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和张维迎激论辩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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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特约评论员陈兴杰
21年前，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就国企改革的方向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被经济学界称为北大“交火”事件。近日，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又开始就产业政策究竟是否应该干预市场，开始了新一轮学人论政。
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无数学者为之着迷的话题。面对芜杂的历史材料，观察者都能抓住一些东西，总结自己的一套“规律”。在历史经验找规律，不同人结论往往不同。
历史不能自动呈现规律，那些所谓规律，不过是观察者既有观念的投射。最近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产业之争，在我看来，仍然还是方法论之争。林毅夫试图从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找规律，得出的结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成功的产业政策。因此，未来还要继续实行。

回望这三十年，中国确实涌现了很多成功的产业。高速公路、高铁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代表“中国速度”的重工制造，闻名世界的消费品出口，这些成功产业背后，背后都有政府影子。林毅夫由此认为，产业政策并非一无是处，政府扶持得好，也能显著成功，何必谈全盘废除？
通过历史材料找结论，得出产业政策成功，看起来证据确凿。但产业成功背后，有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出口成功，很大程度归功于劳动力优势），有市场条件优势（中国作为单一语言的大市场，是互联网的天然沃土）。这些产业的成功，很难完全归功于“产业政策”。
确实，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哪个行业都离不开和政府打交道。不同地方、不同行业，政府环境大不相同。我们经常听说，某个产业繁荣离不开政府“保驾护航”，看起来确实也有政府忙前忙后，官员奔走。事实上深入观察，那些看起来还不错的政策，无一例外是减化流程、减少干预，使行业趋向于市场化。一些新兴行业涌现，政府采用了放任自流的态度。
“政府做对什么”，本质上还是“政府没有做什么”。没有哪个行业在政府关照下，投入更多补贴，官员密切指导，因此而变得更繁荣。包括很多人引以为傲的大型国企，它们业务水平的提高，也是渐进市场化的结果。这一点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对照得尤为明显。
产业政策若非趋向市场化，最终会以补贴、垄断、管制告终，难以创造真正繁荣。很多人反驳这一点，他们提出：产业政策在大部分领域是没必要，关键领域却“四两拨千斤”，如基础设施。没有政府投入，哪有世界第一的高速路网，高铁下县？分散的市场化能做到这一点吗？
产业政策的迷惑之处就在于：政府指导下的企业，创造了一个个奇迹，这些显然的成功被看到，成本却往往被忽视。有多少资金是浪费掉的，有多少投资永远收不回，很多是一笔烂账。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基础设施的需求很强烈。政府也在扮演企业家角色——政府既是监管者，也是投资者。很大程度上政府还赌对了，一些投资取得巨大回报。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并且适时地提出转型，而非将这种模式神化，鼓吹政府永远做下去。
林毅夫可以举出很多产业政策的成功例子。很多确实很成功，你却难以确定那是产业政策的后果。曾经，计划经济的国家工程师，也可以拿出厚厚一沓资料，充分论证该优先发展哪项产业。
张维迎严厉批评林毅夫，采用了完全不同的范式。他不是从历史出发，而是从最基础，最根本的原理出发，以此为工具分析现实世界。创造财富这件事，政府不如企业，官员不如企业家，政府计划不如市场竞争。这是政治逻辑和经济规律决定的，不以个人能力为转移。
从这个范式出发，张维迎主张废除产业政策，并不是否定这些产业的必要，也不是否定所有官员行动。他是秉持着市场化逻辑——祛除政府迷信，回归到“官员不是神”的常识，往市场化方向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