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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期刊”是绳索还是标尺
“核心期刊”,不知道是多少人魂牵梦绕、茶饭不思的高高门槛。这个被大家奉若神明的“核心期刊”原来却是研究机构的“民间标准”,而不是什么“政府行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核心期刊”评选与政府无关!日前,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相关负责人在媒体上一语警醒梦中人,让不少人终于看清了所谓“核心期刊”运作中的各种玄机。
政府管理部门对学术刊物不进行所谓的评选,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无数被“核心期刊”神秘面纱迷惑的人难免产生这样的疑问:十几年了,“核心期刊”的出笼过程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应有迹可寻,为什么这根绳索套住的人越来越多,日益演变成个别部门和刊物牟利的工具?这是值得深思的。
诚如那位负责人所说,有很多制定人才评价政策的干部连“核心期刊”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就开始折腾了,认为只有在“核心期刊”发了论文,才能算有水平。那么,“核心期刊”的真正含义到底是什么,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能否成为考核门槛?
简而言之,所谓“核心期刊”是指某些研究机构按照一定的质量标准确认的学术刊物。入选刊物一般会在封面显著地方标注类似“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字样,以示荣誉和学术地位。目前国内比较著名的核心期刊目录有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中国中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有《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
实事求是地说,“核心期刊”这样的民间标准近些年来能够成为不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有关部门评价人才的标尺之一,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确需要一些公开、公平、公正的考核标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核心期刊”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内学术评价的基础性指标之一。渐渐地,一些单位和个人把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视作强制标准,特别是个别高校硬性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一定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论文,以至于我们许多习惯官方认可思维的人想当然地把“核心期刊”误以为国家标准。事实上,国际上比较知名的学术刊物基本上都是民间研究机构创办的,大都实行独立主编制,论文评审制度十分严格,在长期的办刊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需要相关研究机构和高校，甚至于一些真正的民间团体,能够秉持公正的原则,树立一些严格的学术标准供大家参考。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条本来十分正确的学术评价道路上,个别“核心期刊”的评审机构开始迷失了方向,有的以商业利益驱动为主要导向,有的假借专家做评委,并没有进行严格的科学的评审,以至于一些品格很高的纯学术刊物都未能进入榜单,而个别“民间文艺”、“故事会”这样的通俗文艺刊物竟然能够登堂入室,真是自毁长城的咄咄怪事。
权威不可自封,公道自在人心。随着学术环境的公开、透明,我们相信相关各方一定能够形成一套更好的科研评价体系,让“核心期刊”真正成为一把准确度量学术水平的标尺,而不会堕落为束缚知识分子自身发展的冰冷的绳索。
【发布时间： 2009-05-11 07:23 来源：光明日报（郭扶庚）】
（二）核心期刊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唯一评价标准
核心期刊现在俨然成为一种超级评价尺度，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由此引发诸多社会负面效应。其实，核心期刊的功能是为图书情报机构馆藏期刊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文献提供“门径”。事实上——
核心期刊收费刊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近日,媒体报道商场现代化杂志通过收版面费巨额敛财的消息,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学术界这一“潜规则”的关注。何谓核心期刊?其遴选的依据和标准是什么?它为何会引发如此巨大的负面效应?其症结在哪里?又该如何消除?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中国核心期刊的发展:从“沉寂”走向“辉煌”
所谓核心期刊,是指从同类期刊中,通过一定的方法,筛选出学术水平较高、信息水平较丰富的期刊,作为图书馆采访、典藏与读者利用的参考。
长期研究核心期刊问题、并著有《核心期刊与期刊评价》一书的《南通大学社科学报》执行副主编钱荣贵告诉记者,核心期刊的概念是个“舶来品”,最早是由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于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的。
布拉德福的研究发现某时期某学科1/3的论文刊登在3.2%的期刊上;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了二次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发现75%的文献出现在10%的期刊中;1971年,SCI(科学引文索引)的创始人加菲尔德统计了参考文献在期刊上的分布情况,发现24%的引文出现在 1.25%的期刊上。
上述研究表明,越是高质量的期刊,其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和被引指数就越集中,从而派生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之名,源自西文“corejournals”。1973年,我国的《国外书讯》杂志率先译介西方的核心期刊理论及国外科技核心期刊表。
钱荣贵认为,核心期刊的引进,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1973年前后,国内经济凋敝,文化式微,图书馆经济更是拮据,在此情况下,译介国外各科技领域核心期刊,其意义就在于帮助图书馆了解国外科技期刊,以期国内图书馆能以“最少的经费订购最为有用的国外期刊”。
“核心期刊引进后,虽然很快克服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在图书情报界生根、发芽,但当时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参考工具,并没有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可以说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编辑杂志社常务副主编周彦召博士对记者表示。
但这一局面在上世纪90年代末被彻底打破,由于国内普遍运用核心期刊来作为论文评价和学术期刊评价的主要依据,并且相关主管部门在学位点建设和职称评定中也大量参照核心期刊,使核心期刊的功能极度泛化。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重量不重质,重刊不重文的学术风气愈演愈烈,进一步强化了核心期刊的作用。”周彦召博士对记者介绍说。
