金支出为509.3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年鸡蛋卖了11元，却未见有买肉的任何记录[15]。

　　耐人寻味的是，深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濡染的侯永禄，几乎未在字里行间留下“饥”或“饿”等字眼。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找到其全家人忍饥挨饿的许多例证。1961年1月27日侯永禄写道：“保管员侯寻荣来我家办理有关手续，见我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便关切地问：你身体咋成了这样子，得补一补，到街上买几斤菜吃一吃，身体自然会好起来。我苦笑了一下说：是呀，菜能补，买菜要花钱的，只是家里连饭都吃不上，还买啥菜?我又看了看炕上幼小瘦弱的万胜，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想把娃给人的想法”[16]。由于生活穷困，加上劳动繁重，菊兰的奶水不够孩子吃。“娃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得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身体瘦成一条子。[17]” 有一次，因又吐又泻而严重脱水，万胜连哭叫的精神都没有了,啼哭起来只是微弱的“哼哼”声，像小猫在低低地叫唤。幸好他们及时向西安来的医疗队求救孩子才得以活命。

　　因饥饿难熬，路井公社社员把地里的红薯根和红薯蔓都刨来充饥。村里村外的榆树皮也被人剥光吃掉。1961年夏收后食堂散伙，社员开始分户吃饭。此时的口粮标准依旧很低。侯永禄1961年6月23日是这样写的：“这一年，路一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是我入社以来最低的一年：小麦亩产132斤，豌豆亩产23斤，扁豆31斤。”当地出现了相当多浮肿病人，一些人还因此而丧生。据官方统计，从1960年11月到1961年7月，路井公社累计发病3570人，占总人口的10.6%，其中浮肿病人1478名，死亡728人，占总人口的2.11%。死亡牲畜1500多头，占总数的31.6%[18]。位于较富庶的关中平原的路井公社尚且未能幸免这种惨剧，像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等重灾区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情形应该说不算是最坏的。虽没有足够的食物，但至少集体的食堂没有完全断炊。生产队和大队在努力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在公社一级，路井公社社长对粮食高征收进行过抵制，尽管难免遭到批判并受到撤职处分。所幸的是，一个回乡省亲的省宣传部干部发现父老乡亲挨饿后立即将实情报到了省里。省委为此派来了工作队专程做了调查并督促当地很快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其中包括发动社员大造“人造肉精”等代食品，返还原先征购过了头的粮食，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省里还专此派来了医疗队等等。侯永禄一家人正是在上述地方背景下开展自救和渡荒的。

　　三、社会性别化的家庭应对之策

　　由于严格的户籍管制，灾荒降临后，被捆绑在集体之中的社员没有离开其村社的自由;纵然外出逃荒也往往难以找到活路。这就注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在村域范围内乃至周边地区“靠山吃山”或“靠水吃水”。高王凌在其书中罗列过人民公社时期各地农民五花八门的反抗形式，其中包括瞒产私分、村里村外的大偷小盗、捡拾、公开拿集体财务、经营自留地、从集体借粮、外逃、弃农经商、开荒、砍伐山林、听由集体调遣外出当“民工”等等。在饥馑之年，乡村居民自然会继续诉诸这些方法。尤其是当集体的粮食供应靠不住时，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会饥不择食地寻找各种可充饥之物，甚至不惜铤而走险采取一些极端手段[19]。

　　侯永禄一家的生存之战是在多条战线同时展开的，男女老少都参与其中。捱过1959-1961年三年重创之后，直到1962年秋收后才摆脱了饥饿。侯家的应对之策都是底层百姓在荒年常采用的一些手段，既包括挖掘家庭内部资源，如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挣粮挣钱，压缩家庭开支，经营自留地和开荒，让女儿辍学，利用儿童劳力，也包含利用外部资源，如依靠亲戚、朋友和社区支持以及卖旧毛衣、鸡蛋、布匹等以市场为取向的活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的回应肯定还远不止以下六个方面。

　　(一)积极参加各种集体劳动进行生产自救

　　通过参加集体劳动挣钱挣粮是制度内的一个关键性策略。赵菊兰是一个勤劳淳朴的农家妇女，在“大跃进”运动中虽有不到一岁的吃奶的小孩，但她从不拖后。“她干起活来也从不耍奸使滑，总是尽力大干，讲质量，争数量，从不落于人后，所以菊兰当了劳动模范，公社年终评奖时，还奖了她一个镂花铁锨头”[20]。人民公社成立后，侯永禄被调到公社去工作。像菊兰这样的年轻妈妈，除了下地干活，还被派去修建水库的工地劳动。翌年冬天，她一直起早贪黑地连轴转。因牵挂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她总是徒步来回奔波，总是乘炊事员送饭来的间隙赶回家给孩子喂奶，然而又折回工地吃点残羹冷饭：

　　1959年冬，公社在凤凰灵沟大修水库。正值寒冬腊月，吃饭是由食堂炊事员送到工地。天不明上工，日落后收工。菊兰天明时让娃吃饱奶。食堂人来送饭，刚一停工，她便急急忙忙步行回家，让娃来吃一顿奶。吃毕奶，又急急忙忙赶回工地，忙着吃人家的剩汤冷馍。菜完了，馍也冷了，只好啃几口冷馍，喝几口冷开水。整个冬天都是这样。直到农历腊月29日才停工，让大家过春节。本应回来给娃喂奶时可以骑上新买的“白山”牌自行车 ，但是一回也没骑过。因为永禄天天就骑到公社里去了，她只好来回一步一步地走[21]。

　　饥荒降临后，菊兰与丈夫一道吃大苦卖大力，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人民公社成立后，自留地、家庭副业及集市贸易统统被取缔，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粮食和现金完全依赖参加集体的劳动。不积极出工还意味着连稀饭都有可能被克扣或剥夺。为了多分粮多分钱，侯家夫妇也千方百计地从生产队揽活干。纵然身怀六甲，菊兰也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劳动。为此，侯永禄不惜笔墨做了在较多记录：

