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职博士眼中的基层公务员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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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挂职博士眼中的基层公务员生态）
在大学里待了十多年，江沈红见惯了一门心思考公务员的学生，有些从大二就开始准备，有些考了三四次还在考。可是当一个毕业后在基层做公务员的学生回来告诉他“工作不开心”，问他该怎么办时，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时，已是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的江沈红才意识到，他和许多人一样，并不了解基层公务员在做什么，工作生活到底什么样。
在自己四十岁的时候，他决定体验一把。抓着湖北省委组织部每年都会组织博士团服务活动的机会，他安顿好在武汉的媳妇和上小学的儿子，经历8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成为神农架林区文体新广局的一名挂职副局长。
每个夜晚，对着台破旧的联想电脑，江沈红将每天所见所感一字一字敲下来，总共积攒了30万字、96篇挂职日记。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教授评价，这些日记“记录了基层公务员现状”。
10个通过了招考要来的大学生，真到报道的时候走了6个
“下午，当我进入办公系统一看，有50个待处理文件！”某个夜晚，挂职副局长江沈文重重地在电脑上敲下这行字。
他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这个做了10年辅导员，管了9年学生就业工作的副院长到了神农架才知道，这几乎是基层公务员每天的生活。
江沈红曾统计过各科室加入省级工作群的情况，发现各科加入的省级工作群接近50个了。“如果每个群一天只发布一件事情，一天就有50件了，这还不包括区一级的工作群。”他说。
而且，各个办公室门前基本挂着两三块牌子，法规科、扫黄打非科、产业科都在一个办公室。
与繁杂工作相对应的，是紧巴巴的编制。几个科室里“最富裕”的是管着扫黄打非科和产业科的邓科长，手底下有五六个兵。新闻科、广电科只有“科长光杆司令一个人”。
“有时候这个人去开会，办公室里连接电话的人都没有了。”江沈红说。即便管着最多人手的邓科长，也是常常晚上12点才回家。
当晚，他将这些困境一字一字地敲进了电脑，“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他感叹道。
其实一开始，江沈红听说是被分配到林区党校。“前四年的博士团服务，文体新广局一直没分到人，他们很想要一个人才。”
在某次会议上，他听到当地某个书记说起有一次招聘，“10个通过了招考要来的大学生，真到报到的时候走了6个。”
如今，局里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超过40岁，“正规本科院校毕业的是少数”，高学历的人更不用提了。
江沈红想起了那个考上村官过得不开心，然后又到上海找工作的学生。在一年的挂职中，镇上不少有心思的人如同他那个学生一样，试图再次考到更高一级的部门，离开神农架。
“在这里，往上走太难了。”邓科长曾向他感慨。
同刚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一样，邓科长进入文体新广局时，也曾有过好好干朝上走的想法。然而在这个有着将近1000名公务员的林区，整个区有四个副厅，七个正处。他们的局长，年过50的一把手，干过乡镇书记，干过环保局副局长，终于在进入体制内的30多年后成为正科级的局长。
作为挂职副局长，江沈红分管了办公室、新闻出版科。在一年的时间里，办公室主任换了三个人，“这是基层缺人的一个真实写照”。
如今的主任是40多岁的刘姐。曾有局里的人感慨，刘姐幸好是单身，不需要照顾孩子丈夫。否则，这样没有周末、接待领导很晚回家的日子得引来多少家庭纠纷。
来到神农架时，江沈红已是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按照行政级别是副处，而局长虽是一把手却是正科。因不会开车的局长常外出，江沈红兼任了局长的司机。“副处来给咱们开车呢，”局里的人开玩笑道。
“青蛙，在河里的时候归水利局管，到了岸上就属林业局管了。”
刚进入文体局这座墙皮早就脱落的四层楼房时，“文体新广”四个字一度难倒了博士江沈红。
在武汉，他听过文化局，知道体育局，也明白有新闻出版局和广电局，可“文体新广”这四个字还是第一次听说。
局长曾开过这么一个玩笑，如果不用简称，办公楼门前的那块白底黑字的大牌子装不下“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这十四个字。