据了解,目前在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核心期刊论文的发表数量,已成为考核的“硬指标”。以中部某高校评定社会科学类教授为例,该校对教职员工的申报资格,给出了明确的数量要求。按照规定,只有具备以下基本条件才有资格申请教授职称:“独立撰写并出版一部15万字以上高水平学术专著或参编21世纪课程教材和研究生教学用书,并具备下列条件中的一项: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5篇以上为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1篇以上为一类期刊论文;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8篇以上学术论文,其中2篇以上为二类期刊论文。”
“可以说,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应用和研究,在经过多年的沉寂之后,在当前步入最为辉煌的时刻,进入到了狂飙突进的‘全盛’时期。”钱荣贵无奈地对记者表示。
供需失衡的“核心期刊市场”呈现出典型的“牛市特征”,其遴选和认定,成为操纵我国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的“有形之手”
“如果说,各高校和科研院所以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作为考核的硬指标,一举确立了核心期刊的‘学术地位’,那么,针对研究生的论文考核方式的施行,则标志着核心期刊真正进入了‘牛市’。”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2006级博士生龚志勇对记者表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针对研究生的论文考核在各高校开始推行,并很快推广开来。目前,大部分高校对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基本要求是在各类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有的甚至达到了5篇。并且其考核非常“刚性”,如果不能发表,毕业论文答辩就不能进行。
据4月27日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我国在校研究生人数128.3万人,其中博士生23.6万人。当前,我国的学术期刊大约5000多种,而收录核心期刊数量最多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的核心期刊仅1983种。比照这一数字,以每名研究生每年发表1篇学术论文计,现有的刊物光发表学生的论文都不够,而要求研究生的论文发在核心期刊上,则使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正是由于很多学校和科研机构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一项硬指标,造成了千军万马同挤“独木桥”的局面。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传媒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晓晔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言:“在这种情况下,核心期刊的版面收费就难免水涨船高,不仅侵蚀了学术期刊版面收费所具有的有限的合理性,而且把其荒谬之处成倍放大,在社会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需求的刚性加上供应的短缺,使学术期刊特别是核心期刊成为高度稀缺的社会资源,共同造就了核心期刊版面费‘牛市’。近年来,核心期刊的版面费呈现直线上升的态势,我们成为了受害者。”龚志勇告诉记者。
记者以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生的名义递交了一篇论文给西部一综合性核心期刊,并联系了该杂志社一位姓张的编辑,这位编辑说,文章发表可以,但必须交版面费,每个版1500元。当记者以经济困难为由希望少交一点时,他表示,我们是CSSCI期刊,这个收费已很便宜了,中部省份一相同级别的刊物已经收到一个版3000元了。
由于“买家”众多,核心期刊开始打“擦边球”,有的刊物由双月刊改为单月刊,版面从60页升到80页再到100页,有的甚至将近300页,版面价格也从300、 500 元涨到1000、2000 元甚至上万元。
核心期刊的“金字招牌”效应,使其遴选和认定备受关注。而巨大的利益诱惑,甚至让国内“核心期刊”的遴选进入了“群雄纷争”的时代。据统计,目前我国的核心期刊评定机构就有6家之多:
一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研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每4年出版一次,共出了5版。 2008 年第五版1983 种。
二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2007年版从社会科学2770种期刊中遴选来源期刊528种、扩展版152种。
三是《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研制。1987年开始研究,2005年起分别出版核心版和扩刊版作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每年出版发布。2008年核心版从6082种科技期刊中遴选1754种。
四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制。2000年推出首版,2004年版从3000余种社会科学核心期刊遴选出核心期刊344种。
五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制。2007年~2008年版从4000多种科技期刊中遴选来源期刊1083种,其中核心库737种、扩展库346种。
六是《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清华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研制,每年发布。以CNKI(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收录6000余种期刊为基础。
从评定机构的单位可以看出,核心期刊的遴选并非官方性质,更多的是一种研究机构行为。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张泽青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特别声明,评选核心期刊不是政府行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核心期刊评选与政府无关。
他表示,现在很多机构都在评核心期刊,这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比如在校的大学生有多少人能达到发研究论文的水平?但现在很多学校不但要求他们写论文,而且还要他们发表,甚至要发表在核心或权威期刊上,不发就不能获得学位,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但庞杂繁乱的“核心期刊”遴选,因反映了核心期刊背后庞大的利益纠葛,还是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每到评审时节,就有不少学术期刊的主编纷纷找到评审机构展开“公关”。
中部省份一核心期刊主编对记者坦言,进行“公关”,对那些刊物质量不是特别高的刊物而言,是一项必做的功课。因为能否进入核心期刊的序列,事关帽子和饭碗:一旦上榜,则等于捧到一个金饭碗;而如果被“除名”,则既无法向主管单位交差,也会失去财源,主编就难辞其咎了。
剥离核心期刊力不能及的评价功能,告别“以刊评文”的唯“核心期刊”时代,方能实现学术生态的正常化
核心期刊为何会从一种“学术参考工具”变异成极具刚性的“学术评价标准”,并几乎成为“敛财”的代名词呢?