　　我和菊兰为了全家八九口人不受饿，见活就干，见工分就挣，不管脏净，不分轻重，队里派啥就干啥，从不挑拣。人家给队里用架子车拉粪，我自己没架子车，便在自行车后边挎两个粪笼，也往地里送，两晌送了24回，比用架子车拉所折下来的工分也不低。地里种麦要整地，整地前必须把粪堆撒开。人家一晌能撒80堆，自己也不示弱，哪怕手上打了血泡也要撒个八九十堆，曾创下一晌撒108堆的最高纪录。麦子要下种时，雨后乘墒要整地，牲口没有几个能使役的，只好五六个人拉一付耙或犁。我和菊兰一人一把件子绳，同大伙一起拽，一同拉，直到全部把麦种上……打墙比一般活路更高些，另外还要补贴一些粮食。我虽然身小力薄，从小上学出身，未下过大苦，但为了全家八九口人的活命，也不怕出大力，流大汗，专挑像打墙一样能多挣工分、多补粮食的活路去干。我生怕人家嫌我力气小而不要我干，就总是干得比别人更卖力[22]。

　　除了农田的活计，菊兰还不辞劳苦从队里争取到一些既能记工分又有补助金的集体副业劳动。在集体一年四季的生产链条中，到冬天没什么活路时，妇女常常被排斥在劳动机会之外。但在荒年，为了一家人活命，菊兰主动揽来在寒冬腊月弹花、榨油和卖豆腐等苦差事。侯永禄除了忙于大队会计的工作外，也致力于打墙、轧花和榨油等活路。下面我们不妨撷取几个普通片段：

　　菊兰为了多挣工分，便和田金莲两人给大队的柜上弹花。白天，她和社员参加队里的农活，晚上，便半夜半夜地弹花。弹花柜安在涝池边大队部的北院内，不管天有多黑，夜有多长，风有多大，雪有多厚，菊兰每天晚上都要去弹花。弹花时，一个人用脚踏，用手搭，另一个人帮着在旁边用手搅。两个人热得连夹衣都穿不住，穿着单衫头上还直冒汗，丝毫觉不得冬夜的寒冷。我有时在大队办毕公事，也常去帮上一阵子忙，好让菊兰歇歇气[23] 。

　　四队办起了豆腐坊，由侯顺安负责连做带卖。菊兰为了多挣工分，趁冬天地里没有活时，便去帮顺安出乡卖豆腐。鸡打鸣时天还不明，菊兰便要把豆腐装到车上，拉着车去转乡。无论天气多冷，一锅豆腐得卖完。在村里卖豆腐时，菊兰身上凉嗖嗖的，冷得发抖，脚指头冻得发疼，不由得双脚在地上弹得“咚、咚、咚”直响，特别在打豆腐过秤时，手指头摸着冰凉的豆腐，好像快要掉下来似的，只好急忙放到口边哈一哈热气，用手掌搓一搓冻得发痛的耳朵，便算取暖了[24] 。

　　生产队在棉花收获季节,为了给社员分皮棉,都必须安起压花机。轧花比弹花更费力气。数九的大寒天，小伙子踏开了轧花车，莫说穿棉衣，连夹衣服也是穿不住的。有时穿着单衫子、半截裤衩还热得满头冒汗。一条毛巾檫汗檫得湿漉漉的，可以拧下水点点来。永禄虽没有人家身强力壮，但也挣扎着和别的小伙子一样地踏轧花车。每晚也轧它20多斤，有时赶天明还轧到过41斤，算放了卫星[25] 。

　　在空前的饥荒期间，妇女劳动强度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像菊兰这样吃苦耐劳的农家妇女表现出了无比的坚韧。1961年冬，大队在城外西北角的林场安起了油碨子和油梁给社员榨油。油碨比面碨重得多，一个小伙子是推不动的。第一遍碨花籽，到少也得两个小伙子才能推动。第二遍是粕，那必须是三个人甚至四个人才能推动。这活需要全队劳力排班轮流推，“一班接一班，班班不停点，轮到几时是几时，有时是半夜，有时是鸡叫唤，有时是黑咕隆咚的阴天，有时是漫天大雪的夜晚。静悄悄，一个妇女是不敢单独前往的。就这菊兰也是一班挨一班不缺班的” 。下面一个生活场景也是颇说明问题的：

　　[1962夏]大热的天为了多挣点工分，菊兰跟上二叔水生和桂香、丑娃等青年去北坡的麦茬地里担壕来平整土地，嫌粪笼倒去不方便，专门在街上买了担壕用的簸箕式的篮子来担土。按挖的土方多少米来计算工分。土方丈量后再将第弄平才计工。为了多干活多记工，有时担得肩膀上又红又肿，痛得不敢摸不敢撞有睡不着，但那年挣下的工却不少 [26]。

　　(二)捡拾与采摘

　　当食堂的供给不够填饱肚子时，捡拾和采摘充饥之物便成为日常食物的重要补充。1960年夏收后，眼瞅着从食堂打的饭已不够糊口，侯永禄的母亲和妻子便让尚未上学的小女西玲去路上捡拾遗落的麦穗。刚在县里参加过粮食会议的侯永禄或许把响应“拾麦必须归队”的号召看得比家人吃饭更重要，或许因为对行将到来的危机还不敏感。他曾一厢情愿地要求作为干部家属的妻子和女儿像他一样奉公守纪：

　　母亲见西玲才五六岁，还未上学，让她趁闲空到城门外的路边去拾些掉在地上的麦穗。有一天，我到家里偶然发现碨台子上放着两个小圆节(带秆的麦穗小把子)，便立即追问这是哪里来的。母亲说是西玲在路边拾的。我认为既然是拾下的，无论是在哪里拾下的，都不应该往家里拿，不论怎样少，都不能拿回家。因为咱是干部家属，一定要带头遵守制度，决不能给一些乱拾乱拿的人留下话把。我立刻逼着娃，把两个小圆节送往生产队的麦场里。

