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勾勒学术思想

admin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开头曰：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耆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只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页1）

这本书论述清代学术思潮由盛至衰的历史，顾炎武、黄宗羲代表初期的“启蒙运动”，惠栋、戴震代表“正统思潮”全盛期，到晚清则是康有为与他自己所代表的“蜕分期”。梁启超自述戊戌变法时期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批评清廷，在长沙时务学堂“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与唐才常等“共图革命”，又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他的文章属于一种报章“新文体”，“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想想不免疑惑，书中把他和康有为代表清代学术的“蜕分期”，即“衰落期”，却大谈特谈他如何“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说是“衰落”，倒更像开创了一个“革命”新纪元。

吊诡的是，1920年梁启超游历欧洲归来，写了《清代学术概论》，两年后出版，这期间要说“时代思潮”的话，似乎非“五四”“新文化运动”莫属。此时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掀起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白话文、打到孔家店等运动，正大张旗鼓，如火如荼，相形之下梁启超似落后于时代，犹如过气大佬。

事实上《梁启超年谱长编》说他“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896），说明他把眼光朝下而切实从事教育改良。

在这样的背景里，《清代学术概论》如此表彰自己的“革命”功绩，是怀旧？是摆老资格？是当代意识的历史回顾或自我诠释？还是如他曾经一再强调的，“革命”的真义并非极端的破坏，而在于日常事务的点滴变革，因而其所作所为从来未背离其改良主义的初衷？

历史与个人的真相充满谜团，梁启超的“时代思潮”的使用也充满张力。该词与“时代精神”相通，源自德语Zeitgeist，一般认为与黑格尔的由伟大人物主宰时代趋向的历史观有关。

1904年12月，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初步勾勒了清代三百年的学术思想，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等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共分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和光绪四个时期，思想趋势如一根直线，都属于“近世”，即仍在进行之中。他特别指出谭嗣同与严复积极融合外来思想的“革命”性，因此乐观展望：“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禦也”（《新民丛报》58号）。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时代思潮”一词，也把自己排除在外。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清代学术思想经历了由盛至衰的三阶段，就像清朝一样已属于过去时。梁启超说：“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这用来形容清代学术思想并不确切，而对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则颇为妥帖，且自置“衰落期”中而津津乐道其当年“革命”情状，叙述空间裂隙多多，其复杂心态耐人琢磨。

确实，他当年的“革命”言论风靡一时，钱基博说：

“启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议报》，丑詆慈禧太后；复作《新民丛报》，痛詆专制，导扬革命。章炳麟《訄书》、邹容《革命军》先后出书，海内风动，人人有革命思想矣！而其机则自启超导之也”（《现代中国文学史》，香港龙门书店，1965，页336）。

“人人有革命思想”略为夸张，但在近现代中国“革命”的“时代思潮”无疑至关重要，而在其发轫之始梁启超起了引领作用，这一点并无异议。

如果我们从“媒体史”角度来看他与“时代思潮”的升降起伏，或可对他有一番新的认识。

事实上梁启超也是个杰出“报人”。1902年1月《新民丛报》创刊，刊出拿破仑与俾斯麦照相，采用日本照相制版技术，在《本报之特色》中列举十条特色，包括“本报每卷必有名人画像、地球名胜数种，读者可得尚友卧游之乐。”此后这类照片有时达十数幅。同时强调“小说”、“文苑”等门类皆“趣味浓深，怡魂悦目”，“非若寻常丛报，满纸胪载生涩之语，令人如酖古乐，唯恐卧也。”这不仅一改《清议报》的沉闷简陋的版式，在中国报刊史上也属首创，此后如《东方杂志》等纷纷仿效。另外根据报刊通俗传播的特性，梁启超自创一种“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像他说的通过富于情感的表达，使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

更早1896年他与汪康年合办的《时务报》，打破先前传教士或外商主办刊物的局面，也打破王朝邸报官宣的传统，为戊戌变法作舆论与民间议政的先导。不说别的，该报先后登刊了四篇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虽然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小说翻译，却是最早把福尔摩斯介绍到中国的。至今关于福尔摩斯的小说与影视作品不绝如缕，凡谈到侦探小说的必定要追溯到《时务报》。