“是我们将核心期刊这本经念歪了!”钱荣贵对记者坦言,“用作期刊评价、论文评价的工具,不是核心期刊研究和遴选的初衷,核心期刊也力不能及。实际上,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核心期刊研究的初衷只有两个:一是为图书情报机构馆藏期刊和学术研究提供‘参考’;二是为读者选择、阅读期刊文献提供‘门径’。”
但核心期刊现在俨然成为一种超级评价尺度,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由此引发出诸多社会负面效应。
ISSN中国国家中心副研究馆员安秀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说,由于核心期刊基本上包括了国内学术水平较高、质量较好的学术期刊,因此,许多人误认为核心期刊可以作为评价学术研究成果的工具。核心期刊表也因此从参考工具变成了评价标准,广泛用于津贴评定、职称评审、论文评奖等领域,核心期刊演变成了一种评价尺度。
“实际上,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使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核心期刊毕竟不是评价标准,当它的性质超出参考工具时,问题就会随之产生。”安秀敏表示。
“确实有很多家在做核心期刊评价研究,但各个项目的出发点不一样,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也不尽相同。”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主编之一蔡蓉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一再强调,《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不是评价标准,而是一本参考工具书,是一本主要供图书馆期刊订阅工作参考的工具书。
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将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作为对学生、教师以及科研人员考核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一趋向正在不断强化。凡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就被认为是高质量的;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一律被判为是低质量的。只看“刊物”不看文、只认衣冠不认人的核心期刊崇拜症正恶化着当前的学术环境,成为学术评价体系改革不容回避的一个现实难题。在论文评价上,核心期刊拥有“生死予夺”的大权。
“这种看似客观、简便的评价方式,严重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宗旨,是一种过度量化、过于简单的学术评价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学术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也催生出大量的‘学术泡沫’,目前我国产生的学术论文数量世界排名第8,而在国际权威检索系统SCI中排名第123,这样尴尬的局面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周彦召博士对记者说。
“唯‘核心期刊’论的学术评价方式恶化了我国的学术生态。”钱荣贵对记者表示,“现在不少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评价科研成果时‘六亲不认’,只认核心期刊,而且辅之以重金,一篇核心期刊上的文章价值数百、数千、数万元不等。因为大家都认为,一不小心,差了一篇‘核心’,津贴也许就会掉下一档。在这样一种学术评价体制导向下,现在的许多人做学问、写文章的终极目标似乎就是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这样就可以为评奖、评职称、拿津贴、跑课题打开方便之门,至于文章能不能于世有用、于世有补,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均无暇顾及。”
“唯‘核心期刊’论貌似公平,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公平,特别是在通过金钱可以买到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权后,你能说谁钱多就能代表谁学术水平高吗?”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某全国重点大学青年教师反问记者。
他继而表示,一篇论文、一项成果的质量高低与否,最有发言权的是学者,应该把学术评判的标准和权力交还给专家,目前国际通行的科研评价方式是“同行评议”与“引文索引”,其中的合理成分我们完全可以予以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志良对记者表示,建立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现在,是到了该告别“以刊评文”的唯“核心期刊”时代的时候了。
“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生态的正常化。”陈志良教授最后强调说。(本报记者 曹建文)
【中新网 2009年05月14日 16:40 来源：光明日报】
（三）从学术期刊编辑的视角看“评价工具”
学术期刊作为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学术成果的传播载体，客观上具有评价和引导作用，无论对匡正学术风气，还是对提升研究水准，其作用都不可或缺。一些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突破狭隘的文献传播功能定位的局限，引领某一或某些学科领域学术发展的方向，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学术判断力、学术凝聚力与学术影响力，但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办刊人自身的学术素养和刊物所依托的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就运用文献计量学三个经典理论中的两种，即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的文献分散定律、美国文献计量学家加菲尔德的引文集中定律进行学术评价，但一般均不提普赖斯的文献老化指数和引文峰值理论，也不将其作为核心期刊评价的理论基础。
以核心期刊为“评价工具”的弊病
我们先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评价工具”方面的事实为例，说明以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标准，其学术误导作用不可忽视。一些“学术评价” 活动排行建榜，在推动我国学术期刊分级工作开展的同时，对学术泡沫、学术浮躁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某种程度讲，有些学术“评价工具”成为追名逐利的工具，颇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势。例如，最早进行“学术评价”实践的CSSCI，虽然只对中国大陆出版的以CN作为编号的连续出版物进行研究，但 CSSCI一再强调“供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社会科学政策的决策参考”。而教育部在其2003年的1号文件中指出，要建立科学公正的评审制度和评价体系，加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系统的建设，要使CSSCI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志性工程。