　　母亲眼看着我逼着娃把拾的麦送到场里去，便暗地里给菊兰说：‘我永娃成了公家的人了，光为大家办事，不管一家子人的死活。食堂分下饭不够吃，叫他饿着，再别管他。”菊兰说：“妈，当干部也作难，自家娃拾的麦拿回家要是让社员见了，他再在人前咋说得起话呀!咱今后拾下的麦，收拾紧些，不要让他知道就对了”[27] 。

　　当食堂的粮食供应不够“果腹”时，平素不入眼的麦穗就变得异常金贵。侯永禄夫妇就曾为是否让孩子去捡麦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侯氏在1960年7月10日的日记中提到，队长要求全体女劳力和不上学的学生去锄秋。在灾年，集体收割事实上很难做到“颗粒归仓”，人们会成心割得粗糙些，好让妇女和儿童随后去捡拾。但拾麦的时机毕竟太过短暂，菊兰于是暗自盘算让十一岁的女儿和七八岁的儿子抓紧时间去拾麦。而侯永禄则坚持按队长的吩咐让女儿去锄地。双方据理力争顶起了嘴。因菊兰骂了一句，侯永禄第一次打了菊兰一个耳光。后来侯永禄向菊兰赔礼道歉保证今后绝不再打人，两口子才重新和好[28] 。

　　随着粮荒日益加剧，菊兰无时无刻不惦念着一家人的吃喝。母亲和妻子显然没有理会侯永禄的阻拦。即便有身孕，菊兰也无奈地寻遍村里村外，不论路途远近都风雨无阻。因食堂分的饭不够吃，家里又“弹尽粮绝”，菊兰捡拾的麦穗、豆子及野菜等都派上了大用场。阿加沃(Agarwal)对干旱和饥荒时家庭应对机制的研究揭示，印度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妇女和儿童采摘和捡拾的食物维持生存的 [29]。这可以说是饥馑年头第三世界贫困妇女普遍采取的一个关键性策略。

　　地里的麦收完拉毕了，场里活也快结束了。一遇天阴下雨，场里地里活不紧了，菊兰便跟上一些妇女出了村，去空茬地里拾麦，有时一直拾到外村队的地里，像东边的习家庄，北边的大埝村，西边的乾字村，她都去过。有时刮大风回不来，有时下小雨，衣服湿透了，风一吹，冷得人直发抖，她也还坚持着拾麦穗。不拾麦穗，全家老小光靠食堂舀的那点儿饭，是不够吃的[30] 。

　　秋收后，粮食标准更低了，更不够吃了，菊兰心里更着急了!虽然她身怀有孕，仍时时刻刻想着全家人今后的吃饭问题。阴雨天，队里没安排活时，菊兰便提上笼，去收割完的豆子地拾豆角。只要是地上有的，不论是黑的、绿的她都拾回来，剥成豆粒颗煮着让孩子们充饥。后来菊兰又到埝头坟边挖野菜，蒸成菜疙瘩来吃。由于风雨不避，衣服湿透也不顾，久而久之，湿气入了内，身上便起了“风屎”(湿疹)，又痛又痒，十分难受，用手搔破皮肤也不顶事[31] 。

　　[1961年6月6日]收割拉运麦子结束后，便宣布允许社员下地拾麦，拿回家去自食自用。菊兰便和别的社员一样抽时间下地去拾麦。先后七八天，她拾的麦共打下了三四十斤，填补了我家口粮的不足 [32] 。

　　在1960年底最困难的时候，被逼无奈的赵菊兰甚至冒着被抓住的风险在夜晚去别的生产队掐喂牲口的苜蓿或采摘喂牲口的麦苗叶子：

　　菊兰避过我，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白天不敢去，因为人家种苜蓿的生产队专门派人看管，只能晚上去。她们去到公社办的养猪场后面，又到北党村头，来回十几里路也不嫌远[33] 。

　　听说看护者与偷窃妇女打过架，侯永禄便告诫菊兰：“人家去偷苜蓿，咱可千万不能去。咱是干部家属呀!” 更关切家人肚皮的菊兰当即理直气壮地反驳：“干部，干部!干部能不吃饭吗?你哪一顿不吃能行?若有粮食吃，谁还吃这牲口的草呀!你能弄下吃的，我才不愿当贼哩!”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活命，社偷社、队偷队、社员偷集体、社员偷社员等现象事实上已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群众性行为 [34]。妇女和儿童中这类随大溜的偷青行为，因政治风险较小而更为普遍。这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在安徽一个村落，到地里偷东西已成为一种风气。作为家庭主妇的妇女要负责全家人的食物，因而会煞费苦心为家里人弄吃的。当夜幕笼罩着大地时，妇女们就开始进地里“偷”。由于害怕，她们通常四五个人结成一帮一起“偷”[35]。

　　菊兰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地到地里埝下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引玲和胜天，星期天去西庄子看他外婆，回来时外婆送他们，在没人的地方，再掐上些麦叶，裹在袱子里拿回家，用面粉厂买回来的那一点儿麸子拌上做成菜疙瘩来吃，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向前拖着[36]。

　　1961年入冬后，填饱肚子的任务依旧很严峻。菊兰于是背着侯永禄继续弄点集体田里的麦叶之类来补充。有一次被侯永禄发现后，她也含蓄巧妙地予以回避：

　　这年冬天，麦苗旺了，菊兰想掐点儿麦叶，又怕我反对，不敢掐。引玲和胜天逢星期天去西庄子上看外婆，他外婆送娃娃们回来走到地头埝下没人时，便快快掐点儿麦叶包在袱子里，和衣服一起拿回家来。我也用碾米的碾子碾过几次红薯秆秆、红薯叶子和麦叶子，并曾问过菊兰这麦叶子是哪里来的。菊兰说：“是娃娃向她外婆要下的。咋，你觉得气味不对?你就别吃!”我苦笑一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37]!

