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来源: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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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


作者：  时间：2013-12-09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他对经济思想所作的“历史的评论”，主要为了说明：“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1]“历史路标”，指的是经济思想发展中具有标识性的理论成果和成就。在这一意义上，《手稿》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结构演进、思想历史研究和理论原理创新上取得的显著成果和成就，无疑就是高耸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历史路标”，是对马克思经济学作出“历史的评论”的经典文本。

　　一、《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他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的开头部分。第一分册包括论述第一册《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的第1章“商品”和第2章“货币”。1861年8月，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续”为标题，继续写作内容为第一篇“资本一般”第3章“资本”的第二分册。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不断地接触和发现新的理论问题，以至认为：“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2]这样，到1863年7月，马克思实际完成的是一部包括23个笔记本的近1400页的卷帙浩繁的手稿，其内容大大超出原先计划的第二分册的内容。这部手稿后来按马克思的写作时间，被称为《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按照马克思给《手稿》各笔记本的编号，《手稿》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第Ⅰ到第Ⅴ这5个笔记本。这部分手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47卷。在这部分手稿中，马克思论述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的第1章“货币转化为资本”、第2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第3章“相对剩余价值”的开头部分。大约在1862年1月，马克思在写作第Ⅵ笔记本时，中断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论述，开始写作“剩余价值理论”这一章。这一章是对之前阐述的剩余价值理论原理所作的理论史的考察。这是手稿的第二部分，它包括第Ⅵ到第ⅩⅤ共10个笔记本。这部分手稿后来被编辑为《剩余价值理论》(也称作“《资本论》第四卷”)，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6卷。第三部分包括第ⅩⅥ到第ⅩⅩⅢ共8个笔记本。在第ⅩⅥ和第ⅩⅦ笔记本上，马克思论述了原先计划中的“资本和利润”的内容。从第ⅩⅤⅢ笔记本开始，马克思除了对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某些问题作了补充论述外，回过来续写了由于写作“剩余价值理论”而中断的“相对剩余价值”章及以下各章。《手稿》的最后几个笔记本，包括马克思打算继续深入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的引文摘要。这部分手稿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一版第48卷。

　　把《手稿》称作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历史路标”，是由《手稿》的重要理论地位和意义所决定的。

　　第一，《手稿》是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探索的“历史路标”。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对剩余价值理论为主线的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为马克思经济学遗产中最辉煌的部分。在《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最初仅仅是作为剩余价值的理论史部分来写的。但是，在对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深入研究中，马克思越来越多地，而且必然越来越多地对剩余价值理论以外的理论史内容作出详尽的考察。因为马克思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3]《手稿》涉及从17世纪60年代威廉·配第到19世纪中叶大卫·李嘉图学派及各种经济学流派的主要的经济思想的“历史的评论”，对这200年间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理论，特别是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理论史、生产价格理论史、地租理论史等作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演进的“历史路标”。在《手稿》中，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计划”向《资本论》“四卷结构”的过渡，成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演进的重要转折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开始就提出“六册结构计划”的设想。他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4]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计划”作了重要的变动：一是决定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5]。二是提出《资本论》的基本结构。起先，马克思认为《资本论》只构成“六册结构计划”中《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第3章“资本”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6]但是，马克思很快就改变了这一想法。1863年1月初，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理论部分的三篇结构，并重新拟定了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的结构计划。这时，马克思把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细分为9章，把第三篇“资本和利润”细分为12章。[7]原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单独阐述的“商品，货币”，现在作为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第1章的“导言”，成为《资本论》开篇的内容。1863年1月的这一计划，是马克思对他经济学体系结构的新的构思，成为《资本论》理论叙述部分的最初的相对完整的结构。

　　第三，《手稿》是马克思在经济学中的重大发现和科学革命的“历史路标”。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资本和剩余价值本质、剩余价值生产形式、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社会资本再生产等一系列理论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深化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及其体系。本文着重对这些理论进展作出概述。