笔者认为，核心期刊研究也罢，学术“评价工具”也好，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特色”，由于历史、社会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复杂性和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政治等原因，期刊等定期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不可避免有“中国特色”。用国内外现有的任何学术“评价工具”去科学且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人文社科领域复杂的精神产品质量，其难度可想而知。
表现在研究问题的方式上有：中国的人文社科类引文索引可能都缘起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该索引由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编辑，是继1961年创刊的《科学引文索引》（SCI）后又一大型综合性检索刊物，1973年开始出版纸质媒体，现已固定为一年出版三期。内容涉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有学科。该索引的本意是：通过引文索引、来源索引、机构索引和轮排主题索引找到文献及文献出处，在“引文”和“来源文献”之间形成一种链接。随着时间的推移，某论文可能被另外的论文所引用，而成为其他“来源文献”的“引文”，从而完成下一时段的链接。久而久之，通过引用和被引用就构成一个网络。引文索引就是在一定时段，向读者展示这种链接的关系。通过它可以查到某一篇论文或文章是否被引用、被谁引用以及在哪里被引用；学者用它断定自己的文献是否已被别人应用过；它能在信息沟通循环过程中提供反馈，使某个专题或特别问题的研究者了解和鉴别当前的工作，判断某个论文是否被引用、某个主题有无论述过、某个概念和构想是否被采纳、某项理论是否已确立、某种方法有没有改进等。
SSCI没有评价工具之“功能”
依笔者见，美国的SSCI没有中国CSSCI类学术“评价工具”的“功能”，SSCI的目的只是为不同层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上述信息检索服务。
根据笔者对SSCI的理解，通过“计算机”进行了一番“学术论文”式的不完全检索，也在某学术论文网站上有同样的发现，以“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理念提升”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出作者为同一人的论文10余篇，分别刊登于《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特区经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术交流》、《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和《商场现代化》。有些论文内容虽不完全相同，但有明显的大块裁剪痕迹。在不同刊物上，有不同的“三取其二”组合或各部分之间的“乾坤大挪移”。但有一个相同点：参考文献都是三个出版于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相关读本。在学术文章不重创新，只重阐释、重题材的今天，为了多发表论文，此类现象又怎么能避免得了呢？
由此看来，像一稿多投一类的所谓“学术不端”行为，重评价、轻创新的“学术评价”方式就应该见怪不怪了。值得注意的是，一稿多投的“目标刊物” 大多是一些“非名牌”高校的学报以及一些“不太知名”的专业刊物。原因是一些所谓“权威刊物”或“核心期刊”文章不好发，投稿半年没回复是家常便饭，加上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研究“实际”问题多，长时间发不出来，文章早已进入 “半衰期”，其意义也已损失大半，有时真是“逼得”作者没办法才一稿多投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自然，一稿多发也有编辑方面的疏忽。有研究者建议修改投稿规则，作者可以一稿多投，根据期刊的“级别”和回复时间，决定在哪儿发表，依此强化报刊等不同媒体的竞争。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学术评价体系都有自己特定的评价定位和功能，都在不断完善过程中。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发生变异，现在国内很多的评职称、学生毕业答辩都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发表论文，看数量而不看质量，看你论文发表的期刊的档次，而不看论文有多少创新价值。只看论文的数量、论文发表的期刊，不在乎论文的本身，使得学术评价变成一个表面化、功利化的东西，使得很多人去追求论文数量，追求发表论文的期刊档次，然后去采取“一些措施”，使得很多论文成为垃圾论文，而一些学术期刊成为垃圾论文的载体。而教育部有关学术评价部门却将某一数据作为其评估、评奖、项目立项、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指标。从上述引文文献可以看出，这显然是主观片面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行为起了错误的导向作用。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指出，未来对科研人员的评价将从以论文、奖励数量评价为主，实现向以创新实际贡献、创新发展态势、创新质量水平评价为主的跨越；从比较关注同行评价为根据，实现向更加注重实践和历史检验与评价的转变。虽然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但研究创新与重复研究毕竟有天壤之别。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更不应太急功近利，单纯比发表论文数量。要提倡做真正的大事情，这就更需要时间。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比现实社会往往提前10—20年，因学科而异，要多提倡前瞻性研究、战略研究、应用研究，不应过多提倡诠释（领导讲话）式的研究。
以什么标准去衡量
近几年，社会科学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不断与自然科学交叉。一些学科通过引进定量分析方法，建立起指标体系与模型，试图使其研究成果更接近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然而，无论人文社会科学怎样模仿自然科学、向自然科学自觉靠拢，由于其自身鲜明的特点以及“中国特色”，都无法成为自然科学形态的科学。按照自然科学领域的评价体系来评价人文社会科学，就不可避免地损害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重要地位。由于人文社会科学缺乏独立的评价体系，在评价的规范性方面遇到了障碍。那么在缺乏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独立评价体系的情况下，以什么标准去衡量呢？于是，有些学术评价机构的行为客观上对一些流行的评价方式和学术不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发文指出，期刊无国家级、地方级的区别，期刊的评比与期刊的学术水平无关，“核心期刊”的认定是民间行为，而非政府行为。政府部门没有制定衡量学术期刊质量的权威标准。不能认为一些评奖行为是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更不能作为评职称时的依据。而近几年，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的评职称、评奖等一系列学术评价活动，大有把复杂的学术活动简单化、公式化并愈演愈烈的倾向。