不仅“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梁启超在“时代思潮”的开创方面“文学革命”产生深刻而持续的影响。1899年底在《汗漫录》（即《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主张诗歌应当输入体现“欧洲之精神思想”的“新名词”，并抨击“千余年来鹦鹉名士”陈陈相因的创作传统，这就要求中国诗歌走向世界，也给传统诗学带来严重挑战，同时声称：“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把“诗运”提到国族命运的高度，也是文学政治化的滥觞。“诗界革命”得到广泛响应，不仅产生如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等代表诗人，甚至邱逢甲、邱菽园等在南海、新加坡地区组成“诗界革命”的社团，如“革命”“民主”、“自由”、“共和”等名词大量出现在他们的诗作中。

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小说》杂志，自己带头创作与翻译小说，皆起带头作用，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不啻是“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欲新一国之民，不可先新一国之小说”的开场白显示其耸动人心的演说风格。他力证小说对于普遍人性具有不可思议的支配力量，因而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理论上倾覆了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传统，而“新小说”的目的在于浇灌培养“新民”的精神，同时指斥《水浒传》或《红楼梦》不是教人做强盗就是做多情善感的才子佳人，这样的国民性格必然要给“物竞天择”的“进化”世界所淘汰，因此断言“旧小说”是造成“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在梁启超的号召下，“新小说”运动轰轰烈烈，小说杂志风起云涌，如李伯元、吴趼人等人的“谴责小说”贯穿着救亡图存、感时忧国的主题，发挥了动员大众情感的功能，也奠定了小说在现代文学中的龙头地位。

尤其是《新民丛报》头两年间，梁启超的言论最为喷薄犀利，叱咤风云。

他介绍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政治学、孟德斯鸠的法学等等。同时他以“进化”、“公法”为核心观念考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特别是连载的《新民说》“最吸引读者”，也最能代表梁启超“辉煌期”的论述（狭间直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页80），梁启超设计了国民性格的理想蓝图，一种自觉受文明规训、富于公德与进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足以自豪的公民形象。出自“革命”的动力，他激烈清算“专制”的过去，如其《新史学》集中猛攻以“春秋书法”为基础的“正统论”：

“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齗齗予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新民丛报》11号，1902年7月）。

他以“进化”观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一语刺破历代史家的“奴隶”根性，声称史学不是应当王朝而是为民族服务，已含有对于清廷合法性的否定，也是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分道扬镳的标志。

这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建树是多方面的，这里难以细述。包括他的史学批判在内，以日本“新名词”为基干展开论述，为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提供了一套概念系统与思维方法，也是诠释范式的现代转型。所谓“时代思潮”的形成不光是内容，更深层的涉及思想结构与诠释语言等方面。这并非一人之功，但梁启超所扮演的不仅是先驱拓荒的角色。

其实在当时他的言论引起不小的反弹与争议，如他鼓吹文学革命而主张“文言合一”，要求使用通俗语言作民众启蒙，而遭到严复的痛斥，认为将断送“中国文之美者”的古文传统。同样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针对这一点讥刺“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刘光汉《文章原始》，《国粹学报》1期，1905年2月），即对通过日本翻译著作输入西学的做法表示不满。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也批评梁启超提倡的文学革命的政治与功利倾向：“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惟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论近年之学术界》，《教育世界》93号，1905年2月）。至于在政治上如章太炎、汪精卫等革命派在《民报》上与康梁之间的激烈论战，这众所皆知。更使梁启超难堪的是一些革命青年在《大陆报》上揭露他剽窃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的著述，或讥笑他满纸“新名词”，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又说他长篇大论都是“外行话”等（《大陆报》6期，1903年5月）。

二十世纪初各种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从媒体角度看，很大程度上是戊戌变法的成果，如康有为说：“事虽失败，而废八股，开民智一事，实已成功。现虽复八股，而民智已开，将难遏塞，其源既通，可成江河”（吴天任：《康有为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94，页257）。

所谓“民智已开”即指民间办报兴学之势已难以遏制。在庚子事变之后清廷实行“新政”，言路更有所开放，知识界派别林立，以报纸杂志为基地展开批评、对话与辩论，如王国维属于建制改革派派，刘师培属于国粹派，《大陆报》具反清革命倾向，他们对梁启超的批评只是整个思想话语场域的冰山一角。如安德森所说报纸和小说担任了建构民族的“想象共同体”，那么在中国语境里二十世纪初形成的“时代思潮”更具分水岭意义。