　　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本质及其关系的探索

　　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是《手稿》的主要内容。在《手稿》中，马克思以“资本最初的表现形式”，也是“资本的最一般形式”G—W—G为基础，分析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产生、作用过程及相互转化关系。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尽管是历史上最古老的资本形式，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它们都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派生的、第二级的形式”。这是因为，“产业资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形式，其他一切形式都不过是从这个基本形式派生的，或者与它相比是次要的，——派生的，如生息资本；次要的，也就是执行某种特殊职能(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如商业资本。所以，产业资本在它的产生过程中还必须使这些形式从属于自己，并把它们转化为它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职能”。[8]对资本的“基本形式”和资本“派生形式”关系的离析，是理解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关系的关键，也是揭示剩余价值一般到剩余价值特殊(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转化的基础。

　　在资本形式的转化过程中，产业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是资本的主要形式(生产过程)向资本的次要形式(流通过程)的转化；产业资本转化为借贷资本，则是职能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向非职能资本的转化。在借贷资本G—G的运动形式上，资本的一般形式G—W—G取得了最外在化的表现，成了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形式”[9]。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的形式越来越和它的内在本质相异化，越来越与资本的本质失去联系。在借贷资本运动中，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的拜物教形式”。[10]《手稿》对资本形式转化及其过程的理解，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衍生的各种资本形式的关系与本质。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外在化形式的同时，对资本的内在结构也作了探讨。《手稿》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结构的分析，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揭示了资本两种不同有机构成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构成是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它是“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有机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虽然也是对生产资本的结构划分，但是，它们借以划分的依据却是资本流通中价值的不同的转移方式，因而是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因此，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来看，“当我们说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时，指的是资本最初的划分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而不是流通过程中或流通过程对再生产的影响所引起的这种比例的变化”。[11]严格区分两种不同的资本构成，是马克思对资本理论探索的重大贡献。在马克思以前，古典经济学家在许多理论上失误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把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造成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增殖的经济后果，同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构成造成的价值转移和价值补偿的经济后果混为一谈。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深入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有机构成内部的两重形式：由活劳动量同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的对比关系决定的“资本的技术构成”；由资本各要素之间的价值比例关系决定的“资本的价值构成”。这是深入理解资本有机构成的两个“着眼点”。在这两重构成形式中，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马克思常常把仅仅是资本价值构成变化而资本技术构成没有变化的情况，称作资本有机构成没有发生变动。在这两重构成形式中，资本技术构成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内在规定，资本价值构成则是资本有机构成的外在表现形式。资本有机构成的这一严格界定，对理解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及其现实意义是极为重要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结构的探讨同对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的研究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本质以及剩余价值的两种生产形式。在《手稿》中，马克思引入超额剩余价值范畴，第一次阐明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形式之间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转化“中介”。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实质就在于：“用超过该生产阶段平均水平的更有生产效率的劳动方法作为例外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这个商品的一般的或社会的价值。”[12]如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范畴一样，超额剩余价值范畴也是由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超额剩余价值范畴不仅揭示了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转化关系，而且还凸显了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结果之间、追求个别价值增殖的内在动机和社会价值普遍降低外在结果之间、个别资本积累增长的冲动和全部资本价值贬损之间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三、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关系的研究

　　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理论是《手稿》提出的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一直关注劳动对资本从属性质和形式的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劳动异化的角度，考察过“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从属化”的事实。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已经把“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作为首位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阶段的研究，得出了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的结论。在《手稿》中，马克思系统地提出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的理论。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形式，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有着同等的意义。这时，那种旧有的宗法的或以其他人身依附为基础的强制形式已经消除，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在形式上都是“自由人”。在这一从属形式中，资本接受的只是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现存的“生产方式”。这里所谓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方式、工艺过程、劳动者的结合形式及生产资料运用的程度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生产力的活动方式。但是，在这种从属形式中，劳动过程是在资本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也发展起来了，劳动过程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劳动对资本形式从属的典型形式，发生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化大生产还没有建立起来的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发展，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也以相同的程度逐渐转化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是直接生产过程中更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的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力量转化为资本力量的结果，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时，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完全从属于资本，成为发展起来的机器和机器的附属品；而且在消费过程中，他们的消费也从属于资本，成为资本再生产的必要要素。马克思认为，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阶段，资本家必须是某一社会规模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对劳动来说就是“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潜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自我扬弃的因素。因此，劳动对资本从属的理论，不仅揭示了雇佣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经济实质，而且还揭示了资本私有制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的思想，揭示了资本私有制最终将被扬弃的历史必然性。