笔者认为，学术期刊作为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和学术成果的传播载体，客观上具有评价和引导作用，无论对匡正学术风气，还是对提升研究水准，其作用都不可或缺。一些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够突破狭隘的文献传播功能定位的局限，引领某一或某些学科领域学术发展的方向，是因为它所具有的学术判断力、学术凝聚力与学术影响力，但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办刊人自身的学术素养和刊物所依托的相关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
学术期刊承载原创的科学知识，在科学发展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发挥其他形态的文明所不可取代的作用，这是由学术期刊的根本特质决定的。学术期刊传播的学术创新、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推动着学术繁荣。学术期刊所蕴涵的学术价值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和旗帜，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文之光和科学之光，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但一些学术期刊“评价工具”的生产者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期刊评价，是我国期刊评价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其实质不过是为不同层次、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信息服务。事实上，某些人为控制的主观因素会影响文献的分布和核心期刊的产生及发展，如同“马太效应”的影响。科学活动中的“马太效应”是对有声誉的科学家社会心理影响的形象概括和称呼。这种作用表现在文献领域，就是著名科学家、著作家的论著能很快进入交流渠道，并能畅通传递；出版社、编辑部等各种媒体竞相约稿，尽快编辑出版；发行机构积极宣传，打开销路；图书情报、信息管理部门以著者的名望为重收集文献资料，加大复本量，优先加工，迅速投入阅览、外借、宣传、报道等服务项目；他们的论文更容易受到读者的重视，研究人员先睹为快，在写作时也竞相引用。
有研究者曾对“被引率”和“转摘率”的来源数据样本覆盖率与可比性作了论述。笔者认为，“学科论文产出率”较高的期刊，并不总是通过专业期刊来体现的，专业期刊作为一些“学科论文产出”的主体，其学术影响力的统计，特别是期刊在学科中的影响力统计，作为学术“评价工具”研究的重点和贯穿始终的主线失之偏颇，以引用指标为主的综合统计方法来反映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反映在“学术影响力”的被利用和被选择方面，体现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尤其如此。许多有影响且“被引率”和“转摘率”高的论文并不总是发表在专业期刊上，而报纸、网络媒体（不只是说专业报纸、网络）不在学术“评价工具”评价的范围内，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更不用去说那些由于“意识形态”等其他人为原因而不能发表的专业论文。
如果只参加“某学科或某研究领域的论文（作为一个集合）的发表载体，从这些期刊中找出那些最为常用的期刊，进而测定出它们的核心区，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发表在报纸或其他媒体上的重要学术论文不在统计范围，显然不能全面反映某学科或某研究领域成果的情况。所谓“学术评价”有时是“被邀”，有时是“奉命”，有时纯粹就是收费或免费（半免费）的广告，也可能是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其实质要看论文作者、研究机构的地位或财力，甚或“天时地利人和 ”的需要。笔者认为，学术评价的实践活动很复杂，仅凭现有的任何一个评价体系而断定其学术价值，实际上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一名学术编辑所遇
笔者曾作为一个行走于学术边缘的学术报刊编辑，时常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学术调研活动。一位地方社科院的领导跟笔者谈起他们的“学术评价”标准，发表在“中央级”报刊上打多少分、拿多少奖金、算什么成果，几千字的文章打多少分、发多少奖金；发表在“省部级”报刊上打多少分、拿多少奖金，依此类推，呜呼，悲哀！能发表是一个评价标准，发表在什么报刊上又是一个评价标准，于是乎就出现了许多“学术活动家”，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找门路、送礼、混脸熟，联合杂志社、报社、电视台等各种媒体搞活动，为“学术评价”造势成为一种学术时尚，其结果可想而知。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一社会科学权威杂志的主编一同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很多学者对她“趋之若鹜，百般逢迎”。一些“可怜”的学者、硕士、博士们纷纷询问如何才能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我的同行端起架子半开玩笑地说，要“卖票”才能讲出奥妙。笔者从事学术报刊编辑数年，类似的情况经常碰见。本人是一家学术“报纸”编辑，一些学者告诉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经常不被计在学术评价之列，尽管我们是“中央级”报纸，但也经常遭遇冷脸。比如遇到我感兴趣的文章，向作者约稿，一些作者总爱先问我是哪个刊物，一听说是报纸，再问哪家报纸，一听 “出自名门”，虽说不是大名鼎鼎，对我也还算客气，接下来就问“收费吗”，一听不收费还给稿费，结局自然还不算凄惨。如果是“收费”或不给“稿费”，后果会怎样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6-25（杜淑英）】
（四）核心期刊"公关"暴露利益博弈下学术官僚化
据媒体披露，每到评审时节，就有不少学术期刊的主编们纷纷找到课题组，动员同学、同乡、师友等各路人马说情。因为对他们来说，刊物能否进入“核心期刊”的序列，是可能关系到刊物“生死存亡”的问题。业内人士承认，每4年一次的核心期刊评审，都是一系列“公关”与“反公关”的过程。
现在一个很不好的现象是，评职称等同于看论文，而论文质量等同于所发表的刊物水平，而学术刊物的水平则等同于是否入选了“核心期刊”。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笔者感同身受。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无论是“科研积分”还是科研成果考核，都非一般期刊能媲美。更有甚者，有相当一批科研单位规定，只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才算考核成果。
其实，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成为上级指定的标准和参考，这样的规定毫无道理，因为期刊的等级与论文的水平并无必然联系。但这种典型的“以刊评文”的做法，却是我国学术评价的现实，也是多数科研院所不约而同的做法。这样做有这样做的道理，某篇论文到底是什么水平，尤其是那些一时无法检验的理论性成果，往往很难认定。但如果以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来评估，则一目了然，操作起来十分方便。于是，无论执行部门还是被评定者，都把它作为了一个强制性的评价体系，不少人甚至以为它就是一项国家标准。