　　(三)省吃俭用，勤俭持家

　　在食物匮缺的危急关头，节俭是农家渡荒的一个重要环节。侯永禄夫妇都费尽心思“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菊兰虽“难为无米之炊”，但仍负责到食堂去打稀饭糊糊。下面这段话中有关菊兰等妇女盯着锅底等着匀最后一点残羹的细节是特别耐人寻味的：

　　每顿饭都是菊兰端上个大脸盆，跟着大家排在长长的队伍后边，等着一勺一勺地舀稀饭糊糊。一户一户舀到头以后，人们还不立刻端上盆子散去，而是低着头两只眼一直盯着锅底，等着匀那一点点残汤饭底子，直到舀饭人拿饭铲铲净最后半勺子后，才无可奈何地走去，哪怕天气再冷，把饭等凉了，也不在乎[38]。

　　在那种年头，猪肉之类的“奢侈品”即便是过年也是能少买则少买。1963年春节时，侯家的生活依旧十分拮据。队里卖低于牌价的猪肉，侯家本可以买4斤，得知可以匀给别人时，菊兰不由分说就拨给别人2斤。买回家的2斤也主要是为了招待客人，以维持必要的社会资本。在节俭这点上，侯永禄夫妇可谓心心相通：

　　快过春节时，大队副业股杀了几头猪，按低于牌价的价钱卖给社员，每斤肉卖6角5钱，按每户现在人口数买，每人只能买半斤。我家有8口人，应买4斤肉。菊兰去买肉时，见允许互拨，便让给公寿家2斤，自家只买了2斤肉。我便对菊兰说：“咱这2斤肉够正月初四待客人就行了。给了人家2斤肉，咱就能少花1元3角钱!就够带两回炭用的钱了[39]!

　　长期当会计的侯永禄在家庭理财上也是精打细算分分计较的。1963年春节时他在巷道原土地庙里贴了一幅对联：“勤劳动胜似摇钱树，常节约强如聚宝盆” [40]。这恰是他勤劳节俭过日子的真实写照。有一次远途前往拉炭时因舍不得在路上花五角钱补漏气车胎而空手回家，他还被人讥笑为舍不得花一分钱的“钢公鸡”：

　　咱每一分钱真像在肋子上串着一样，花之前要算来算去，看该不该花，能不花的钱就尽量不花。我去澄县煤矿翻几架沟带炭，连买一碗开水的几分钱也舍不得花。带个瓶子灌上开水，放在车子上，上坡渴了喝上两口凉开水就行了。家用一分钱，我也要写在家用账上。我为找一二分钱的差错，经常半夜半夜的核对寻找。春节时，我从不给娃们压岁钱，只是每年到除夕前的一两天，给上母亲三五元，让她给孩子们发。但元宵节一过，我便把孩子们身上的压岁钱一分不剩地收回来，又写在家用账上：1961年是2元1角，1962年是2元9角5分，1963年是3元3角，1964年是4元。我从不给娃们零花钱，也不给孩子们花钱买玩具[41]。

　　为了节省家庭基本开支，菊兰为一家人的穿戴付出了更大心力。“由于花不起钱买衣物，五六个孩子的穿穿戴戴，全是菊兰一针针一线线逢起来的，从未买过一件衣服。”为了挣点儿钱或换点儿工，菊兰还给街坊邻里做过不少针线活。像集体化时代的多数农村妇女一样，里里外外忙碌的菊兰总是见缝插针地为一家人缝衣納鞋，连开会或干农活休息的间隙都不放过：

　　解放入社以来，公社总爱开社员大会，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开会。菊兰每天晚上开会时，总是手里不离针线活。她坐在干部不容易瞧见的地方，耳朵里听着干部们讲话，眼里瞅着从人缝中透过来的一线灯光，手里不停地纳着鞋底、鞋垫或凉袜底等。我的一双深暖鞋，硬是她在一次次开会的会场纳成的。白天，她参加队里的农活，只要是跟上牲口干按晌记工的活路，如打土块、锄杂草、溜化肥等，她总要带上针线活，趁大伙和牲口稍歇的功夫，赶快做上几针 [42]。

　　1960年12月，食堂要断火5天，仅分给每人5斤带黑斑的红薯。在这性命攸关的节骨眼上，侯家就是靠菊兰此前撸下其母亲储存起来的榆树叶才解了燃眉之急：

　　散了灶，怎么办?我家里连一粒粮也没有。这五斤红薯能吃5天吗?5斤红薯削掉黑斑还能剩多少呢?我千思万想没有办法，突然想起后院的那棵榆树，秋天落叶前菊兰摘下了一些榆树叶，母亲把它晒干后保存着，这时只好拿出来熬上吃。前锅熬的剩下点叶叶子，几天了，永禄还舍不得让倒掉，为了到时喝起来顶点用。5斤红薯削掉黑斑，能剩多少呀!好不容易熬出了这5天，又去食堂领饭[43]。

　　(四)经营自留地和开垦荒地

　　经营自留地和开垦荒地成为后期侯家人渡荒的一个策略。1961年3月和6月，中央先后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允许社员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情况下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并开垦少量荒地。生产队据此给队员重分了自留地。侯家劳力少，但人口多，大人小孩分的自留地一样多。1961年春，他们先种上了扁豆、辣椒等蔬菜以度春荒。1961年自留地钟的红薯因干旱产出不多，但收获了一些用于备荒的蔓子。1962年春，经菊兰提议，夫妻俩决定在自留地继续种高产的红薯。

　　像其他农民一样，他们一有功夫便去自留地干活。由于大旱，侯永禄到处去寻水，并先后挑了一百五六十担水将刚栽上的红薯苗整整浇了一遍。在“今年的庄稼”一文中，侯氏提到，“糜子和谷集体的因地薄肥少，没锄好，亩产四五十斤，自留地的亩产在200斤上下” [44]。这正是杜润生所描述的“自留地效应”：“2分自留地等于1亩集体地的收入，种粮食产量起码要高出1倍，甚至更多” [45]。自留地因而被很多人看作是“命根子”，在极度缺粮的灾荒年份更是如此。侯永禄就曾感叹，要是1960年有自留地的话，就不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难怪1962年秋收后路井社员们唱起了打油诗，将“自留地、娃他娘、飞鸽车子和生产羊”并列奉为自己的心爱之物。除了自留地，侯永禄夫妇还开垦了少量荒地：