有学者用“五大思潮闹报坛”（马光仁《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页316-325）来形容当时革命派、宪政派、国粹派、虚无主义和专业主义的众声喧哗的话语场域。当然此外还可包括女权思潮和都市文化思潮。“时代思潮”包含各种思潮，不约而同地聚焦于中国问题及其未来走向，其中谁也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凝聚了国人的憧憬而为富强中国描画出一幅动人的愿景，且以传统文化为基地铺设了改良的现代性轨道与世界文明对接，不仅以超越时空想象的维度更以现代知识谱系转型的广度创制出一系列足资实践的范式。

的确，在现代中国贯穿这一“时代思潮”的始终是救亡启蒙、追求富强的主旋律，在梁启超之后为“五四”一代所强化，通过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建构而走上激进的不归路。其实二十年代之后“时代思潮”成为与世界潮流同步的日常语汇，有多种解释，如1939年至1943年有一份《时代思潮》的杂志，是专门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也是当时主旋律了。我们今天讲“五四”是不免某种历史后设而简约化了的，尤其在五十年代被纳入“反帝反封建”与“阶级斗争”的公式，形成一股“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无可抗拒的历史洪流，以致人人必须面临“时代思潮”的选择，有道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五四”一代无不受过梁启超的影响，对于晚清到“五四”文学革命的传承关系学界早有定论。

从直接互文关联来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开头“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这一段酷似梁启超当年的论调，而慨叹“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则在召唤革命文学被绑上政治的战车（《新青年》，1917年2月）。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开列了十种“旧小说”，包括《水浒传》、《西游记》与《聊斋志异》等，都属于“非人”的小说而应当被排斥（《新青年》，1918年12月），这比梁启超对旧小说的排斥有过之而无不及。

鲁迅所抨击的“国民性”与梁启超的“群治腐败”论异曲同工， 其《狂人日记》批判“吃人的礼教”，则代表了“打倒孔家店”的集体意向。

胡适早年在美国留学就注意到“诗界革命”，二十年代初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评价“诗界革命”时，最推崇的是黄遵宪，把他的“我手写我口”的主张看作“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1923）。胡适突出语言这一点旨在证明其“白话文”运动的必然性。

“五四”诸公对梁启超都取一种“拿来主义”，为各自的议程服务，共同特点是拥抱西化而与传统决裂，把梁的某些“革命”主张激进化而建构成一种进入现代“新”纪元的意识形态。1919年先后发生林纾事件与“五四”学生运动，关于“新旧思潮”的争论覆盖媒体，如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等文建立了由“新”主宰的“时代思潮”的话语权，而李大钊的“新旧思潮之激战”的口号则引向布尔什维克式的“阶级斗争”的群众运动与政党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在1915年12月《新青年》刊登的高一涵《读梁任公革命相续之原理论》一文，针对梁启超的“革命只能产出革命，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的观点，批驳说如果改良遭到阻碍就会发生革命，这是“历史通例”，而梁把“改良”与“革命”截然对立“最乖名实”。这是梁启超两年半前的一篇文章，标题《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刊登在《庸言》杂志上。那时他是新成立的进步党党魁，一心从事宪政与议会政治。该文站在“共和”立场上反对革命派发动的“二次革命”，所谓“历观中外史乘，其国自始未尝革命斯亦已耳，既经一度革命，则二度三度之相寻相续，殆为理势之无可避免”（《庸言》1卷14期），是基于中国历史上不断“革命”的认识而对民国政治前景的悲观预测。他强调“革命只能产出革命，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的“恶果”，藉以警醒国人。高一涵翻出这篇旧文加以驳斥，发表在创办数月的《新青年》上，实际表达了继续革命的意向，也说明政治上保守的梁启超已经落后于时代。

的确，梁启超的保守由来已久，当初鼓吹“革命”只是个短暂插曲，却造成他与“时代思潮”的一生恩怨。他流亡日本之后与孙中山等来往密切，受反清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与谋划唐才常“勤王”之师推翻慈禧太后有关，遂竭力主张“革命”与“破坏”。然而1902年年底的《释“革”》一文是他转向的信号。他考察“革命”的定义，发现英国人把1832年国会通过改革法案称为Revolution，含有“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的“改革”之意，而日本人把Revolution译为“革命”，他认为是不确当的，与中国“汤武革命”的暴力政变相混淆，其暴力意涵引起可怕的后果。他表示以后使用“改革”或“变革”而不使用“革命”（《新民丛报》22号）。果然，此后梁启超的“革命”宣传戛然而止，且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中明确反对“革命”。