学术期刊之所以能光明正大地敛财，是因为市场有需求。研究生毕业需要投稿，评定职称要把文章发表。必须指出，版面费大行其道，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学术的商业化。学术期刊异化为圈钱工具，这既是学术界的悲哀，也暴露出科研评估体系的功利化倾向。这种“功利化”，并非学术界中一般人相互间普通的友情和友谊关系，而是指那些有显赫地位的行政、学术精英之间的人脉以及围绕他们所形成的特殊人际关系网络。
长期以来一直为人所垢病的政府和行政权力干预过强的问题，在我国的各科研院所依旧相当严重，以至于它参与甚至主导了学术内部认可和学术资源的分配过程，并牵累到人们对学术共同体的认同。考量现实社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外部权力不良介入形式有：政府不良介入，包括过多的评奖、过多的考核和“工程”；学校行政的不良介入，如量化考核、不当的刊物分级制度、官僚化武断管理方式等；此外还有一些意见指向行政权威参与同行评议，行政与学术权威形成的关系网导致少数人对资源的垄断等。核心期刊评审中所暴露出来的一系列“公关”与“反公关”的过程，便是利益博弈下学术官僚化的体现。
从经济学角度看，加大学术期刊违规的成本，从而使学术“公关”变得无利可图，是有效遏制学术期刊评审乱象的治本之策。对于学术期刊违规行为，如果只是取消资格，追缴相关经费，把腐败所得进行扣回和罚处，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处罚不应该是补偿性的，而应该体现惩罚性，这样才有威慑力。只有做到有腐必究，严惩不贷，才是真正遏制学术“公关”的得力措施。(郭立场）
【中国新闻网 2009年04月30日 11:05 来源：工人日报】
（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和标准问题大讨论
──“2009年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学术研讨会”综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繁荣发展的局面，但与此相应，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却成为颇具争议性的课题。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合理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成果、人员和机构等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在发展中面对的迫切问题。为了这一问题的解答，学术界不断探索，尝试采用不同的评价方法，其中包括引文分析法、同行评议法、学术期刊评价等等，但直到目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科学标准问题依然处于探索中。围绕这一主题，2009年4月24— 25日，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国家创新基地、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召开了“2009年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暨第5届科研绩效评价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包括：《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结构性危机》、《学术期刊与中国社会的“知识转型”——社会科学期刊的当下使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多元化和国际化标准》、《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若干亟待矫正之问题》、《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鉴特性及指标探讨》、《基于SSM分析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评价研究》、《学科知识图谱的绘制方法及在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应用》、《引文的本质及其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功能辨析》、《论被引频次评价的适应性、局限性和不合理性》、《H指数与大学文科测评探讨》、《基于 SSCI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合著分布研究》、《我国大陆高校SSCI论文定量分析：1978—2007年》、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Wos impact factor, the Eigenfactor, the SCImago Journal Rank, the Article Influence Score and the journal h-index、《多指标加权值对多学科学术期刊排序初探》、《法学期刊的修正h指数分析》、《管理科学期刊影响因子评价比较研究——基于国内学术期刊引证数据》、《基于ESI的国家/地区高水平科研产出与影响比较分析》、《长尾分布、幂律的产生机制和西蒙模型》等等。
此次会议是首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学者与自然科学评价学者共同参与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问题研讨会，议题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理论与方法、引文评价与同行评议、学术期刊与论文评价、科技研究绩效评价等，既有国外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的研究，也有国内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方面的成果；既有对引文本质和引文索引作用的思考，也有对同行评议制利弊的分析；既有对人文社会科学特点及其评价体系的探讨，也有涉及国外评价领域前沿问题的研究。此次会议的主题研讨，将有利于推动科学的人文社科评价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有利于公正合理的学术秩序和学术环境的逐步建立。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异宾教授致开幕词指出，这次会议是学术链中的学者、编者、索引编制者、图书情报管理者、科研管理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这是一件非常重要且具创新意识的事情。他提醒大家注意，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人类的精神劳动成果是国际性难题，主要难点在于如何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指标体系来衡量人类复杂的精神产品质量。学术评价的导向不仅影响着科学研究导向，更为重要的是它也决定着科学研究的创新动力和源泉。知识创新或科学研究创新迫切需要改进评价体系中的不合理部分，让评价推动和引导科研活动朝着更具创新力的方向发展。
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的若干问题及应对方法