　　我家人口多，劳力少，靠在队里挣下的工分分下的粮食仍不够吃。我便在抓紧做好自留地的同时，也开垦些荒地，以增加口粮。我在村周围寻找荒地，发现几年前大修老八沟水库时，把堡子胡同原来的道路废弃了，从埝上开了个新路，胡同里便长满了荒草。本队社员有几个人便在埝边锄掉荒草，平整地面，开荒种地。我也和菊兰趁空闲时间去那里用锄除荒草，用锹翻地，共开垦出有一二分大的一片地。雨后，趁墒田有水，种些高粱、糜子等杂粮[46]。

　　1962年夏收时，除了蔬菜，侯家从自留地和开垦的荒地上收获了230多斤小麦、一千来斤红薯及150多斤糜子。加上从生产队分给的各种粮食，一家人终于摆脱了挨饿的威胁。

　　(五)利用亲属、邻里及其他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

　　平素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在帮助侯家渡荒方面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60年12月吃粮标准最低的时候，侯永禄的第三个儿子生不逢时地来到人间。孕产妇的营养自然谈不上，就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证。多亏丈母娘很快带来了“救命粮”：

　　赵妈三天后来看娃，提了一笼麸子馍。她也入了食堂，哪里来的麸子馍呢?原来自从夏收后，她就在没有耕过的麦茬地里一枝半穗地拾了半个多月的麦穗……多亏这馍，才救下菊兰娘儿俩的命，不然娃没奶水水，咋活得下来哩!菊兰坐了这个月子，连一个干馍渣渣也没见过。什么鸡蛋呀、红糖呀、猪肉呀、滋补品呀，想也没敢想过。只有用食堂里舀下的几勺子红薯糊糊，端回来止饥了。她晚上饿得不行了，在炕洞的灰里煨上个萝卜，就算吃上好营养品了[47]。

　　除雪中送炭送来了麸子馍，侯永禄的丈母娘还把自己珍藏的自织好布拿出去卖，以解决紧迫的吃饭问题。其他社员骑上车子去洛川、延安，用布换粮食。集市贸易开放后，虽然不许黑市买卖粮棉，但管得不严，布价还是很高的。我因在大队工作忙，是干部，又是党员，不能上北山搞黑市的买卖，只好由赵妈或菊兰把织的布逢集拿到街上去卖[48]。

　　当地集市开放后，虽不许黑市买卖粮棉，但已控制得不那么严格了。菊兰引上引玲和胜天去到集上，在东街口遇到个买布的买主。那人一见布的质量很好，便不丢手，以每尺1元4角钱与菊兰成交。6丈穿衣布共卖了84元，一下子解决了全家人吃饭的大问题[49]。这笔钱在当时算得上较可观的一笔收入。爱情、亲情和友情既带来物质上的福祉，也是他们度粮荒的精神支柱，其意义非同寻常。

　　。

　　作为基层干部的侯永禄显然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大的社会网络。一贯清正廉洁的侯永禄曾声称：“我有个怪脾气,办任何事情都是公事公办……从不走后门,找熟人,占便宜” [50]。但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也开始动用社会关系“走后门”买了一袋麦子麸皮。1960年10月12日，他轻描淡写地谈到：“晚上，我万般无奈地从黑地里走到街上公社的面粉厂，找到了靳主任，买了25斤麦子麸皮，带回家来，好拌菜疙瘩。我想，有一点儿粮，也许就饿不死” [51]。此外，1961年2月“赶春节前，饲养股长高李来在南边买回来不少红白萝卜，分给我一麻袋，解了燃眉之急” [52]。在食物如此稀缺的饥荒时刻，能得到一袋麦子麸皮和一麻袋红白萝卜，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觊觎的。

　　1963年7月，侯家虽已从饥馑中熬过来了，但因缺钱仍买不回生产队分给的口粮。队里规定欠钱户要装粮须交现钱。侯永禄“脸皮贵，不愿求拜人”。菊兰不得不焦急万分地到处张罗借钱。得知某亲戚在队里有长款，她赶紧便前去商量从他的长款中拨了20元给侯家，这才得以把分给的口粮全部装回家。

　　(六)利用家中的儿童劳力

　　利用儿童劳力是侯家缓解灾荒的又一策略。小儿拾荒便是其中一例。街上逢集，学校也放了暑假。菊兰便叫两个儿子去捡西瓜皮。带瓤的部分洗净后让孩子们先吃，剩下的切成条状晒干后收藏起来备用。食堂解散后各家自己开伙做饭，生产队分的麦草和棉秆等不够用，而烧炭则需到五六十里远的煤矿上花钱去买。所以，侯家除了买炭外还让孩子们去捡煤渣作为补充。其子女拾煤的日子此后还持续了十多年：

　　我先是让丰胜捡;万胜长到四五岁，也跟着捡。每当放了学，或者星期天，或者寒暑假，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娃们就会自觉地拿起他们拾蓝煤时专门用的小竹笼和铁丝做成的铁钩子，出门去拾煤。他们去的地方，就是别人倒煤灰，到破烂，倒垃圾的地方。……他们每次出去，也会拾回来二三斤，或者四五斤，运气好了，甚至七八斤!时间长了，路井城一带的倒煤灰的地方都让他们跑遍了。他们又把捡煤渣的范围扩大到二三里以外的高家村，四五里以外的习家庄，甚至五六里以外的南庄子、李家坡、乾字村……[53]。

　　为了多挣工分，年幼的子女有时也参与进来给父母搭把手。因为生产队的牲口病的病，死的死，拉土、送粪、拉庄稼等全赖人力拉车。为了天天有活干，天天能挣工分，侯家1962年冬也请人做了一辆架子车。1963年元旦那天生产队放了假，但为了挣些工分，菊兰主动向队长要了往里地送粪的活路。11岁的大儿子胜天周日替下菊兰拉了一整天，顶了一个大人。此后每逢星期日或放寒暑假时碰到拉车的活，胜天总是将其菊兰替换下来：