　　四、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探索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探讨，是同批判斯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联系在一起的。斯密对生产劳动的理解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斯密把生产劳动看作是“把自己的生活费的价值和他的主人的利润，加到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上”[13]的劳动，斯密对生产劳动的这一理解是正确的，因为“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14]另一方面，斯密又把生产劳动同那种“固定和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这个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存在若干时候”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只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具体劳动形式及其结果上来定义生产劳动，“这里就超越了和社会形式有关的那个定义的范围，越出了用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来给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15]，从而在根本上混淆了从资本主义特殊生产方式来看的生产劳动同一般的生产劳动的区别。

　　在对斯密理论的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首先，马克思强调：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如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概括的：“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16]《手稿》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限界内，从两个主要方面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性质：其一，从资本主义生产实质来看，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其二，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来看，生产劳动可以说是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的劳动，或者说，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性质的说明，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核心问题。

　　其次，《手稿》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性质时多次强调，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性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一定使用价值的物质产品，可以是生产劳动的结果，只要这一劳动是同资本相交换的；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的结果，如果这一劳动只是同收入相交换。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结果，可以表现为一定的物质产品形式，如雇佣工人为资本家生产的机床产品；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非物质产品形式，如被开设剧院的资本家雇佣的歌剧演员，他的演唱使剧院资本家获得利润，但这种生产劳动的结果并不表现为有形的物质产品。这是马克思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理论时一直坚持的思想。但是，在马克思时代，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为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劳动的比重还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再次，《手稿》对资本主义总体工人的生产劳动性质作了探讨。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由于商品是由许多工人共同生产的，商品往往表现为劳动者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这时，只要这些总体工人的劳动都是同资本交换的，他们就都是雇佣劳动者，就都是在这一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在《资本论》第一卷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认为，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总劳动过程的实际执行者不再是单个工人，而是日益以社会规模结合起来的劳动能力，这里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之下，即直接被资本剥削的和从属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工人的概念下。”在这里，“单个工人作为这个总体工人的单纯成员的职能距直接体力劳动是远还是近，那都完全没有关系”。[17]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明，资本主义总体工人的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完全是由这一总体劳动本身是否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是否与资本相交换确定的；总体工人中单个工人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完全取决于总体工人劳动的性质。

　　五、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研究

　　在《手稿》中，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创立，同对“斯密教条”和魁奈《经济表》的批判密切相关。

　　通过对“斯密教条”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所谓“斯密教条”，就是斯密所提出的商品价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理论，对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所产生的思想禁锢。与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发展相联系，《手稿》对“斯密教条”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斯密教条”混淆了产品的价值和产品生产中劳动者新创造价值之间的区别。在《手稿》中，马克思对产品价值和产品价值中新创造价值部分作了严格区分，提出了社会总产品中价值构成的基本原理：年产品中所有作为可变资本构成工人收入的部分和作为剩余产品构成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部分都归结为新加劳动，而产品中其余所有代表不变资本的部分则归结为被保存的过去劳动，仅仅补偿不变资本。马克思依据劳动二重性原理，把商品价值区分为c、v、m三部分，说明了c和(v+m)之间的关系，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斯密不理解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区别与联系，不理解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实现和消费资料实现各自所具有的特殊规定性。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社会总产品实际上可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个人消费的生活消费品，另一部分是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因此，按其最终用途，社会总产品可以分为用于生活消费的消费资料部分和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两大部分。与此相适应，社会生产部门也应该区分两大部类：生产消费资料的“A部类”和生产生产资料的“B部类”。“A部类”的产品按其使用价值来说，代表全部年产品中每年加入个人消费的整个部分。按其交换价值来说，它代表生产者在一年内新加的劳动总量。“B部类”提供的是只加入生产消费、作为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产品。《手稿》指出，“除了这两个部类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部类了”。[18]这样，马克思科学地解决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前提。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过程作了初步考察。《手稿》对“全部收入都作为收入花掉”即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三个主要的交换过程作了考察：第一，“收入同收入的交换”，这一交换使“A部类”内部归于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v+m)得到实现；第二，“收入同资本的交换”，即由“B部类”归于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v+m)同“A部类”作为不变资本的c相交换；第三，“资本同资本的交换”，这是“B部类”内部各资本家之间实现各自不变资本c的过程。这表明，马克思已经搞清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实现的基本过程和条件。[19]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过程的总体理解，是在批判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上完成的。魁奈在18世纪50年代末制定的《经济表》中，就已尝试着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作出概要的描述。马克思认为，尽管魁奈的《经济表》还存在着一些错误前提，但《经济表》所作的“尝试”，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20]。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表》有意义的“尝试”就在于，它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等等，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这一切都被概括在一张表上，而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联结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马克思对《经济表》的高度评价超过了那一时代所有的经济学家，同时，马克思由此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上的创新也超过了那一时代所有的经济学家。