目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在理论上还不成熟，在实践中又遇到了极其复杂的现实环境，因此需要谨慎对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大椿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中存在的错位问题，主要是把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视为对象存在价值的绝对判断，忽略了它们实际上是对评价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客观，但又必须寻求共识性。他提出，目前亟待矫正的评价问题是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本土化的忽视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总是要受到所在文化情景的文化限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也是无法脱离本土化的文化土壤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将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概念和方法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具体实践相结合，描述、解释和说明中国的人文现象和社会问题，预测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形成自己的理论特色。”“因此，我们不能照搬SSCI、 A&HCI及ISTP的标准，把它们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评价的指标，而要建立并使用属于我们自己的引文索引和评价指标。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建立，标志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正在走上一条符合自己需要的发展道路。所有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科学发展逐渐成熟的标志。然而，现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的有关本土化问题尚未引起人们足够多的关注。”就这一观点，记者曾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主编姜晓辉，他也谈及了相同意见，“相对国外的统计方法、采集方法而言，我们的统计手段应该‘本土化’一些，因为学术环境、实际情况都有所不同，比方说通过问卷，了解期刊在学者中的口碑如何。如果一味采用现成的量化统计手段，不做调研工作、不对指标进行调整、不做符合中国期刊实际的统计分析工作，那就不能客观反映中国学术期刊的情况，那么核心期刊、核心区也就都是不准确的。”
来自中国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系的黄慕萱教授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议题具有本土性及引用较旧的文献资料等特征，因此进行学术评价时应注意不能仅就英文期刊文章数及其被引用次数进行评价，同时必须考虑较长时间的出版品数量和品质。此外，为了能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的特定性，必须结合同行评价与数目计量指标，以多元指标进行评价。
中山大学任剑涛教授认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存在结构性危机，需要一个多元的制度平台；清华大学王宁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并提出了一种多元评价标准——除了重视在SSCI、A&HCI来源期刊上发表论文外，人文学科的学者还应当在国际著名的出版社出版专著，同时注重自己文章的被引用率和实际影响力。此外，来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青岛大学等单位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也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提供了论文评价指标的测算方法。
引文评价及同行评价
在目前普遍采用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方法中，将引文分析应用于评价学术成果及其影响力，无疑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方法。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评价基地副主任叶继元教授提出，为了准确理解和利用引文的评价功能，利用概念分析法和社会学原理，可以通过分析引文、参考文献、文献注释概念的异同，考察引文的含义和类型的多样性，来论证在一定条件下引文的有序性和层次性，探讨引文的本质及其一定的评价功能。同时，他对目前片面利用引文的评价功能的现象，提出了对策性的建议。
来自中南大学的学者，就通过被引频次评价来进行成果评价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们认为，被引频次评价是指用学术论文发表以后被引用的次数来评价以学术论文形态表征的研究成果，是评价与学术论文有关的期刊、学科、国家、单位、个人的一种方法。被引频次评价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倡导的、以学术论文为载体的研究成果评价体系。目前，被引频次评价似乎已成为评价期刊学术论文质量和科学等学术水平的唯一方法，其实，它不是万能的。被引频次评价只适应于基础研究，不适于开发研究，在应用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同行评议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虽然也有一些高等教育评价中介机构，但主流的评估还是由政府职能部门组织的。从执行情况来看，缺陷不少。首先，为评估而评估，使高校不堪重负；其次，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现象比比皆是。现有的评估指标过多强调数量和规模，这种导向本身存在引导有误的问题。有鉴于此，重视中介机构的社会化评价，坚持同行评议原则，将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同时，这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一步，使教育部门能集中精力加强宏观管理，而不必再担心中介机构的社会化评价不够准确和科学。只要坚持将定量指标和同行评价的专家定性分析相结合，将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程序和结果对外公开，增强透明度，并接受大学和公众的质疑，大学评估甚至各种科学奖励，也可以交给经过批准委托的中介机构去做。当然，中介机构也有越轨、腐败行为，但克服起来，成本较低。
此外，来自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的学者，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探讨了评价领域的一些前沿问题，如h指数、g指数等用于评价学术机构、学术期刊和学者等方面的问题。
学术期刊及论文评价
学术期刊评价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的一个重要范畴，既取得了一定的科学性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唯核心论”、评价指标单一、小众化评价等等。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中，有的学者认为，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使命是要引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从那种因“西方化倾向”所导致的“ 中国之缺位”中解放出来，重新“找回”或“发现”中国。当然，这里的中国不是意识形态视野中的中国，也不是中国传统知识视野下的中国，更不是西方知识视野下的中国，而是一个基于中国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认同、具有后发发展经验并处于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二是从那种“唯学科化倾向”所导致的“肢解化的中国 ”中解脱出来，用问题导向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或“无学科性”研究去解释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只有引领中国社会科学实现了这样两个“ 根本性转变”，进而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才能够用综合性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