事实上，去年6月份文体新局与广电局合并，才有了第四个“广”字。而文体新局则在江沈红去挂职之前就已经过了三家的合并。
在挂职日记中，江沈红对文体新广局做了细致的介绍，位于湖北西部的神农架林区是省直辖县级行政单位，文体新广局，对上承接着湖北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省体育局、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体彩中心五家上级主管部门。对下则负责着3000多平方公里的8万多居民的文化体育事业。有着9个科室和6个二级单位，以及37人的编制。
兵最多的邓科长，因为要对接省里文化厅、体育局、新闻出版局的六七个处室，工作并不轻松，“没有停的时候。”
在被纳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前，神农架因为是国家级的森林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和生态旅游区，同时受到林业局，国土资源局和旅游局等几个部门的多方管理。“谁都不愿少管，真有事又不知道找谁”曾是一种常态。
“这土地是荒土时归国土资源部；土上长了草，归农业局；长了树就归林业局。”局长曾经告诉他。
更有意思地是山里的湖泊，当湖泊里的水超过6米，归水利；低于6米则是湿地，又归林业局。
事实上，江沈红还听过一个更传神的描述——两栖动物青蛙。青蛙，在河里的时候归水利局管，到了岸上就属林业局管了。
“你说这到底归谁管？”江沈红不止一次地拿这个青蛙开玩笑道。
没人乐意回答这么“较真”的问题。
江沈红和局里的人也曾疑惑过，文化体制改革，为什么基层的都合并了，省里的几家怎么不凑一块弄个“大部制”呢。
办公室主任刘姐，就曾碰到省里两个局在同一天上午开会的情况。“不过好像后来基本都学聪明了，从周一到周五一字排开。”
事实上，在过去十几年中，相关文化产业部门的合并，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已在进行，各地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文物局、体育局及扫黄打非办公室等部门都在精简整合中。
广电研究专家吴纯勇曾在2013年做过一份调研报告，截至当年1月，全国210多家地级市、自治州、盟、地区等完成了文化局、新闻出版局、广电局等部门的整合，整合的新部门多数以“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外挂牌。
可是在吴纯勇的调研中，以省为建制进行合并的，也只有海南省一个地区。
在吴纯勇看来，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即文化体制改革所涉及到的区域绝大多数以县、乡、镇为主，然后再由地级市进行部门整合，最后是省级和直辖市层面。”吴纯勇称。
于是，江沈红和同事的疑惑也只能在省级改革牵涉更多的人员、部门、职务配备难题前止步，“全国大环境都是这样嘛”。
在这里，政府的手不能不伸长，不然文体这样的产业永远做不起来
局里忙碌的细节被他一字字敲进电脑，在完成这篇挂职日记的同时，他也曾想过，局里的忙碌除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配合旅游局等部门，是不是也与“管的太多有关”？
直到后来，杨钿的出现解答了他的问题。
杨钿是堂纺叠绣的唯一传承人，当地民间刺绣的典范，也数次出现在博士江沈红的挂职日记中。曾一度放弃刺绣的杨钿如今有了省级的非遗基地，有了基地，她传授技术给附近的村民，然后回收村民的刺绣品。
“去年的义乌非遗产品展览、武汉非遗展览，文体局都是自己要了展位，让堂纺叠绣去展示，打开销路。”江沈红回忆道，“有些费用都是局里出，真是赔钱给他们赚吆喝。”他开玩笑道。
为何不让市场的力量做？
“因为这里没市场。”他走了一圈，发现整个林区很难找到一家正规专业的文化公司，地广人稀以及还在关注如何多赚钱的居民更是谈不上多样文化的需求。
“与其开文化公司，他们更愿意干水电站，开宾馆，赚钱快啊。”江沈江说。
在他的30万字的挂职日记中，去外地参会参赛调研的日程不断地出现。“深圳广东这些发达的地区，市场都开始创造需求。这些地方，政府的手不用伸得长，监管好就成了。可在这里，政府的手不能不伸长，不然文体这样的产业永远做不起来”。他说，政府就如同大家长，手把手地把他们带出去。

在当地，像政府这样伸手的例子并不少见。去年，林区政府推出政策助推当地民航及旅游市场，就曾规定对旅行社组织航空旅游团队入港旅游等予以最高100元的奖励或补贴。优惠的差价由政府补贴。
事实上，以生态多样性而著称的神农架在发展上一直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涉及开发的举动总会引来外界的特别的关注。2013年，神农架林区在机场建设上就引来外界诸多质疑；如今在大九湖的管理上也引发了争议。
“机场的事情我也有耳闻，可政府如果不作为，从山路走出去要几个小时，颠簸得吐，又怎么指望别人进来，市场又怎么培养，文化怎么走出去？”江沈红叹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