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朱铁志：采访报道和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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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多年过去了，当初一起进入杂志社的5位同志，转眼只剩下我一人。”在求是杂志社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副总编辑朱铁志趁着工作的间隙，与《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聊起了他几十年的党刊工作生涯。在刚刚过去的新中国第十五个记者节，朱铁志与全国数位同行一起进入全国资深新闻工作者之列。

　　11月初的北京绚烂迷人，从宽敞的城区主干道拐进沙滩北街一个胡同里，求是杂志社大院藏于闹市中，安静且沉着。这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大院饱经沧桑，在党的历史上见证了太多的人与事—大院前的红楼，是老北大的校址，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担任图书管理员，蔡元培、李大钊等一大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名人长期出入于此；院子中央国旗飘扬的地方，是当年北大的民主广场，著名的五四运动就爆发于此。

　　作为北京大学毕业生和党刊编辑，从懵懂少年到“知天命”之人，朱铁志自大学毕业起就将大半辈子的岁月留在了这个院子里。

　　喜欢文字工作，更幸运的是能够将其与一生的事业相结合

　　“从少年时代起，受家庭影响，我就渴望将来从事文字工作，确切地说是希望成为一个作家。”朱铁志的文学梦想萌发于中学阶段，那时候，那些素朴封面上印着鲁迅先生浮雕的小册子是他的日常读物，对鲁迅的敬佩与向往让文学梦深扎在少年的心中。

　　朱铁志给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很简单—上大学读中文，毕业当记者，采访人生、了解社会，积累阅历，将来从事文学创作。在他眼中，萧乾的成长路径是成为作家最好的方式。然而，阴差阳错，1978年他考入北大时并没有如愿就读中文系，而是进入哲学系。正是这一“错”，成全了他的政治理论工作生涯，也为日后的杂文写作奠定了基础。

　　毕业后朱铁志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1988年7月后变为求是杂志社），从事政治理论编辑工作。“当时，推荐我的老师告诉我，记者工作与编辑工作之间其实界限很模糊，关键在于个人努力，殊途是可以同归的。”尽管如此，面对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本职工作和从未泯灭的文学梦想，很长时间朱铁志处于矛盾之中，难以找到两者的契合点，这让他不免有些苦恼，也曾尝试其他的发展路径。

　　经过短暂的犹豫、彷徨和摸索，朱铁志在哲学与文学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平衡点。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宣传工作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党的宣传纪律，竭尽所能宣传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朱铁志看来是党刊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党刊工作者起码的职业要求。作为受过系统哲学专业训练、具有思辨色彩的知识分子，如何将个人的智慧、才华、知识积累融入到党刊事业中，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中让党的理论宣传更加入耳、入脑、入心，是他一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从《红旗》到《求是》，整整32年时间里，除其中短暂的3个月在《体育报》工作外，朱铁志一直在党刊工作。他先后在多个部门任职，曾分管过评论部、科教编辑部，至今还分管着科教编辑部、机关党委、纪委、工会、求是网、人事部、离退休干部办公室。

　　分管评论部期间，他组织撰写的《有话则短 无话不说》《说“人民满意不满意”》《加班利弊谈》等理论评论文章，力求把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愿望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在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指导性的同时，努力突破政治理论文章写作的某些固有套路，大胆触及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回应党员干部的理论困惑，大胆提出言之成理的独到见解，使这一时期党刊刊发的一些评论文章带给读者一股清新之气。他认为，哲学思维与文学思维、理性思维与形象思维，本质上并不矛盾，而是认识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只要从实际出发，运用得体，就能在编辑工作中两翼齐飞、相得益彰。

　　“在我心中，这份职业是一份崇高而神圣的事业。用我有限的智慧和能力为党的理论宣传事业略尽绵薄之力，通过自己笨拙的笔触努力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感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党的理论宣传事业，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找到了结合点，为此感到踏实和自豪。”谈及过去几十年的工作，朱铁志由衷地感慨。

　　敏而多思，希望用独特的文字表达哪怕入木三厘的思想

　　在《求是》杂志文教编辑部工作的10年，是朱铁志将个人爱好与本职工作较好结合的10年，特别是编辑副刊《绿野》的杂文随笔，其间的辛勤劳动，成就了他日后的杂文写作。

　　现在的朱铁志，在做好杂志编辑工作的同时，依然会抓紧时间进行杂文创作和杂文理论研究工作。30多年间，他写作出版了《固守家园》《精神的归宿》《沉入人海》《思想的芦苇》等17部杂文集，共计200余万字。2002年，他以《精神的归宿》一书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迄今为止，他获得了中国新闻奖、北京杂文奖、上海笔会文学奖以及其他各类奖项50余次。在繁重的本职工作之余，朱铁志还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杂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他被誉为“当代中国杂文界的中坚力量、中青年杂文作者的领军人物”。

