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术期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9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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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共收录论文四篇：巫仁恕、王大纲著《乾隆朝地方物品消费与收藏的初步研究：以四川省巴县为例》、刘增合著《粮台纷争与咸同战时财政：以江南与江北粮台为中心》、李培德著《日本仁丹在华的市场策略及其与中国人丹的竞争》、王超然著《抗战时期中央控制地方之再思：以蒋中正对杨全宇、吴肇章囤积案的处理为例》；及书评两篇：陈昀秀撰〈佐藤仁史，《近代中国の郷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导层と地域社会》〉、徐佳贵撰〈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

论　文
         
乾隆朝地方物品消费与收藏的初步研究：以四川省巴县为例
巫仁恕
王大纲
1
粮台纷争与咸同战时财政：以江南与江北粮台为中心
刘增合
43
日本仁丹在华的市场策略及其与中国人丹的竞争
李培德
85
抗战时期中央控制地方之再思：以蒋中正对杨全宇、吴肇章囤积案的处理为例
王超然
125
书　评
         
佐藤仁史，《近代中国の郷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导层と地域社会》
陈昀秀
183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
徐佳贵
189

乾隆朝地方物品消费与收藏的初步研究：以四川省巴县为例

巫仁恕、王大纲

摘要：近年来关于近代早期的消费史研究，已经开始质疑西方中心观，指出同时期中国的消费现象可能并不亚于英国或西欧。遗憾的是关于当时中国人消费日用奢侈品的纪录，几乎都局限在社会上阶层，如宫廷、高级官员与大商人等。至于一般社会阶层的物质消费，几乎很难找到确切的历史纪录。由是，除了上层社会之外，其他的社会阶层是否有能力消费日用奢侈品？这是一仍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乾隆朝四川巴县的例子，透过对窃盗案档案中失窃物品的考察，说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一个非经济核心地区的物质消费情况。首先是看到被窃物品中有大量的服饰、锡器、银饰品与铜器等奢侈品，可见不仅是社会上阶层，而是有更多属于社会中间阶层，亦即传统中国所谓的「中人之产」者或「中人之家」也有能力消费得起奢侈品。其中，主要是聚集在城市的商人阶层所占比重逐渐增加，他们也是奢侈风气的带动者。再从被窃的日用奢侈品反映地方上经过市场经济洗礼后，造成人们在物质消费生活上的变化。此外，从被窃物品中还可以发现江南地区的流行服饰，甚至还有「洋货」，此亦反映了流行时尚的影响范围。本文虽是微观的例子，却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是不容小觑的。

关键词：乾隆、巴县、窃盗、消费、时尚

粮台纷争与咸同战时财政：以江南与江北粮台为中心

刘增合

摘要：太平军占据南京后，清廷各路大军竞相南下，需饷规模空前膨胀，户部掌握的各省春秋拨册却全部归零，旧式酌拨制度难以有效运行，无奈之下，咸丰帝谕令各统兵大臣径自与相关省分咨商解决军饷供应。自此以后，支发各作战部队军饷的粮台遂迈入自我经营时代。因所处地域、所属统兵大员以及战局转换的差别，各作战地区粮台的境遇也不尽相同，甚至呈现天壤之别。粮台运作问题是观测清代晚期战时财政的重要视角。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江南与江北粮台属于咸、同战时比较重要的军费筹措与支放机构。随着战局变换与制度转型，两台在供饷关系、饷源争夺、解款纠葛等方面屡屡对峙，经办大臣之间的关系也迭生紧张。其为难之处，不但承受军饷匮乏煎熬，而且还面临大营统帅干预放饷的压力；创办目的在兼顾两台军需的筹饷总局，本来运作有效，却因统兵者强力干预以及经办官员的违纪行为，只能短命存世。粮台经办大臣的职权大小是战时财政运的重要根据，江南、江北粮台之间衍生的纷乱与对峙，反射出清廷在粮台职官授权方面，并不能适应战时就地筹饷形势的需要，更显示出清廷咸、同战时财政制度缺乏随时应变的弱点所在。

关键词：战时财政、江北粮台、江南粮台、乔松年、江清骥

日本仁丹在华的市场策略及其与中国人丹的竞争

李培德

摘要：二十世纪初日本挟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余威和在医疗科技上的进步，向中国大量推出各种医药，只要翻开当时的报纸如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天津《大公报》、北京《顺天时报》，便可见到有如排山倒海的日制药品广告。源于大阪的森下药房，应时推出「仁丹」向中国倾销，由于当时中国医药卫生的落后和信息不发达等原因，仁丹利用出色的宣传手法，不出数年即在中国大为热卖，其在华的销售额已超出日本本国市场，引起中国商人的注意。由黄楚九创设的龙虎牌「人丹」，凭着别具一格的广告手法和销售策略，成功地挑战比他资本雄厚、实力更大的森下药房。本文利用政府档案、企业史料、报纸、旧照片、广告宣传等各种资料，分析仁丹成功打进中国市场的原因和过程，并讨论中国人丹是如何与之竞争。本文旨从商业史角度出发，以商标和广告切入，讨论这场激烈的中日商业竞争及其引发之各种问题。

关键词：人丹、仁丹、中日商业竞争、广告战、商标侵权官司

抗战时期中央控制地方之再思：以蒋中正对杨全宇、吴肇章囤积案的处理为例

王超然

摘要：大后方在抗战时期出现严重的粮价高涨，引发财政、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危机。蒋中正为挽救危局，在1940年8月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藉此管理民间粮食市场，至1941年改推田赋征实以掌握粮源，皆是为掌握重要物资，并稳定大后方社会。中央在战时于地方推动粮食管理，一方面显示国家机制扩大化，也为中央控制地方模式带来新的变化。蒋中正推动此政策，必须面对中央内部不同调、地方实力派抵制以及基层豪绅的反弹等问题。过去研究，大多注意到后两项因素，而忽略第一项，以致对战时中央控制地方议题，留下许多讨论空间。蒋中正推动粮食管理的核心理念为「严禁囤积居奇」，而在实践上需要由中央到地方各环节相互配合，方能发挥作用。本文描绘蒋中正处理杨全宇、吴肇章两件囤积居奇案件的过程，藉此显示三种因素在其中交互影响的面向，也显示国府抗战时期中央控制地方模式的局限与不足之处，并以此进一步讨论国共双方的中央控制地方模式有何不同。

关键词：抗战、蒋中正、国民党、田赋征实、囤积居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