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战略的思路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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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江

本文写于2015年2月，因缺少机缘，未曾正式发表此文。今日发出，希望对思考当下中日关系仍有些许助益。

在观察东亚国际关系时，我们必须明确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分析范式。即便东亚普遍存在历史恩怨、意识形态对立等问题，也就如建构主义者所说的观念影响国家对现实的认知和判断，但对每个国家来说，观念因素在绝大多数时候必须让位于现实性的利益和安全因素，只不过观念因素会使得现实变得更为复杂而已。之所以东亚国家主要采用现实主义对外政策，原因很多，在此笔者认为其中关键一点就是近代以来东亚国家缺乏长期稳定的权势结构，不管是霸权国主导下的东亚秩序，还是多元均势秩序等等，遑论成熟的国际机制了。虽然美国以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都有强烈的意愿去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相互依存以及建立更加成熟的国际机制，而且这种力量也随着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增加而增强。然而，由于东亚远远没有形成深度的经济融合和稳定的制度，因而东亚地区安全也没有能够因为相互依存的增强而根本改善。

缺乏稳定秩序的直接后果就是东亚陷入安全困境，即一个国家由于自身的不安全感促使它加强自身实力(尤其指军事实力)，而这一行为又引起其它国家的不安，于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式的安全两难。为了改善自身的安全环境，日本和中国都意欲打造在自己主导下的东亚秩序。然而对双方来说，许多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秩序的建立极为困难。日本在追求东亚秩序领导者地位的过程中，对华关系是其面临的最为关键和棘手的问题。因为日益强大的中国不仅会与日本争夺东亚的领导地位，而且甚至会使得日本受到巨大的安全压力，但另一方面，日本建立东亚秩序却又离不开中国的支持和合作。这种两难局面使得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常常显得矛盾和力不从心。

日本建立东亚秩序的驱动力

在回答日本想要建立怎么样的东亚秩序之前，必须先回答“日本在多大程度上希望成为东亚的领导者?”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日本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日本天然有着很深的不安全感。在地理上，日本国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在历史上又长期与强大的国家——中国相邻。虽有一海相隔，但日本时刻警惕着中国的入侵。忽必烈曾两次起兵讨伐日本，均以失败告终，然而此事对日本震动极大。另一方面，日本资源匮乏，灾害频发，导致其生存和发展必然依赖于外部资源的输入。无论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和平贸易，日本都必须时刻保证资源储备充足和运输安全，尤其是海上生命线的安全。

其次，日本拥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历史上，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然而日本人却认为，日本从来没有承认过中国的领导地位，表现在日本从未正式融入中华帝国的天下秩序[1]。而在文化上，日本创立了自己的“皇国之学”，南宋末年始，逐渐开始以“圣人之道”的正统自居[2]。十七世纪末期受到西方影响，日本的国学日益呈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色彩，在十九世纪晚期则以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扭曲面目出现。二战使日本经历了短暂的挫折，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强势复兴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使得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再度复燃，尤其是在发展模式上的创新让日本人拥有欲将日本模式推广至东亚的使命感。

第三，日本在东亚的巨大现实利益。在日本主导下的垂直型产业分工体系中，东亚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对日本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东亚不仅降低了日本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东亚国家对日本原材料和商品的巨大需求也是日本企业的重要目标市场。另外，日本对主要战略资源的进口都必须经过东亚几个重要的海上咽喉地区。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军事存在不同，受到和平宪法的约束，日本海外的军事存在极为有限。无论日本是否能够完成修宪，日本都需要一个有利于本国的稳定的安全秩序。

第四，中国崛起对日本的威胁。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领土纠纷、台湾问题这三个关键议题如果无法得到有效处理，中日根本不可能建立一种良好政治关系。因此，由一个对日仇恨的民族主义日益抬头的中国所主导的东亚秩序，对日本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而与中国共同建立和维护东亚秩序也同样需要解决上述三个议题才能成为可能——除非中日面临某种共同的安全威胁或危机(如苏联)。但对日本来说，与中国关系保持和平稳定又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日本处理方式是，在处理这些矛盾的同时利用先发优势建立起自己主导下的东亚秩序。