　　“作为知识分子，最可怕的是缺乏独立人格、独到见解、独特表达。”在朱铁志已出版的杂文集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能够感受到他“忧国忧民忧其君”的深广情怀。

　　对于杂文随笔与理论工作的异同，朱铁志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认识。“理论评论更倾向于求同思维，我著六经，作阐释学；而杂文随笔更倾向于求异思维，六经著我，强调独立思考、独到见解、独特表达。二者本质上并无大别，无非是从不同的路径达到同样的目标和归宿，都是希望党和国家更好，希望人民的生活更好，希望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有人写文章这样评价朱铁志：“他是一个体制内的思想者，因为自己的优势，可以比体制外的人做得更好，做得更有成就。因为可以离真相更近，所以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也可以更大。”对此，朱铁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是党刊这个平台给了我更多的优势与机遇。对于强大的敌人来说，杂文的火力也许太微弱，然而伟大的战役从不排斥弱小的力量，不能断其一指，伤其一指也行；没有微言大义，有微言小义也可；不能入木三分，入木三厘也不错。”

　　谦虚勤奋，对生活充满无限热爱与感恩

　　与朱铁志约采访的时候，恰巧他在外出差，晚上才能回到北京。草拟的采访提纲当晚11：19发送至他的邮箱，没想到第二天凌晨4点就收到了回复。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办公室的电话接二连三地响起，其间不时有人敲门进来请示各种事项。

　　用朱铁志的话说，“忙”已经成为他工作的常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利用业余时间主编了从1998年到2002年的全国最佳杂文选本，先后与著名杂文家牧惠先生、蓝翎先生合作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真话的空间—新中国杂文选》，个人独立主编了《20世纪中国幽默杂文》《中国当代杂文经典》《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等广有影响的文集，为我国杂文事业的发展做了重要的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我的工作平凡而朴素，在党刊这个高素质群体中，我既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很深的理论造诣，唯有埋下头来，兢兢业业，老老实实地勤奋工作，虚心向同志们学习。如果说过去30年间我有什么故事可讲的话，唯一可讲的就是勤奋、再勤奋的故事。”勤能补拙，是朱铁志的人生信条，也是他几十年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无论是从事编辑工作，还是从事行政、党务、人事工作，抑或是从事编委会领导工作，他都能做到全身心投入。

　　在社里，朱铁志是全社最早到单位的人之一，也是最晚离社的人之一。他周末起码一半时间用于学习和写作。他的上千篇杂文随笔、17本个人著述、20多本主编的文集，基本都是这样完成的。“三讲”期间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和同志们一道，日夜兼程，写作了40多万字的报告、讲话、文件、简报，最后累得昏倒在办公室里。说起这段往事，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笑：“我自认天资不高，但相信勤能补拙。幸运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所爱，找到了发挥自己才能的很好的渠道，遇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老师、领导、同事，在这个过程中，把个人的兴趣爱好与党的理论宣传事业较好地统一起来。”

　　在采访的最后，朱铁志给记者讲了一则《伊索寓言》中关于“屋顶上的山羊”的故事。那只站在屋顶上嘲笑地面上的狼的山羊，不知没有屋顶这个高高的平台，自己充其量不过是狼的一顿午餐。“幸运”和“感激”是朱铁志在采访中多次提到的词，对于帮助过他的所有人特别是给予他成长的党刊平台，包括工作生活中遭遇的挫折与困难，他都心怀感恩。

　　而今，已经五十有四的朱铁志只为一件事苦恼—时间不够用。“党刊这份工作我必定是要干一辈子的，如果退休后尚有精力，还有很多写作计划，还有很多想读而没有时间去读的书要去读，还有许许多多做不完的事……”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



四面来风  八方云起
——序“四方风杂文文丛”