　　在对魁奈《经济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在1863年7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设计了一个“包括全部再生产过程”的“经济表”，用以“代替”魁奈的《经济表》。[21]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和在《手稿》中对“经济表”的解释，除了一些细节之外，实际上对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理论已经有了总体性的理解。首先，马克思已确定了理解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即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划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部分，在实物形式上划分为第Ⅰ部类(生活资料)和第Ⅱ部类(生产资料)两大部类。其次，马克思已准确地概述了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三个主要的交换过程，即第Ⅰ部类内部的交换、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和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马克思还在“社会总产品”形式上，表述了第Ⅰ部类总产品等于两大部类中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之和、第Ⅱ部类总产品等于两大部类中不变资本之和的重要思路。最后，马克思还简要地阐明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回流运动的实质，进一步证明了他在对魁奈《经济表》分析中得到的那个重要的结论：“货币流通在这里表现为完全是由商品流通和商品再生产决定的，实际上是由资本的流通过程决定的。”[22]马克思对自己的“经济表”的解释，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路标”。

　　六、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研究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形成，是《手稿》最显著的理论创新成果之一。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发展的综合成果。一方面，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转化形式，对其形成机制和形成过程的理解，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不理解价值实体、价值实现及其转化机制，就不可能搞清抽象层次上的价值向具体层次上的生产价格转化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生产价格中的平均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离开了剩余价值理论就不可能搞清剩余价值到利润、利润到平均利润的内在转化关系。《手稿》在从资本一般转化为资本特殊的论述中，探讨了剩余价值一般向剩余价值的分支——利润、利息等等的转化过程；在对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论述中，探讨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序列过程。

　　在《手稿》中，马克思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两种转化”关系。第一种是剩余价值到利润、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表现为剩余价值对产生剩余价值的所有单个资本的关系，而不管这些单个资本的各组成部分与剩余价值生产保持怎样的有机关系。第二种是利润到平均利润的转化，“这第二种转化所涉及的不再只是形式，而是除形式外还涉及实体本身，也就是说，改变利润的绝对量，从而改变在利润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第一种转化并没有触及这个绝对量”。[23]经过这两种转化，剩余价值的内在规定性逐步地转化为利润、平均利润的外在规定性。这两种转化的结果就是，剩余价值和平均利润的内在联系在其外在化的形式上完成消逝了。

　　1862年6月，在写作《手稿》第Ⅹ笔记本时，马克思第一次通过例证系统地阐述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整体过程，揭示了“平均价格规律”(即生产价格规律)的本质。马克思假定，在资本Ⅰ到资本Ⅴ这五个部门，预付的资本相等，剩余价值率相同，但各自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这时，如果“这些商品按它们的价值交换”，剩余价值率同各部门内的个别利润率之间已不相等，但是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之间还是一致的。如果从所有这五个部门全部预付资本来考察，就形成平均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以个别利润率为基础的。平均利润率的实质在于，“全部剩余价值必须不是按各个生产领域生产多少剩余价值的比例，而是按预付资本的大小的比例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24]这时，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内在联系完全消失。其间，“竞争的作用是把利润平均化，也就是使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平均价格”。[25]在1862年8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对“详细叙述起来非常浩繁的问题用几句话”再次作了概述。[26]这些都表明，在《手稿》中，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已经形成。