日本对东亚秩序的规划

在日本看来，中国在东亚的外交战略重点有四个。

首先，中国大力加强中美、中俄双边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口号虽然空洞无物，但它所反映出的中国对大国(尤其是美国)良好关系的重视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为此，中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并且默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在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的暧昧态度，如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偶尔也采取某些措施离间美日和日韩关系，例如1997年江泽民访问珍珠港时发表讲话提醒美国人在二战期间日本曾是两国的共同敌人。第二，深化中俄关系，并达成某种类同盟关系。中国既需要俄罗斯对自己出口能源和武器，也在需要其作为自己的战略支撑，特别是扩大中国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全空间。第三，中国积极发展周边关系，尤其防止日美成功构建一个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区域联盟。第四，中国采取均势手段维持周边的势力平衡以加强周边安全，例如利用巴基斯坦制衡印度，操纵朝鲜威胁韩日。

然而，虽然中国的外交工作重点是相对清楚的，但在西方观察人士看来，中国的国家大战略却是模糊——中国是否有国家大战略也存在争议。这就意味着中国想要在东亚打造什么样的秩序和格局在外部看来是不甚明了的，甚至可能连中国自己都不清楚。部分东亚小国，尤其在历史上与中国渊源颇深的国家认为，中国似乎正在重新打造某种朝贡体系或者天下秩序。而当它们回想起1949年至1976年期间中国积极对外输出革命间接所带来的灾难以及考虑到中国本身的受到抨击的政治体制状况时，它们更加有理由对中国以及其欲构建的秩序抱有疑虑和不安。在这种状态下崛起的中国，对东亚小国来说，却是一种均势结构的不稳定性因素。

相比之下，日本意欲打造的东亚秩序不仅清晰，而且更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日本的东亚秩序一定是以日美同盟体系为基础的。日美同盟不仅为日本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使得日本战后可以专心发展经济，同样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也使得东亚国家对日本的疑虑维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尽管苏联解体后日本加快“正常化国家”进程以及追求更大的外交独立性，但日本的“正常国家”和独立自主的追求毫无疑问是得到美国的支持的，因为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维持霸权体系的成本逐渐上升使得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这是后霸权时代的必然特征[3]。尽管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要求美国军队离开日本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这一要求在短期内不可能成为现实。原因在于日本无力独自面对朝鲜的威胁和中国崛起造成的压力，修改和平宪法也难以短期内实现。另外，美国军队一旦离开日本，东亚很可能会重现19世纪末欧洲军备竞赛和危险、微妙的均势[4]。因此，美国在日本乃至亚洲的军事存在至少可以让东亚小国相信如果日本建立或主导某种东亚秩序并不会威胁自身的安全。

其次，日本在东亚已经成功构建其主导下的垂直分工体系，而中国也恰好在这一体系之内。所谓垂直分工体系，是指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设计、采购、制造、运输、销售等环节放在不同的国家，利用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和生产的规模经济整合资源，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5]。东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优势在于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低廉，因而在这个垂直分工体系当中主要从事要素供应和简单加工组装。而利润高昂以及技术水平较高环节则基本在日本国内进行或者在外企严格控制下在东道国进行，以避免东道国实现产业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对日本的产业地位造成威胁。另一方面，东亚发展中国家需要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如轴承、发动机等，满足国内制造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东亚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垂直分工体系当中处于“两头在外”的状况。这种产业关系满足了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需要，却给东道国带来了环境污染、贸易摩擦、贸易利得不足、资源耗竭，产业升级举步维艰的局面，而日本则享受了巨额的“要素租金”，同时双方形成不平等的依附关系。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对东亚政治经济秩序的规划是在维持这种垂直分工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东亚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进而建立一个具有开放性的东亚区域经济共同体。同时，日本将继续深化美日同盟，构建东亚国家的安全协调和多边合作机制。