首先必须说明：这套文丛的主编，本来应该是王春瑜先生。今年五月王先生打来电话，说大名鼎鼎的商务印书馆准备放下身段，选编出版杂文作品。王先生在电话里询问我近年来的创作情况，并说他已担任几种丛书的主编工作，希望我来组织这套杂文丛书，具体怎样操作，全由我来做主。我很清楚这是先生对我的提携。作为明史研究专家和杂文大家，王先生和国内知名的杂文前辈有着广泛的联系，经他手选编出版的杂文选集就有若干种，其中尤以老一辈杂文家的作品居多。这次王先生把机会让给我，显然是希望我利用平时与中青年杂文家联系较多的便利，多关注这个群体的创作，尽可能推出他们的作品。我虽愚钝，还是能够体会到先生对中青年杂文家的关爱，觉得应该把这份责任承担起来。
文丛名曰“四方风”，拜王先生所赐。“四方风”系考古发现甲骨文残片，骨面有刻辞4段，应为28字，实为24字，刻在一片牛肩胛骨上，字体强健有力，是典型的殷商武丁时期（约公元前 1200 - 1189 年）卜辞，记载了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神与对应的四位风神，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四方风”与四时更迭、草木枯荣以及人类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类似于“四仲中星”：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昂，以正仲冬。 “四方风”与诗歌和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尔雅·释天》“南方长养万物喜乐，故曰凯风。凯，乐也。”《吕氏春秋》：天地之气合而生风，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仲春生夹钟。仲秋生南吕。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道家说：“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虽然春夏秋冬季节变换，时光流逝，可是不变的是亘古恒久的雄风，千百年来依然在宇宙世间不停地吹拂。
    选择这样一个富含文化底蕴的名字作文丛总称，显然寄托了王先生的杂文观念和对中青年杂文家的厚望。王先生是以史学家身份写杂文的。看他的杂文，如《语录考》、《万岁考》、《花果山上的猴门事件》等，随处可见深厚的学养和老到平和的行文风格。他不屑于“杂三股”式的杂文写作，主张杂文应该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文，应该奉行言路宽、文路宽的写作原则。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我认同王先生的杂文观念，悉心揣摩、学习他的文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关于杂文的零思片想》一文中，我作如是说：“真正的杂文家往往不喜欢杂而无文的杂文。在他们心目中，杂文与时评不同，并不是排成楷体字的就是杂文，也不是放在花边里的就是杂文。杂文之“文”是文明之文、文化之文、文学之文、文雅之文。所谓文明之文，是说杂文所昭示的思想观念也许不是最新的，但它必须是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它拒绝正义幌子下的倒行逆施，反对集体名义下的一己私利，排斥文明假象后的野蛮粗暴。一切陈腐的、恶浊的、反人性、反人道的思想主张和集权意志都与杂文无缘。所谓文化之文，是说杂文必须有学养灌注、学理贯通、学问滋润。朱光潜先生说‘不通一艺莫谈艺’，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写杂文也一样，空怀一腔热血是不够的，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和思想依托。那家园和依托，便是深厚扎实的学问基础。文、史、哲、政、经、法，抑或天文地理、花鸟鱼虫，总要通晓一门，略知其他，这是为文的起码条件。所谓文学之文，是说杂文作为文学的一支，必须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讲究形象思维、框架结构、谴词造句、语言节奏，文章总要体现文学的一般特征，读来不仅有思辩的震撼，也有欣赏的愉悦，让人齿颊生香，回味无穷。所谓文雅之文，是指杂文的一种内在气质，它是文明、文化、文学汇聚发酵酿成的醇酒，是综合作用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是一种下意识的流露，是不经意的表达，好比腹有诗书的谦谦君子，又好像长于名门的大家闺秀，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雅，随意浮现在举手投足之间，是长期修炼、自然积淀的结果，火候不到，是学不来的。东施效颦，徒增笑柄而已。”
以这样的观念作杂文选本，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想法。杂文，在中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但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三十年，由于四清、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过两年而已。
杂文真正的繁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持续时间之长、涌现作者之多、出版文集之众、社会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当中，有以严秀、牧惠、舒展、秦牧、章明、何满子、老烈、刘征、邵燕祥、虞丹、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李庚辰、李下、王乾荣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鄢烈山、李乔、张心阳、杨学武、潘多拉、杨庆春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高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和高出一筹的创作实力。
从各个角度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很多。就我目力所及，较有代表性的是五种，一是曾彦秀（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1996年之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三是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1989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四方风”文丛拟在此基础上，集中选编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地域具有代表性的中青年杂文家的作品。每辑四本，陆续推出。第一辑拟选编李下、安立志、徐怀谦和本人的作品。李下长期供职于党中央机关刊，视野宏阔，立意高远，文风幽默诙谐，意蕴深长含蓄；安立志供职基层工会，熟悉工人生活，了解底层冷暖，慧眼独具，见微知著，尝借古典名著，疏解心中块垒；徐怀谦供职人民日报，作为“大地”副刊主编，常与文化名流往来切磋，形成关注文化热点、剖析社会焦点、关切民生难点的题旨风格；不才忝列其中，算是毛遂自荐。热衷杂文经年，涉猎题材不少，本集所选，以关注人生价值为主，意在追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斤两如何，还请读者掂量。
以上四位列第一辑，丝毫不代表其创作排位，仅是某种机缘和巧合的结果。虽然各自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无论我本人，还是其他诸公，都有自知之明，抛砖之举，意在引玉，如此而已。
是为序。

2011年9月20日
于北京沙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