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目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不仅在国际，而且在国内的学术影响力也很有限。比如研究者个人在学术论文或专著的撰写过程中，一般征引的都是其他论者的个人专著或论文集，而很少引用或不引用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中的研究相同论题的论文。有相关统计数据可以证明：法学研究方面，中国法学研究者著作的他引率要比他们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他引率高得多；哲学研究也是如此，2000—2007年，各类哲学期刊的h指数相对较低（最低为1，最高仅为12），这说明，哲学学者特别注重著作引用，尤其是经典书籍，而论文引用相对较少。
针对核心期刊存在的问题，有学者提出治理建议：要调整评选机构，确保评选结果科学公正；明确核心期刊的使用方向，加强对核心期刊的监管力度；净化科研环境，使核心期刊健康生长。
从期刊及论文评价定量分析的角度出发，来自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几位学者，以一段时期内的引文数据为基础，对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h指数进行了计算，并从h指数排名、与期刊被引篇次、与影响因子的对比等方面对计算结果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以此揭示不同领域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及分布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时间：2009-05-04（本报记者 李潇潇）】
（六）新闻出版总署：“核心期刊”评选与政府无关
张泽青（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副司长，以下简称张）:首先，我申明一点，评选“核心期刊”不是政府行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核心期刊”评选与政府无关。
现在很多机构都在评“核心期刊”，这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比如在校的大学生有多少人能达到发研究论文的水平，但现在很多学校不但要求他们写论文，而且还要他们发表，甚至要发表在核心或权威期刊上，不发就不能获得学位，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有很多制定人才评价政策的干部连“核心期刊”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就开始折腾了，认为只有在“核心期刊”发了论文，才能算有水平。我觉得媒体应该加大宣传，应该拎着那些不知道“核心期刊”是怎么回事儿、却将此设为考核门槛的领导干部的耳朵，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核心期刊”的真正含义。
中国青年报:如何看待版面费问题？
张:不仅是学校，现在社会上各个部门、机构、行业，都要求发论文，用发论文的数量作为评职称甚至毕业的标准，最严重的是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正因为有这么大的需求，学术期刊才有可能借助这个机会收版面费。
我们所作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如果要满足现有发表论文的需求，还要在原有的6000多种期刊基础上再创办3．5万种学术刊物。在如此大的需求之下，期刊能不趁机加厚页码大赚钱财吗？
有一些比较严肃的学术期刊也在收版面费，但同时也会对论文的质量严格把关，它们收取一定的版面费是为了生存发展。这样的情况其实已经存在20多年了，有个别部门还曾发文对这种做法给予肯定。
但市场上有无良的商人，期刊界也有无良的出版单位。一些期刊见有利可图就不管质量高低，大量刊载，这对管理部门来讲是很无奈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迎合了社会公众的需求，根源还是在需求。
中国青年报:如何看待这种需求？
张:被逼着年年发论文，不仅对学生不合理，对医院、机关单位的人也是切肤之痛。袁隆平发过几篇论文？但没人否认他是中国最顶级的农业专家，如果按照现在有关部门的要求，袁隆平哪还有时间去种植水稻做试验？
现在不合理的政策严重影响了一大群人进行正常的科学与学术研究，也导致了学术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也是这种不合理要求结下的恶果，更严重的是败坏了学术风气，影响了一代人的职业道德。目前我们国家是学术论文大国，数量多，但真正有水平的少，属于质量弱国，这种情况怎么能谈得上让中国出版走出去？
中国青年报:如何净化学术期刊？
张:对于学术期刊的净化，目前新闻出版总署所能做的就是打击没有刊号的非法期刊，前段时间有学者呼吁:三分之二的出版社和大学办的学术期刊都可以砍掉，因为发的都是“学术垃圾”。我们也认同。但“学术垃圾”不能从我们管理部门这儿说出来，得找一大批专家来鉴定。而且目前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让我们遵循来整治版面费。对期刊的学术质量应该有一套评价体系，对学术质量不高的期刊应该有退出机制，但这种评价体系操作起来很难。
但我们也应看到，如果硬性规定学术期刊不准收版面费，很多期刊都会面临生存困境。按现在的体制划分，学术期刊属于事业单位编制，但其实很多已经企业化了。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今年3月25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文件规定:除明确为公益性的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外，所有地方和高等院校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09年年底前完成转制，所有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版单位2010年底前完成转制。期刊出版单位转制为企业后，应规范自己的出版行为和经营行为，这样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
所以，这个问题需要社会综合治理，首先要解决导致发论文需求的根源，假如教育、医疗、科研部门都取消了对教师、学生、从业人员发论文的要求，谁还非得掏几千元去发论文？那些质量低劣的杂志如果没有稿源了，不用治理，它们就会退出市场。（实习生 田国磊 记者 叶铁桥）
【2009年04月27日 15:32人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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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1 21: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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