日本这种东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先行优势，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然而这种秩序建设的蓝图和过程遭到了强烈的挑战，即崛起中的中国。

中国崛起与日本的应对

二十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中日曾经经历过一段蜜月期。由于拥有共同的敌人苏联，中日的安全需求超越意识形态、历史、利益之间的分歧成为两国关系的首要因素。然而，苏联解体与俄罗斯的相对衰弱使得中日(美)的安全压力骤然减轻，虽然朝鲜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威胁着日本安全，但崛起的中国无疑才是日本巨大地理政治压力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崛起在东亚造成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改变原有东亚权势格局的问题，也是东亚秩序的设计如何与这一事件和预期相融合的问题。日本期望成为东亚秩序的领导者，必然首当其冲面临这个问题。中日之间不仅在三个关键议题上的冲突保持着相当的烈度，而且中国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使得日本既担忧又害怕。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逐渐被民族主义所替代，而民族主义的上升往往需要假想敌的催动，因此日本担心自己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替罪羊”——实际已经发生。日本认为，中国在对日政策上表现出浓厚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色彩，也就是说，中国坚信权力逻辑才是对日政策的关键，只有加强对日本的相对实力以及保持威慑态势才能实现中日之间的和平和稳定[6]。

日本基于上述的判断，选择了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主要思想的对华战略。日本国内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美日安全同盟的存在更使得日本并不需要大规模的扩张军力。但是，日本应该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明确一些已经是既成事实的东西(比如日本拥有军队和集体自卫权等)······他们同意中国的未来走向还有许多不确定性，但他们不支持对中国采取‘遏制’措施，因为这样只会让中国重新回到自我封闭的状态，对亚洲更加不利。”[7] 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国内对华友好和对华强硬的势力也非常强大。前者的主要群体是主要由在华有巨大经济利益的企业家和对华有历史赎罪感或好感的精英组成，后者主要是日益强大的右翼份子群体。然而日本作为一个具有高度“国家理性”的成熟民主国家，它的对华政策必然是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考量，所以为了平衡国内各种势力，日本的对华战略在不发生大的格局变动的情况下必然采取一个明确的方针，即“合作与制衡”。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战略是自身的战略意图、现有的势力格局、对对方战略的判断、地理环境等多个因素之间互动的结果。上文已经详细地讨论了这些主要因素，而为了整体地理解日本对华战略，笔者认为用地理政治的视角有助于理解日本为什么会对华采取以“合作与制衡”为方针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战略。

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看，日本、英国、爱尔兰、台湾都属于边缘地带上的滨外岛。滨外岛国家由于自身的不安全感以及对资源的需求，当它们相对强盛的时候会有对外侵略的强烈动机。在对待相临的边缘地带大陆国家上，如果存在多个大陆强国，那么海滨岛国倾向于采取离岸制衡的手段，即只有在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被打破才进行干涉以恢复势力平衡，例如十八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对欧洲大陆强国即采取这种手段;如果只存在一个单一强国，那么滨外岛国会选择与另一个边缘地带上的海陆复合型强国或者心脏地带上的强国结盟共同制衡该强国，例如英国、日本分别与美国结盟，英国也曾多次与俄国结盟[8]。然而，滨外岛国不希望临近大陆被一个强国统一，这也就是英国千方百计阻挠拿破仑和希特勒统一欧洲大陆以及对欧盟始终保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日本也同样希望中国分裂。

目前日本所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统一大陆国家——中国，从地理政治的角度来看，它的战略选择只有与另一个强国结盟来保障自身的安全。这种举动无关于两国对彼此的好恶，而是一种在缺乏安全机制或者共同权威保障下的一种国家本能。在地理政治的视角内，日本结盟对象只有美国、俄罗斯、印度。然而，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以及美军在日本的军事存在是冷战延续的产物，在已成为日本既定条件的情况下，日本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只能通过增加自身实力以及深化日美同盟来维持战略平衡。只要中国军事实力持续增加，日本“正常化”步伐就越会加快，美国及周边国家对这一行为也越会支持，日美同盟关系也会保持相当的稳固。日美两国在一个问题上存在共识，即不会对中国采取遏制手段。对华遏制很可能造成两个后果：中国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和/或中俄关系更加紧密。这两个后果都是日美两国绝对不希望看到的。因此，日本对华战略必定是带有制衡的色彩。

