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钱锺书忆胡适：毛泽东自称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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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4期，作者：钱之俊，原题为：《晚年钱锺书忆胡适》，本文系节选

时过境迁，在近年逐渐公开的资料中，“钱锺书见胡适”已不再是捕风捉影的传说了。尤其是当事者钱锺书与杨绛，先后以不同方式披露了与胡适见面的情形，显然，他们是比较看重这段历史的。

钱锺书第一次见胡适的时间不在1930年代，而在1948年。1987年5月25日，黎澍与李锐到三里河拜访钱锺书。李锐十年后回忆道：“记得是从胡适谈起。1948年他们在上海见到胡适。”而汪荣祖、弥松颐则亲耳听见钱锺书自言三晤胡适。2002年，杨绛撰《怀念陈衡哲》，追忆了三次见面经过。

第一次见面的地点在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钱锺书时为合众图书馆顾问，在馆兼职。杨绛记道：

不久后，锺书对我说：“我见过胡适了。”锺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图书馆去。锺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起潜）为他们介绍的。锺书告诉我，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我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我有一本红木板面的宣纸册子，上面有几位诗人的墨宝。我并不想请胡适为我用墨笔写上这样的诗。所以我想，这胡适很坦率，他就没想想，也许有人并不想求他的墨宝呢。可是他那一小方纸，我一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和罗家伦赠锺书的八页大大的胖字一起毁掉。（《杨绛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那时胡适研究《水经注》正在兴头上，在全国各地找不同版本的《水经注》。1948年11月28日，胡适在致合众图书馆总干事顾廷龙的信中曾自我解嘲：“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种故纸堆生活，可笑之至！”合众图书馆藏书丰富，胡适查阅《水经注》自然漏不了合众，加上他还有一批书信寄存于该馆，钱锺书见到他也就不让人意外了。

首次见面三个月后的1949年1月14日，胡适到上海。1月17日，叶景葵在家设宴请胡适，钱锺书受邀作陪。钱、胡第二次见面。关于这次见面，杨绛记得较为简略：“锺书还参加了一个送别胡适的宴会，同席有郑振铎；客人不少呢，同席的人是不易一一记住的。”

两个月后，钱胡又一次见面。这次是在上海任鸿隽、陈衡哲家中，杨绛言在1949年初。因杨绛自己在场，故记得最为详细。此番见面由陈衡哲一手安排，胡适想见见写剧本的杨绛，杨绛也“很想见见他”。陈衡哲说：“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你们俩，我们俩，加适之。”（《杨绛全集》第三卷）

去任家前，钱锺书和杨绛照例带去了任鸿隽非常爱吃的鸡肉包子。到任家时，胡适已先到。包子要趁热吃，胡适、任鸿隽与钱锺书三人，就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大理石面红木桌子旁边，同吃鸡肉包子。三人边吃边谈边笑，吃完包子后又喝咖啡。他们围坐在一起，开始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等。谈近事时，胡适跌足叹恨一封毛泽东给他的信烧掉了，因为这封信毛自称“你的学生”。

正值易代之际，关于去留，显然是话题中不可缺少的：

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我们都是面临新局面的知识分子。我们相聚谈论，谈得很认真，也很亲密，像说悄悄话。（《杨绛全集》第三卷）


那天晚上，胡适还有一个晚宴，主人家派来汽车接他。于是，胡适起身告辞，任鸿隽和钱锺书送他到门口。回到蒲园后，杨绛对钱锺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钱锺书为胡适辩解：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告诉他说，杨绛乃“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锺书的夫人”。钱锺书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老岳父决不会说“我的学生胡适之”。胡适为何自称是杨绛父亲（杨荫杭）的学生，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作了说明：“大概我父亲由译书院回南后在上海工作，曾在澄衷学校、务本女校、中国公学教课，不知在哪个学校教过胡适。”

1949年2月到3月间，胡适又几次到合众图书馆。4月6日，胡适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离沪赴美，临行前，还特至合众图书馆向顾廷龙等道别，并写字数幅。但，钱锺书与胡适再未“偶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