　　地里连一个做活的人也没有，我和菊兰手冻得怪疼，只好搓搓手，呵口气，继续拉车。虽然刮着北风，两人耳朵冻得又红又肿，身上却都是热烘烘的，头上还冒着汗。我俩就这样一连拉了五六天的粪肥车。星期天那天，胜天替他妈又拉了一天车。胜天才11岁，平路上虽然不用鼓大劲，但上那两三个大坡时，若没有娃帮忙，我一个人是根本上不去的，进了地也太费劲。所以星期天，或者放寒暑假时，胜天遇到我们干拉车的活，就把他妈替换下来，帮我拉车 [54] 。

　　[1963年暑期]胜天整晌整天的跟上永禄拉车车，和别的两个大人拉一个车车同样的挣工分。到匀粪或拉壕时，人家车车拉得快，他父子俩拉得慢，少拉了回数时，便趁大家休息时，把少拉的车数拉的补齐，才坐下来休息。反正11岁的娃，要和二三十岁的小伙挣成同样多的工分。别的人也就无话可说了[55] 。

　　1963年夏天，侯家因缺钱连生产队分给的口粮都拿不回家，再加上家务活太过繁重，初中已被正式录取的14岁大女儿引玲不得不辍学帮父母养家活口：

　　引玲知道自己家吃饭的人多，劳动挣工分的只有我和菊兰两个人，考上中学业没去上。她见拉车挣工分多，便争取拉车。引玲总是帮着我去拉车，而且每次空车回来时，总要让我会上空车，自己拉上往回走。……引玲不但帮我拉车，干重活，在家里也帮她妈烧火做饭。她很快就学会了和面、擀面、捏煮饺、打绞团、起面、蒸馍等活儿。她不但从10岁就会纺线，并且学会了绞线子、拐线、理线子、浆线子，还学会了结布、纳鞋底、纳鞋垫等活儿。虽然引玲未能升学，在家参加劳动仅仅只有几个月时间，但全家挣得的工分比往年明显增多。我家不但不欠口粮钱，还在1963年底决分时分得了80元的现款。全家人都很高兴，参加队里劳动的积极性更高了[56] 。

　　侯永禄一家的经济境况因女儿的加入而大为改观。到1963年年底，全家竟分到了80元的现款。这一则说明生产队经过短暂“休养生息”后状况已有好转，二来也折射了女儿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上面所列举的六类生存策略看似平淡无奇，但对于侯永禄一家人熬过饥馑岁月却起了关键性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

　　对陕西一个普通农家在三年困难时期生存策略的微观考察表明，侯氏一家人在危机关头齐心协力共渡难关，不过侯永禄夫妇及其母亲和儿女们采取的策略和行动不尽相同，而且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别化的特性。由于两性地位、角色和责任的不同，侯永禄和赵菊兰应对大饥荒的生存实践、行动逻辑及资源权力也不尽相同。将上面的碎片连缀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像赵菊兰这样的普遍农妇虽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但她们在有限的选择和结构性制约下中施展了难能可贵的能动性。

　　根据侯永禄留下的文字资料判断，它称得上是一个先公后私的普通基层干部。早在他组织互助组之前，菊兰就曾抱怨：“你成天光知道忙大家的事，没黑没明，没完没了，把心全不往婆娘、娃娃们身上操。”1957年元月成为一名党员时，他满怀喜悦地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全心全意地为受苦受难的穷苦劳动者服务一辈子，要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使全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从此往后更是“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其模范带头作用” [57]。在“大跃进”运动中，侯永禄“白天急急忙忙回来吃个饭，什么家务活也顾不得干，就又急急忙走了，真是一天想干完20年的活儿”[58]。人民公社成立后，他被调去公社工作，翌年4月调到路井管区工作，1959年8月才回到大队当会计。1961年4月，原先22个生产小队、680多户构成的路井大队分成了三个大队，他只担任路一大队(7个生产队，200来户)的会计后，工作量才骤减。直到那以后，他才有更多功夫既参加队内的生产劳动，也承担一些家务劳动。

　　当侯永禄为公务日夜忙碌时，赵菊兰可能比非干部家庭的妇女付出了更多辛劳。在三年困难时期，作为家庭主妇的赵菊兰为一家人的生存做出了超乎寻常的不懈努力。由于大规模的宣传动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自“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妇女就大规模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成为集体劳动的一支生力军。1958年，陕西省农村妇女的劳动出勤率高达95%以上，1959年常年出勤的妇女仍维持在95%上;妇女劳动日数也由占总劳动日数的25%左右上升为35%以上。全省参加各项生产和劳动的妇女占劳力总数的41% [59]。这一切为妇女在三年困难时期继续活跃在生产各个领域做了铺垫。事实上在整个集体化时代，妇女在农业生产中一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李怀印对集体化时代江苏一个村的研究发现，女人比男人更加“顾家”，她们“为了养家糊口，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挣工分的机会。哪怕是一件只有半分工的农活，她们都情愿去干。只要能挣到工分，她们不会轻易歇在家中。”再者，每个生产队在集体化时期通常都是女劳力人手多男劳力少。所以，妇女在集体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一点也不少于男性劳力 [60]。宝森对云南禄村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61]。

　　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因“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忍饥挨饿的菊兰还得同婆婆和女儿一起操持一个大家庭繁重的家务劳动：照看小孩、料理家务，缝衣制鞋、推磨做饭以及一些家庭副业等。侯永禄虽承担了一些出大力的重体力活，包括挑水、拉粪、推碨及打墙等，但日常生活中大量繁杂多样的再生产劳动主要是由菊兰负责的。到大饥荒发生时，新中国成立已逾十多年，尽管身处国家政权和父权的多重挤压之下，“翻身得解放”的妇女在家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已大为提高。她们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也已逐渐转化为家庭管理中的更大决策权。家庭关系和夫妻关系也因此也日趋平等。侯永禄在日记中总是提到同妻子和母亲共同商量做出重大家庭决策[62]。很显然，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高下与其劳动付出是密不可分的。

