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讲坛“密谋”在今年春节重新“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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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颇引争议的央视百家讲坛“密谋”在今年春节重新“收复失地”，这一重任落在了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身上。春节七天，他将连续在百家讲坛上开讲国学经典《三字经》。而与此同时，曾经一手打造了《于丹<庄子>心得》200万册销量的民主法制出版社，也将今年重点图书的“宝”押给了钱文忠，即将出版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开机首印就是100万册，从而使钱文忠成为继郭敬明、于丹和易中天之后，国内的第四个“百万开机作家”。

　　初见钱文忠，便觉这位教授“不一般”，他“穿金挂银”，全身上下都是世界名牌，他也毫不讳言自己对于“好东西”的喜爱：他的指间，卡地亚的戒指闪闪发光，右手腕戴着一串中国的血色琥珀、一串蒂凡尼银链，左手腕则是限量版的欧米茄玫瑰金表。他随身带着的皮包中用于签名的万宝龙笔就有五六支，他所有的衣服、鞋子都是专门订做的，衬衫袖口上绣着“钱文忠”三个字……

　　然而，一说到《三字经》和其他学术问题，钱文忠便回归了自己的教授本色。这位季羡林的关门弟子颇得师傅真传，他会十几种稀奇古怪的语言，包括目前在世界上只有几个人可以看懂的吐火罗语，而他的学问之杂也让人惊异，随便提起一个话题，他都能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地讲上一段，与他聊天令人浑然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谈《三字经》 　　“80%的中国人只知道开篇两句”
　　让一个会十几种语言的教授来讲蒙学，这是不是太“小儿科”了？对此，钱文忠断然否认。他说，虽然自己从小就读《三字经》，“原来觉得自己都懂，可讲着讲着就发现很多自己不懂的东西。”甚至第一句话就没琢磨明白，“人之初，性本善，可接下去为什么是性相近呢？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应该是性相同呀？”他认为这里面就有很大问题，必须解释清楚。

　　他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东西，五六十岁的成年人可能比今天的小孩子还显“小儿科”。比如提起《三字经》，大家都觉得知道，但细说起来，80%的中国人只知道开篇两句——“人之初，性本善”，而40%的人能背出四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再说到其他，就不甚了了了。

　　他想把节目做得既有知识性又好玩，于是在节目中穿插了不少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三字经》里有一句话：“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钱文忠教授认为，“中”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举了北京城的例子来解释什么是“应乎中”。“北京城的布局是外城、内城、紫禁城，紫禁城里有太和殿，北京城的整个中心是在太和殿的龙椅上。但其实大家不知道，这张龙椅曾经被搬动过，因为龙椅顶上雕刻着龙戏珠子，袁世凯称帝时，他抬头看了看，心虚，怕珠子掉下来，所以把椅子挪动了。有人说，这是他后来只当了83天皇帝的原因。现在龙椅不在中心，而是珠子在中心。”

　　“中国与传统的隔离已经很远”，钱文忠教授说，现在的学生课本里没有做人的教育，以致学生性格缺失，一些孩子不知道如何与老师交往，而国学知识的贫乏甚至使得央视的主持人会闹出称对方的父亲为“家父”的这种笑话。他说，如果有可能，在讲完《三字经》后，他还愿意接着再讲《弟子规》。

　　-谈家世良师 　　“像我这个岁数的，说家学渊源，都是谎言”
　　钱文忠出生于无锡望族，他的家族中曾出过多位大师，如钱基博、钱穆、钱钟书、钱伟长等。也因此，人们常常把他的语言天分以及学术成就归结于家学渊源。但在采访中，钱文忠却强调这是一种误读。

　　“实际上很多人是拿今天的情况来推想当年，我是在很晚才知道我们家是怎么回事的。”钱文忠说，他生于1966年，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家里的长辈对往事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跟孩子们提什么家学。“像我这个岁数的，说家学渊源，都是谎言。”他说，“我父亲是学英语的，但他都不教我英语。家里有长辈做学问，我是读初中时才知道的。”