促使他转向有多种原因，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对他的反复劝导、对革命派的做派不满、看到青年运动以及自由平等学说所产生的副作用等。这些他后来一再言及，然而有趣的是《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到他的性格弱点：“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

诚然，作为与时沉浮风口浪尖的言论家，难免有前后相左之处，但梁启超常常面临“保守性与进取性”之间的抉择。如他最初提倡“诗界革命”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作为批评标准，十分看重表现“欧洲真精神真思想”的“新名词”，而在1903年转向之后，他在《饮冰室诗话》中重新阐述“诗界革命”诗，反对“堆砌满纸新名词”的作品，认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新民丛报》29号）。同时把政治上保守的黄遵宪推许为最能体现新标准的诗人。

另一例是他在1902年1月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康有为的尊孔为国教的主张，否定他以前赞成“保教”的态度（《新民丛报》2号），意味着师徒的思想决裂。他信奉卢梭、孟德斯鸠的自由民主的学说，申论现代社会人人有信教的自由，而保教将束缚国民思想，也妨碍外交等理由。同时但是他申明反保教并非反孔，还更应该发扬孔子的精神，搞形式的话适得其反。

而在1904年12月《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面对“近世新学者流，动辄以排孔为能”的激进思潮，梁启超为康有为辩护，“吾与南海之说，其不肯苟同者，因往往有焉矣，愿其惠我已思想界之感化者，则乌可忘也。”“彼狂妄少年，肆口嫚骂者，无伤于日月，不足道也。”前一年邹容的《革命军》、章士钊的《孙中山》和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相继问世，革命声势大振，而章太炎在《驳南海先生革命书》中指斥康有为“瞑瞒于富贵利禄”为清廷效忠，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显然在舆论失势之时，梁启超说：“吾以为排孔论与排孔论同性质者，皆煽动之类也。鄙人昔者固尝好为之矣，今日宁受多数之冷视，不愿受无益之欢迎，亦欲与国中有言责者共商榷之。”可见他明知已属于少数，却坚决挺康，严詈对手，不惜检讨过去的激进而扬弃之。



他善变，似乎越变越保守，离革命的“时代思潮”越远。他说自己“随感情而发”或“生性之弱点”，当然不那么简单，事实上所谓“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含有自我反思，或确切地说是“保守性与进取性”“交战”之际而作的选择，始终有他恪守的底线——公理、理性、传统与伦理。

他确信文明的进步更取决于日常切实的改良，更需要理性与中庸，而不是迷信与狂热；他也确信中国的璀璨文化必能重焕其现代的青春而屹立于世界。他也珍视师道友情，尽管观点不同，他与康有为、黄遵宪之间反复诘辩，多达数万言，那种相互坦诚与尊重也体现了一种传统的伦理价值。

进入民国，梁启超为实践共和立宪而卷入党派与议会政治，屡兴屡仆，权力斗争非其所长，然而一旦袁世凯露出称帝野心，他投笔而起，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声讨檄文，振臂一呼，群山响应，致使专制迷梦迅速破灭。由此可读出梁启超的“保守性”，政治上与推进“共和”建制的实践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他十分警觉来自“革命”的威胁，在《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一文中的“革命只能产出革命，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的论断将“革命”与“改良”截然对立，也是一种危机意识的显示。今日我们重温他的论述：

当革命前，必前朝秕政如毛，举国共所厌苦。有能起而与为难者，民望之如望岁也。故革命成为一种美德，名誉归之。及既成功，而群众心理所趋，益以讴歌革命为第二之天性。躁进之徒，以此自阶。其天真未鑿者，则几认革命为人生最高之天职。谓天生血性男子，只以供革命之用。无论何时，闻有革命事起，趋之若不及，苟有人焉以一语侵及革命二字之神圣者，即仇之若不共戴天。此种谬见深中于人心，则以极危险之革命，认为日用饮食之事，亦固其所。

这一段对革命群众心理的剖析可谓鞭辟及里，对历史与现实深具洞见。

梁启超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是复杂的，有开创、逆袭与挣扎，含某种悲剧性。但他始终不忘初衷，以再造中国文化融汇世界潮流为己任，在纷乱中认定方向，历尽曲折而坚持不懈，成就其完足的人格。

在生命后期，他专注教育、学术与著述，引领学术思潮前沿，如《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皆垂范后世，留下丰富的文化与精神的富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