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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社论
借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公益之名敛财的乱象,表明清理社团“二政府”乱象仍有些亟待攻克的堡垒。
教育部近日发声明称,退出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下称“关工委”)发起的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并称有人以“全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育活动办公室”(下称“安全教育办公室”)名义与社会公司签署协议进行商业牟利,与其无关。而29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总局官网同日也发表了类似“退出”声明。这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三部委接连发声宣布退出同一项社会活动,罕有先例,但背后原因却不奇怪。媒体报道的信息显示,近五年来,“安全教育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推广“小黄帽”和“校车工程”等活动,并借“小黄帽”向企业收取上百万的“赞助费”和“保证金”,甚至与企业引发商业纠纷对簿公堂。在此背景下,三部委的退出声明,是对不当牟利持否定态度的立场表达,也是种关系切割。
有关行业协会存在的不当牟利现象,公众并不陌生。无论是此前审计署的直接点名,还是各地近年来力推的行业协会去行政化,都指向了乱象之频之严重。
但与部分“山寨社团”不同,这次的“安全教育办公室”不是什么“欺世盗名”之辈,而是有着明确的官方背景:一,其接受关工委的直接领导;二,其成立确实得到多个部委的支持,相关文件中有相关部委的公章,管理架构中也有多个部委的官员任职。其借助“小黄帽”等活动向企业收赞助费,不是主管部委所为,但后者声誉很难不受到牵连。
客观而言,“安全教育办公室”这些年主推的“小黄帽”活动等,确实发挥较大的现实作用。多个相关部委为此类活动和社团组织“站台”,也有利于提高该类公益活动的推广和执行效率。若能严格保障其公益初衷,这或许也是种有效的公益运作方式。
但以“赞助费”、“保证金”等名目出现的不当牟利现象,说明其同样重蹈了其他一些社团组织“借权生蛋”的覆辙。换言之,其初衷并无问题,关键是后续由于管理的失控,导致活动偏离了公益的内核,而变为少数人敛财的平台。
这带来多重反思:这类行业协会的成立和运作,一些参与背书的主管部门,到底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牵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主管部门在参与过程中如何充当好监督者角色,确保其公益目标不被异化,剔除部门自身可能的利益“投机”,并确保协会组织本身的自主权利;二是,在发生类似乱象后,主管或参与的部门又该承担怎样的管理责任?
三部委在觉察到问题后,集体宣布退出“小黄帽”活动,是对乱象说不。而实质上,对于“小黄帽”这样极具影响力的公益活动,既然有公信力托底,就应在“挂名”之外也对其具体运转情况尽到监督之责。
近年来,行业协会、社团“去行政化”步伐在加快,但对于“安全教育办公室”这类曾发挥不小作用的组织,如何对之进行恰当的重塑,可能不仅仅是“去行政化”这么简单。这类组织,也是清理社团“二政府”乱象亟待攻克的堡垒。而今,三部委相继退出“小黄帽”这一罕见举动,就是种警示:社团、行业协会不能搞借权生蛋、扯虎皮式敛财,而在部分社团协会仍带有“行政化”烙印的情况下,一旦出了问题,主管部门很难以“去行政化”之名完成责任切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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