　　赵菊兰在户内外不遗余力地辛勤劳作，对家庭财政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大贡献。例如，1962年侯家全年的现金收入为434.08元，来自集体副业和家庭副业(养鸡、养猪)的几乎占了一半，共计215.5元，其中包括卖布的101元，卖猪75元，卖毛衣12元，卖鸡蛋11元，弹棉花10.4元，打墙6元[63]。除了打墙以外，其余所得主要都应是菊兰的经济贡献。更何况，账面上的数字并未计量菊兰在无形且无酬的家务劳动中的付出。农村妇女的坚韧、奉献和自我剥削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就难怪侯永禄响应政府计划生育号召主动去做结扎手术后发了一通下面的感慨。侯氏夫妇结婚17年，1964年第四个儿子降生后已有四儿两女，这个大家庭已不堪其累。不管风险有多大，侯永禄决计自己去做结扎：

　　男的做这种手术，要简单容易得多。再说即使手术后需要同样的休养时间，你要喂养孩子，还要我来伺候你，烧火呀，做饭呀，给娃穿衣服、喂奶呀!我跟得上你吗?……我去做手术比你去做的有利因素要打几十倍。比如说，万一手术失败，身体残废，甚至发生了生命危险，我去死也比你死了好。你可以找个男人，养活这许多娃，也可以把大娃留下养活咱妈，把小娃带上另嫁给男人。而你如果死了，我该改怎么办?小娃便要饿死或者给人。而又这许多娃和老妈，决不会有人再嫁给我。没有你，他们不是一天也活不下去了吗?妈他老人家一定会难死的 [64] 。

　　侯永禄的这些担忧应该说不无道理。这段没有溢美之词的表白应是侯永禄发自内心的大实话，是他对妻子劳苦功高的极大肯定。这也是千千万万像菊兰这样普通妇女经济贡献的一个有力脚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像赵菊兰这样的普通农家妇女在应对饥荒方面的生存智慧与技能毫不逊色于作为党员和干部的侯永禄。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家人度荒的“安全阀”，是家庭生活舞台上的名副其实的“主角”。陈佩华用以描述深圳女工的一句话用在这里也是十分贴切的：“工人已经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生存奋斗中了。贫困迫使他们创造出一种生存文化，借以应对每天的基本需求”[65]。底层普通妇女的这类生存故事和生存策略事实上在农村各地俯拾皆是。生长在农村或者做农村问题研究的人恐怕对这样一些似曾相似的历史片断和现实场景都不会感到陌生。

　　由于被排斥在村落权力结构之外，像菊兰这样的普通妇女更关切子女和家人的生存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宏大理想。她们更不会去顾及官方禁令，而且违反的成本也较低。而侯永禄则不同，为响应上级政府“颗粒归仓”的号召，他曾不许家人去捡拾麦穗或偷麦苗，以至于不管是随大溜的捡拾还是偷青，妻儿们都得背着他。1960年12月最艰难的时刻，侯永禄曾想过变卖家里值点钱旧房以换些粮票买粮食吃，但他又担心违反社员房屋不许随意买卖的政策规定;他想过卖掉队里饲养室占用的房子，却更怕别人说他“挖社会主义的墙根。”由于到市场上去卖家织布会冒搞“投机倒把”的风险，侯家于是采取了政治代价更小的反抗策略，即让非干部的岳母和妻子去卖布。侯永禄之所以每每“不敢越雷池”也自在情理之中。究其原因，他毕竟戴着干部和党员的“紧箍咒”。尽管他对当时一些社会实验大惑不解，也许是怕被别人抓住把柄，他不曾在日记中直言家人的饥或饿。从解放前孤儿寡母的苦日子中走过来的侯永禄，此时或许已经历了“灵魂深处的革命”。

　　也正是因为侯永禄和赵菊兰社会与政治地位的不同，她们在获取食物上拥有的资源与权力也不一样。乡村居民主要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链条编织人生安全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度荒时刻，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往往成为人们获得稀有资源的关键性资产。侯永禄上过学，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基层干部，担任过乡团支部书记、文书、互助组组长、初级社、高级社及大队会计。他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多。这种超越村界的社会网络也增加了他获得稀有资源的可能性。在食物那么稀缺的饥荒时刻，他能从公社面粉厂买到一袋麦子麸皮便是一个例证。相比之下，赵菊兰只能依靠基于血缘与亲情的支持和邻里的互惠。

　　虽然“整个50年代看起来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着妇女解放的伟大实践”[66]，然而在“大跃进”及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农村妇女本身的健康、福祉和权利诉求从未成为当时政策和实践的优先关注目标。由于生存机会与生存资源不及男性，再加上她们的家庭角色与责任，农村妇女在大灾面前是十分脆弱的。犹如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国发现的，由于存活于乡间的重男轻女的文化习俗，那个时代的农村妇女总是尽着丈夫和孩子先吃先吃，当供应有限时，妇女不单最后吃而且也吃得最少[67]。笔者在一次田野调查中曾听说过，有个妇女外出乞讨，假如要到好的东西还要留着拿回家去给丈夫吃。从现有资料来看，三年困难时期妇女非正常的死亡人数比男性要少，这可能是生理因素使然[68]。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上饥饿的折磨，在很多地方，闭经、子宫脱垂及不孕等妇女病如同浮肿病一样流行起来。为此，全国妇联党组1961年给中央专门提交过一个《关于农村治疗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病初步经验的报告》。该报告提到：“在1959年已有一些地区的妇联对妇女子宫脱垂和闭经病进行了重点调查和治疗。”1960年冬以来，“各地党委在大抓群众生活的同时，将普查普治妇女病列为除害灭病的重要内容之一，抓紧进行突击治疗，取得显著成绩”[69]。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些妇女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概言之，在三年困难时期，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深受当时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但在既存的社会结构之下，乡村男女都不是完全被动的“牺牲品”。无论作为个体抑或群体，农村妇女在确保家庭生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小农家庭面临的威胁和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农家妇女在维系家庭，应对来自社会、市场和自然界的风险和挑战方面仍可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常识性的事实总是被人遗忘或漠视。她们在粮食生产、农业经济及农村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至今仍淹没在各种统计与调查的汪洋大海之中。近年来，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性别平等并赋权农村妇女已成为国际发展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议程 [70]。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农民大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

