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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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在哪里
2016年06月22日 18:40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作者：徐高（CF40·青年论坛会员、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对中国经济，各方经常会有不同的理解。这部分是因为中国经济正处转型期，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因素相互交织，产生出许多较为复杂的、在其他国家很难见到的现象。但更重要的是，不同观察者往往从不同角度、不同观念出发来看中国经济，有时甚至思考问题的层次都不一样。

为了厘清各种观点，可把对中国经济的不同理解从下到上，归纳为五个层次的思维。不同的思维层次在分析问题时，在视野、角度和深度上都有明显差异。思维所站的层次越高，越能透视中国经济的实质。而以这五层次思维为框架，也可以比较容易地梳理出不同观点的脉络。

第一层思维：唯GDP论

对中国经济最朴素的认识可用“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老话来概括。对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成绩，这句话功不可没。这句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相当关键的两层意义。第一，它明确了工作方向就是“发展”，从而凝聚了各方力量，形成了合力、减少了内耗。第二，它也为“发展”本身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明确了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碰到的各种问题的思路，而将“不发展”排除在了政策选项之外。

在实践中，发展这个较为抽象、内涵甚广的词，往往落脚于经济增长——或者更为明确地说——GDP增长。所谓GDP，是国内生产总值的缩写，它衡量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尽管对GDP这个数据的口径和统计方法仍然有一些批评，但它仍然不失为最为全面衡量经济规模、且在国家间最为可比的经济数据。因此，对很多人来说，发展是硬道理最终就落脚到对GDP增长的追求之上。

GDP导向虽然粗糙，但胜在简单明晰，因而容易贯彻实施。中国各个地方政府的GDP竞赛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GDP增长的关心也让中国各级政府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扶助之手”，而不像很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变成对经济的“掠夺之手”。

从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落脚在GDP导向上的发展观给中国带来了丰厚回报。中国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在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国内人民群众大幅上升的生活水平，无不来自于此。

第二层思维：空想主义市场化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增长，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就是市场化改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市场化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历史。这让市场化的方向深入人心。

目前，国内各方在市场化这一改革方向上没有任何分歧，但对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却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市场化改革应该推得越快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这种人相信，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之上。在后危机时代，随着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加大、结构问题的暴露，这样的看法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这些人认为，既然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等结构性问题，那就应该放开市场，让市场自发去调整。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的“僵尸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而留下那些更有发展前途、更加健康的企业。通过这样的市场出清过程，中国经济就会甩掉结构包袱、轻装上阵。毫不奇怪的，有这样认识的人会对刺激经济增长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刺激投资这种传统增长引擎只是“走老路”，只会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延缓市场出清的过程，无助于在更长期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

可以用“空想主义市场化”来概括这种对市场改革的认识。之所以说它是空想主义的，是因为这种思维过于理想化，低估了现实的复杂性。市场出清固然在理论上看起来有吸引力，但它在现实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则是一个大问题。事实上，东欧国家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采用“休克疗法”来做经济转型，就是基于这种空想主义的市场化思维，相信短期的阵痛能换来长期更加健康的经济增长。但历史证明了，这种空想主义的政策远未取得其预想结果，甚至在某些国家带来了经济灾难。相比之下，中国更加务实的渐进式改革思路取得了更好的绩效。

然而，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以及随后“四万亿”刺激政策副作用的显现，国内不少人出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空想主义的市场化思维，希望能够通过快速的市场化改革来摆脱当前的困局。

抱有这种过度理想化思维的人容易把市场看成目的而非手段，用是否市场化来作为评价一切的标准。这样，就与“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导向有了不易觉察、却又含义重大的差距。

第三层思维：现实主义

要看清“空想主义市场化”的偏颇之处，需要再进一层，用“现实主义”的思维来分析问题。这层思维认识到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落差。在一些关键条件没有具备的时候，过于理想化的经济政策难以取得其预想的结果。这种现实主义的思维有着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1953年Lipsey与Lancaster两位经济学家所创立了“次优理论”（Second Best Theory），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可以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次优理论”。假设要治疗某种疾病，一副包含5味药的方子最对症。换言之，治疗这种疾病的“最优”（最理想）选择是这副5味药的方子。但如果这5味药里面有1味缺失，怎么也找不到，这时治病的“次优”（第二好）选择是什么？是用能找到的其他4味药配起来吃吗？多半不是，因为5味药之间有复杂的药理反应，从而能综合产生治病的疗效。而如果只吃4味药，有可能病没治好，反而产生了毒性反应。事实上，如果不能把药方中的5味药全部配齐，就不能说吃4味药的结果一定好于吃3味药。有些时候，“次优”的选择可能是剩下的4味药一味也不吃，转而寻找其他药方。

市场化改革也是一样的道理。理论上，市场能够形成最优的资源配置状态。但这种最优结果需要一系列前提条件来保证。如果出于一些现实的约束，这些前提条件不能完全具备，那更多的市场化改革、更高的市场化程度未必带来更好的经济状况。这可以在中国的经济调结构和利率市场化中得到印证。