　　马克思生产价格理论的形成，顺利地解决了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根本矛盾。《手稿》提到，由于“李嘉图把不依各个生产领域使用的劳动量为转移的费用价格的平均化看作是价值本身的变形，从而把整个原理推翻了”[27]。对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一经济现象，“如果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法或许能求出的化圆为方问题更困难得多的问题”。[28]通过对一系列中介环节的分析，通过对价值本身的质的转化关系的分析，马克思已经科学地证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是在生产价格规律作用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生产价格规律中，各部门资本家都依据统一的平均利润率，获得与各自预付资本量大小成比例的平均利润。各部门中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额，主要是由各部门创造的剩余价值和获得的平均利润的差额引起的，归根到底是由剩余价值在各生产部门之间重新分配引起的。因此，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现实，并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相反是劳动价值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一定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同样，生产价格理论的创立也绝不是劳动价值论的“终结”，相反是劳动价值论内在生命力的体现。

　　在《手稿》中，马克思最初也不打算论述地租问题。1862年6月，马克思在对生产价格理论研究中涉及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时，才顺便对地租理论作了一些探讨，但仍然不打算作展开论述。但是，在1862年7月到8月间写作《手稿》第Ⅺ和第Ⅻ笔记本时，马克思在进一步搞清了生产价格理论之后，才一改初衷，打算把地租问题放在生产价格理论之后，作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加以研究。

　　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等人的地租理论，科学地说明了绝对地租产生的原因、条件及其实现形式。首先，马克思认为，李嘉图之所以否认存在绝对地租，同他对资本主义土地所有权性质的理解有关。事实上，因为存在着土地所有权，资本才不得不把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让给土地所有者，绝对地租的存在是土地所有权造成的结果。其次，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否认存在绝对地租，还和他不理解生产价格理论有关。他认为，如果存在绝对地租(即与各类土地的肥沃程度无关的地租)，那么农产品等等的出售价格就会由于高于生产价格而经常高于价值，这就会推翻价值规律。再次，马克思还依据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揭示了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马克思认为，由于农业资本有机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构成，也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使农业部门中高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滞留在农业部门内，不能在全社会平均化。因此，农产品和别的产品不同，它不是按照自己的生产价格出卖，而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的正常现象，是土地所有权造成的后果。显然，构成农产品价值和农产品生产价格之间差额的超额利润，只是农业雇佣工人“无酬劳动量”的转化形式。

　　马克思认为，作为价值和生产价格区别的“例解”，“我必须从理论上证明的唯一的一点，是绝对地租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的可能性”。[29]但是，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是对级差地租作了一定程度的论述，如区分了级差地租形成的原因和条件，分析了级差地租的实体及其实现形式。

　　七、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的探索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的高度，对资本积累理论作了新的论述。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把资本积累仅仅看作是资本收入转化为工资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剩余价值既有转化为可变资本，也有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马克思证明，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资本积累中资本和雇佣工人之间对立关系存在着三种主要的趋势：一是劳动条件在作为资本的财产而“永恒化”的同时，也使“雇佣工人的地位永恒化”，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白白为他人劳动的命运永恒化”；二是资本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三是劳动条件以愈来愈庞大的形式、愈来愈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在单个工人面前，“对工人来说，象过去在小生产中那样，自己占有劳动条件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30]这三种趋势就是资本积累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生产关系的结果。

　　《手稿》强调，资本积累也是“大资本通过消灭小资本而进行的积累”。因此，“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然后把这种资本和某些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最后把社会上许多地方形成的资本同它们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并把它们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31]，就是这一过程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将以“对立和矛盾的极端形式”、“以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将导致资本“变成了纯粹是过时的和不适当的特权，从而迅速趋于消灭”[32]。