　　注 释：

　　[1] 在许多重灾区，尤其是当食堂断炊之后便听由人们自生自灭。为了活命，男女老少纷纷奔向田间地头、沟边河沿、上山或下水想方设法地寻觅填肚之物。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参见何学嘉：“三年大饥荒中的何家坝(上、下)，”《领导者》,2008年，4和6月号;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仝小改:“亲历三年大饥荒(1-5)，”http://www.china-review.com;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888512.html?from=dl。

　　[2] 侯永禄在长达60多年的岁月里留下了200多万字的文字。他子女将其整理后先后推出了被誉为“农民五部曲”的五种书。它们分别是：《农民日记》、《农民家史(上下册)》、《农民账本》、《农民家书》及《农民笔记》。

　　[3] 根据侯氏1964年的统计，他所在的四队共28户，有育龄妇女27人，孩子最多的一个妇女有8个子女，其次就是赵菊兰有6个子女。此外，4个孩子的有6人，3个孩子的2人，2个孩子7人，1个孩子的最多，有10人，见侯永禄：《农民家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41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576-577页。

　　[5] 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合阳县志》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9页。

　　[6] 胡玉坤：“转型期中国的“三农”危机与社会性别问题——基于全球化视角的探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7]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8] 中共合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合阳县历史大事记》(1921.7-1998.12)，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4页。

　　[9]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74页。

　　[10]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11] 侯永禄：《农民家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 153页。

　　[12]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79页。

　　[13] 这三个月的口粮低标准为：1-2岁的娃每月3斤，3-5岁的9斤，6-7岁的11斤，8-11岁16斤。12岁以上也分了四等：轻体力劳动者每月18斤，一般人20斤，重体力劳动者23斤，饭量特大、干重体力活的为28斤。参见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5页。

　　[14]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5页。

　　[15] 侯永禄：《农民账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24页。

　　[16]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90-91页。

　　[17]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95页。

　　[18] 参见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农牧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9页。另据1958年12月的统计，路井公社的总人口为33638人，牲口5670头，参阅侯永禄：《农民家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19] 高王凌：《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

　　[20]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73页。

　　[21] 侯永禄：《农民家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 142页。

　　[22]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92-93页。

　　[23]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04页。

　　[24]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10-111页。

　　[25] 侯永禄：《农民家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 198页。

　　[26] 侯永禄：《农民家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 208页。

　　[27]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79页。

　　[28]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0页。

　　[29] Bina Agarwal, The Gender and Environment Debate: Lessons from India，Feminist Studies, Vol.18, No.1, 1992, pp.119-158.

　　[30]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79-80页。

　　[31]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1页。

　　[32]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97页。

　　[33]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2页。

　　[34]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35] 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朱晓阳对昆明市郊一个小村的研究则发现了不同的情形，这里男人和男性“缺席”之家的少年孩子普遍到作为昆明市和国营农场菜篮子的菜地里去偷蔬菜。结果，1960-1961年全村仅有一人直接死于水肿病，见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2页。

　　[36]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2页。

　　[37]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05页。

　　[38]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6页。

　　[39]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11页。

　　[40]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11页。

　　[41]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16页。

　　[42]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41页。

　　[43]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7页。

　　[44] 侯永禄：《农民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120页。

　　[45]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人民出版社2005，第112页。

　　[46]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92页。

　　[47]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6-87页。

　　[48]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94页。

　　[49]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95页。

　　[50]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61页。

　　[51]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82页。 靳主任当初级社和高级社主任时，侯永禄都担任会计。1959年8月靳主任被调去公社管面粉厂。

　　[52]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91页。

　　[53]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02页。

　　[54]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11页。

　　[55] 侯永禄：《农民家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 221页。

　　[56]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23-124页。

　　[57] 侯永禄：《农民家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 119页。

　　[58]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67页。

　　[59]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71页。

　　[60] 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 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79页。

　　[61] 宝森(胡玉坤译):《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62] 侯永禄虽负责记账和管帐，但菊兰对于家庭财政也是有发言权的。在“谢雨”一文中，侯永禄提到：1962年上半年百日大旱，久旱之后终于盼来了几场雨，当地人准备唱戏谢神。有一天，他和菊兰正在推磨，有人向菊兰收钱，说：“咱这儿也要唱戏，和公社说了，公社也不挡，一户两毛钱。菊兰点头应允，我笑而不语。”见侯永禄：《农民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

　　[63]《农民账本》124页提到1962年打墙的工资为6元，不过《农民家史》(上册)第221页提到给学校打墙补助现金是26元。

　　[64] 侯永禄：《农民日记》，中国青年出版，2006年，第127-128页。

　　[65] 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的生活，”李文海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66] 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67] Bina Agarwal, “Women, Poverty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India,”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13, No.4, 1986 , pp.165–220;Jean Dreze & Amartya K. Sen,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Naila Kabeer, “Gender Dimensions of Rural Poverty: Analysis from Bangladesh,”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Vol.18, No.2, 1991, pp.241-262;NailaKabeer, Reversed Realities: Gender Hierarchies in Development Thought, Verso, 1994.

　　[68] 根据四川崇庆县亲历者何学嘉的回忆，集体断炊后，当地最早因饥饿而死亡的一拨人多是食量大的男性彪形大汉，第二拨才是一些妇女和儿童。她们经过一两年持续饥饿后逐渐耗尽能量而丧生。

　　[69] 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农村治疗妇女子宫脱垂、闭经病初步经验的报告》,1961,http://www.wsic.ac.cn/internalwomenmovementliterature/12690.htm

　　[70] 胡玉坤:“农村妇女问题——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际政策干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