　　直接把他引向学问之途的是他遇到的几位良师。高二那年，他的历史老师郝陵生给学生讲述了季羡林先生在梵文上的成就，钱文忠听了十分感动，便给季先生写信，希望能拜他为师学习梵文。

　　那时，季羡林的梵文班自上世纪60年代招收过一次后已经中断了，钱文忠一直坚持与季先生通信往来，季先生觉得“竖子可教”，就在北大东语系办了一个梵文班，连同钱文忠在内一共招收了8名学生。他们行了三跪九叩拜师古礼托身季先生门下，自此之后，季先生再也没有亲自指导过学生，钱文忠也因此成了他的关门弟子。

　　季老的最后8个学生最后大多中途改行，硕果仅存的只有钱文忠一人。师从季老，钱文忠掌握了10多种语言，除了英、法、德、日、荷兰、西班牙等常见语言外，还包括梵文、巴利文、阿维斯塔语、尼瓦利语、婆罗钵语、古孟加拉语、古伊朗语、古藏语、和阗语、回纥语等稀奇古怪的语言。季老称钱文忠为“小东西”，在一次与朋友的聊天中，他透露了他把“看家”本领——吐火罗语传授给钱文忠的原因是，“这小东西是我50年教学生涯中所见过的最具备语言天才的人”。

　　考入北大不到两年，刚满20岁的钱文忠便被季羡林先生保送到德国攻读硕士，两年后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但后来回国后他遭遇变故，1990年离开北大，在社会上“游荡”了整整五年，最后还是因了王元化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牵线搭桥，将他介绍到复旦历史系，才使他得以重返校园。因此，对于钱文忠来说，季羡林绝不仅仅是他学术上的恩师，他也从不讳言自己与季老的感情，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在去年给季老96岁生日祝寿时，会恭恭敬敬跪下行磕头大礼的原因。

　　-谈生活做派 　　“左手挣的钱养护我右手的学术”
　　在复旦大学的教授中，钱文忠教授是一个特别的身影。

　　他拥有许多奢侈的生活习惯，比如写字只用万宝龙笔，他收藏的万宝龙笔有几百支之多。“其实名牌也是有学问的，比如万宝龙有一款卖得最好的笔叫‘清朝’，用的是中国元素设计，笔杆以玉雕龙，现在市面上基本上找不到。”钱文忠对此显得颇为得意。

　　他用的毛笔，身上的衣服、鞋子全部是订制的，他收藏名表、雪茄，更收藏书，他的私人藏书有6万册之多，他还拥有专职司机，这在教授中也非常罕见。

　　钱文忠解释自己对于“好东西”的喜欢是受到家族一些老人的旧式做派影响。他说，过去的读书人其实对于生活是很讲究的，收入也很高，“作家中最没钱”的赵树理，也能花5000大洋在王府井买上一个四合院。而教授的收入更高，鲁迅当年一个月有1000多大洋，胡适也有400多。但到了近年，教授在收入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季先生的收入在上世纪50年代就是300多块，到了80年代初时还是这么多。我记得当时他的孙女刚毕业，在一家外企工作，一个月拿2000元，季先生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

　　支撑钱文忠的这种“奢侈”生活的当然并非教授的那份菲薄收入，进入复旦前的下海经历让他在经商赚钱方面得心应手，他是北大青鸟的独立董事，还亲自料理着几个公司，所赚的钱足以供养他“玩”学术以度余生。

　　钱文忠很满足于这种左手生意、右手学术的生活。到现在，他一直在印度古代佛教语言和西域古代语言研究这个极其冷僻的领域里坚持着。他每年在复旦开梵文巴利文课，并在北京主持着几个研究所。他说，他的社会人角色，对他作为校园人的角色是一种养护关系。“我愿意用左手挣的钱养护我右手的学术，而我的左手不会对我的右手提出任何回报的要求。”他说：“我大概是复旦大学很少的没有申请过任何科研经费和课题的老师。”

　　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