日本对华不采取遏制手段甚至希望与中国保持深度的合作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国在日本建立的东亚垂直分工体系中举足轻重，虽然中国的劳动力要素成本和地租持续上涨，日本企业有将劳动密集型工厂和直接投资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东南亚国家转移的意愿和行动，但区位转移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且许多日资企业也选择向中国内地转移，中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也吸引着日本企业在中国市场分一杯羹。虽然中国积极推动与东盟国家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试图与日本争夺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但东盟与中国产业结构上的相似性反而使得日本可以利用其产业优势强化垂直分工体系[9]。当然，两国的经济关系并不仅限于此。但无论如何，这种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对日本的依附关系，使得日本有意通过深化两国经济依存来提高地缘安全。第二，中日双方在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都需要相互合作，譬如在灾难救助和环境保护方面[10]。第三，日本无力独自构建东亚安全秩序。日本在东亚不具有维持其领导(霸权)的军事力量和威慑力，一旦东亚发生重大突发安全事件或者出现地区霸权挑战者，如果日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加以应对而依靠中国、美国或者其它国家，那么其在东亚安全秩序中的权威就不可能得以维持。然而，如果日本拥有这种军事力量，却又会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的恐慌而加剧军备竞赛。东南亚国家之所以在2008年后呼吁日本重新武装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出于对中国崛起产生巨大的疑惧，但这仅仅是小国出于均势需要的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日本没有疑惧心理，更不用说接受日本在东亚的领导权或霸权地位。只有在日本和中国势力保持某种平衡的基础上建设和维持东亚安全秩序，东南亚国家才可能接受这种秩序安排。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采取合作与制衡相辅相成的对华战略对日本来说是一种最理性的选择。日本在经济领域保持自己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加深自己与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存(依附关系)。在安全领域既通过深化美日同盟，加强与印度、俄罗斯、东南亚国家关系来制衡中国势力，也不得不与中国共同构建某种安全秩序。在其它领域，日本需要和中国合作解决面临的共同挑战。

最后，笔者认为有必要补充的是，日本对华战略的制定是基于中国现存实力的认知以及持续崛起的预期，而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以及“印度模式”近来被日益看好可能会带来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届时日本对华战略可能会发生根本调整。

参考文献

[1]. 吕玉新. 文明史鉴：日本国学影响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滥觞. 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4，(2).

[2]. 丸山真男. 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东京大学出版社，1952，P188。转引自吕玉新. 文明史鉴：日本国学影响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滥觞. 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14，(2).

[3]. Kazuyuki Katayama, Development of Japan-China Relations since 197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 2, No. 3, December 2011, pp. 647-679

[4]. 该观点引用自“政见”对Gerald Curtis一篇名为《我对钓鱼岛争端的解决保持谨慎乐观》的访谈。

[5]. 刘志彪, 张少军. 中国地区差距及其纠偏：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视角[J]. 学术月刊, 2008, (5):49-55.

[6]. Yves-Heng Lim, A Tale of Two Realism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 9, Number 2, September 2011,pp. 299-312

[7]. 唐世平, 曹筱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寻求中美日相互安全的基点[J]. 战略与管理, 2002, (1):99-109.

[8]. 吴征宇. 地理政治变迁与日本的对外政策走向[J]. 教学与研究, 2012, (3).

[9]. 岳健勇. 东盟与中国、日本贸易一体化及对东亚权力结构的影响. 凤凰周刊，2005年7月5日.

[10].Shunji Cui (2013): Beyond Histor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or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 10.1080/10670564.2013.78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