　　在《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33]《手稿》对经济危机问题虽然没有能作出“彻底考察”，但还是概述了这一“彻底考察”的基本方法和思路。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指出，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在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中，已经在两种形式上存在着危机的可能性。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但危机的可能性已潜在地存在于简单商品经济的两种形式中。第一种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形式[34]。在简单商品流通W—G—W中，W—G和G—W发生着卖和买的两次形态变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彼此可能分开。一些人可能卖而不买，他们在实现W—G转换后，并不立即实现G—W的转换；而另一些人就可能无法实现W—G的转换，他们的商品成了无人购买的过剩商品。这其中“包含着本质上相互补充的因素彼此割裂和分离的可能性”[35]。危机的可能性只存在于卖和买的分离，“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36]。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37]。这里的“两种不同的职能”是指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在两个不同时刻分别起着的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职能。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时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只是观念地作为价值尺度发生作用；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需要实在的货币进行支付。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过程中，又使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形成连锁关系，一旦这种连锁关系中的一环断裂，即其中一部分债务人到期不能向债权人支付实在的货币，整个锁链就会断裂，以支付手段严重短缺为主要特征的货币危机具有可能性。《手稿》认为，在危机可能性的这两种形式中，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能够出现，但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二种可能性却不可能出现。因此，第二种可能性比第一种可能性更具体些、具有更复杂的规定性；第二种可能性所发生的货币危机的性质，不只表现为商品卖不出去，而且还表现为以这一定的商品在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

　　《手稿》认为，以上两种形式变化只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38]。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是危机必然发生的起因，危机的起因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其中运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危机的可能形式也不等同于引起危机的内容，即引起危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重要的是要研究，“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39]

　　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定发展，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充分发展。首先，如果撇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容，单从商品经济运行的形式上来看，全部商品资本和它包含的每一单个商品资本都要经历W—G—W的过程。“因此，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这个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不同的是，现在这种运动形式的内容不再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而是具有资本规定性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而且，“不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这种相互连结和彼此交叉，一方面，由于分工而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又是偶然的，因此，对危机的内容的规定已经扩大了”。[40]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产生的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获得了转化为规定性的实际基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一个接一个的支付锁链和抵消支付信用制度已得到充分发展。这时，一个锁链的断裂就可能导致整个支付机构的混乱，从而可能出现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则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再次，简单商品流通中潜在地存在的两种矛盾——买和卖的矛盾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商品再生产过程中已实际地表现出来了。经济危机的内在必然性，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和竞争、信用等经济机制的作用表现出来了。最后，从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存在于危机可能性中的卖和买的分离，转换成资本主义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的分离。因此，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危机时，必须强调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的统一性，极力否认这两个阶段在运动中的彼此分离。事实上，生产阶段和流通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互相补充、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危机就是强制地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为独立的东西。”[41]因此，在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上，“危机还有许多因素、条件、可能性，只有在分析更加具体的关系，特别是分析资本的竞争和信用时，才能加以考察”。[42]也就是说，必须在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以及资本总过程作了充分阐述的基础上，才能深入地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内在必然性。

　　八、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理论的研究

　　《手稿》关于“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的研究成果，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经济学意义理解的显著证明，也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革命性作用理解的充分体现。《手稿》的这些研究成果，成为那个年代社会科学对科学技术革命意义研究的最高成就。

　　《手稿》高度关注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因素的作用。马克思认为，科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直接后果是机器的产生和应用，而“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求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性而引起的”[43]。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发展因素，集中地、也是根本地体现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建立在机器应用基础上的协作，才第一次使自然力——风、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成为社会劳动的因素。同时，自然力的广泛应用，也使科学成为直接生产过程的一种独立因素发挥作用。这样，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过程，科学则成为生产过程的重要因素。

　　《手稿》高度评价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三大发明对封建制度瓦解起着革命作用，“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4]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制度变革的巨大作用，表现为对没落的社会制度的摧毁上，同样也表现为对上升的社会制度的引领和推进作用上。《手稿》对科学和技术在工厂制度、劳动组织，乃至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中的作用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通过对他那个时代的纺织、造纸、制针、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工艺过程大量资料的研究，马克思认为，作为机器生产特点的“自动化”和“联合化”，将从根本上改变着传统的工厂制度及其相应的劳动制度，也就是改变着现实的生产关系。即如《手稿》指出的：“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45]

　　《手稿》深刻分析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运用的前提和后果。一旦传统的生产手段无法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资本就迫切地追求一种新的效率更高的生产工具的出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分工的出现和发展与生产技术构成的变化交织在一起，这种交互变化是交换的前提；而交换范围的扩大，直接导致了资本的最初形式——货币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在工业上的运用，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迅速发展；机器的大规模的运用，才真正使资本主义开始成熟，并在机器广泛应用的基础上，相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真正形成。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手稿》所指出的：“对别人劳动(剩余劳动)的贪欲，并不是机器所有主的独特本性，它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46]显然，机器的资本主义利用过程，就是围绕着对利润的占有展开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使用机器的基本过程作了如下概述。其一，机器的应用，使暂时还受旧生产方式支配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也使他们的总工作日延长；其二，一旦机器开始被资本主义应用，一旦这些机器作为资本的形式成为同工人对立的独立力量，绝对劳动时间即总工作日不是缩短，而是延长了；其三，一旦竞争把用机器生产的商品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水平，机器的应用所以能够增加剩余价值即资本的利润，只是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而使工资价值或劳动力价值即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时间减少了，其中的另一种情况是机器的使用通过提高劳动强度的所谓“浓缩劳动时间”的办法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其四，机器体系代替简单协作；其五，为了抵制罢工和抵制提高工资的要求而发明和应用机器；其六，工人果敢地要求享有因采用机器而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部分果实；其七，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废料等的利用，如果借助机器能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最后阶段就可以制造出更多的产品；其八，代替劳动。[47]资本主义机器使用的基本过程，是资本的内在动机的现实表现，也是资本主义运用科学技术于生产过程的本质体现。

　　《手稿》对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内在动机和外在趋势作了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实质上就是，“对别人劳动(剩余劳动)的贪欲”[48]，即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资本产生了通过发展更有效率的生产工具以压低工人的工资，直接缩小雇佣工人的人数，以达到最大的竞争力和获取最大的剩余价值。所以，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机器的应用强烈关注的不只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更在于减少必要劳动和增加剩余劳动。马克思强调，资本愿意把科学作为重要的投资场所，因为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所带来的收益，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不仅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对科学利用程度的不断增长，对于科学的需求必然超过在自然状态下的科学的发展，如《手稿》所指出的：“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49]于是，科学从原先与技术相混合的状态中独立出来，科学研究和发明成为社会的一种新的专门化分工。这一新的专门化分工，在资本的作用下，并受资本本质的制约，其结果既可能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可能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50]科技革命可能使资本主义对其基本矛盾有了新的调节手段，但却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本质趋势。

　　九、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探索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对论述资本的形式从属到实际从属的历史过程中，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产生的必然性以及未来社会的“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的涵义作了深入阐述。

　　马克思认为，劳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向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的过渡，与经济关系的必然的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是生产力运动方式发生革命的结果，是直接生产过程中更大规模地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的结果，是科学技术力量转化为资本力量的结果。因此，“在这里不仅是形式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只是现在才表现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了物质生产的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变化构成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基础，所以与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合的形态只是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51]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已经潜藏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被扬弃的因素。因为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阶段，“资本家必须是某一社会规模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必须是某一价值量，某一集中起来的财产的所有者或占有者”。[52]这时，表现为资本家个人集中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而对劳动来说，它就是一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53]然而，对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的否定，并不是回复到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而是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54]这就是说，显然，这里所说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同马克思后来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具有同等的意义。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个别人占有生产条件不仅表现为一种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现为和这种大规模生产不相容的事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的这一“对立形式”，必然导致“社会地占有而不是作为各个私的个人占有这些生产资料”的结果，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公有制的对立的表现，即单个人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从而对产品的所有制，因为产品不断转化为生产条件)遭到否定的对立的表现。”[55]

　　在对于未来社会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中，马克思极为关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的根本转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对自然力的大规模的有效的利用问题。科学的因素独立了出来，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人实现了对自然力的大规模利用。这时，科学作为生产的独立因素，使生产过程实际上成了科学的应用，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职能，“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56]，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的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将“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57]。科学及其科学研究的独立有利于科学水平的快速提高，在未来的生产中科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将越来越受到重视。未来社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生产方式发展的新的空间，实现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新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自动工厂是适应机器体系的完善的生产方式，而且它越是成为完备的机械体系，要靠人的劳动来完成的个别过程越少……它也就越完善”。[58]马克思预言，只有在“与机器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中，“自动工厂”才能“获得最纯粹最典型的表现”。

　　《手稿》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这些独特的探索，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运行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来源:中央编译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