直观来看，要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似乎简单让那些过剩产能企业倒闭就完了——这正是空想主义者开出的药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产能过剩的表象背后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利于居民，政府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从全社会总收入中切走了很大份额。相应的，居民总收入在经济中的比重就明显偏低。政府收入大量向投资的转化，是中国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因此，如果要真正实现消费转型的结构调整，中国需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把更多收入导向消费者。在那之前，放任过剩产能企业倒闭并不会自动增加居民消费。相反，企业倒闭会引发工人失业、降低全社会的收入预期和支出意愿，进一步抑制经济中的总需求。而需求的萎缩反过来会让更多企业经营困难，甚至也变成产能过剩企业。这将让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面临严重经济硬着陆风险。

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另一个例子。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空想主义的人相信，只要放开了利率管制，中小企业就能通过在资金借贷市场上支付较高利息来获取资金，从而让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它们。然而，这个美好愿景在过去几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中并未变成现实。在利率管制放松之后，有预算软约束的融资主体（主要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利率不敏感，反而能够支付高利率来争抢资金，因而在融资市场占据了更大份额，更严重地挤出了中小企业。于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反而让中小企业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扭曲。

所以，有必要从“现实主义”（同时也是“次优理论”的角度）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知道市场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市场化改革不可太过于理想化。要把市场这一手段用好，需要看清市场面对的现实约束在哪里，实事求是地权衡市场化改革的利弊，仔细规划改革的路径和步骤。在条件不成熟时，不可硬推市场化改革。

因此，在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障碍未能破除之前，消费转型这种理想化的“最优”结果很难达成，中国经济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需求不足的状况。此时，通过刺激投资来稳定增长是“次优”的选择，是在现实约束下中国经济能够找到的最好出路。而那种试图通过放任经济增长下滑、市场自动出清来调节经济结构的政策非但不能达成“最优”结果，还极可能让中国滑向经济硬着陆、社会失稳等“次次优”，或是更差的结局。

还值得一提的是，用“现实主义”思维看问题，得出的政策药方往往与“唯GDP论”者给出的建议类似。二者都提倡用刺激性的政策来稳定GDP增长。但这现实主义的第三层思维是从对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分析出发，权衡多种选项后得出结论的。不可将其与盲目追求GDP增长的第一层思维混为一谈。事实上，从第一层思维到第三层思维，经历了否定之否定，实现了认识上的螺旋形提升，层次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层：现实主义市场化

“现实主义”的思维虽然看到了市场化所面临的现实约束，但并未给出解决办法。事实上，有些现实约束化解起来困难重重，绝非短期内能够见功。这样看来，理想化市场改革所需的条件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无法完全具备。这就让市场化改革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改革则无法解决问题，但推进改革又很可能让情况变得更差。难道中国经济就要被永远锁定在“次优”状况中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现实主义并不代表不要市场化。毋庸置疑，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期的唯一出路。但空想主义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也要不得。恰当的市场化改革方式——也是中国过去几十年一直采用的方式——是现实主义的市场化。这就进入了第四层的思维。

从第四层思维来看，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市场面临的现实约束不断暴露，又不断被化解的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市场化改革带来短期阵痛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些阵痛，其实就是经济状况从“次优”滑向“次次优”的表现。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阵痛，改革者认识到了制约市场化成功的真正约束所在。这些约束可能一开始看起来似乎不可逾越，但只要改革者实事求是地想办法，总能找出突破的方法。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化改革难以避免引发阵痛。但是，需要把阵痛视为改革举措与现实状况不匹配的信号，视为发现核心现实约束的契机，并针对这个约束实事求是地分析和改进改革举措。从而，最终实现改革面临约束的逐步放松，让经济状况逐步走向市场化的“最优”。相反，如果无视阵痛所释放的信号，而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改革持续推进下去，阵痛就会消失，那么阵痛就很可能长期化，甚至最终让改革进程出轨。这便是空想主义市场化和现实主义市场化的最大差别所在。

仍然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在过去几年放松利率管制的过程中，确实产生了预算软约束主体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但也正是这种挤出，让各方清楚地认识到了消除预算软约束对金融改革的重要意义。因此，2014年国务院才会发布43号文来试图清理金融市场中预算软约束的源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尽管清理融资平台的过程有波折和反复，但这种进二退一正是市场化改革的常态。在各方认识到融资平台这个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关键约束之后，我们就离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功又近了一步。

需要注意，“现实主义市场化”与“空想主义市场化”虽然都以市场化为导向，但二者之间又有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螺旋形上升。现实主义市场化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研究怎样在现实约束下用好市场这种手段，提升经济绩效。而空想主义的市场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把市场当成目标，脱离实际地来追求理想中的最优。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现实主义市场化的成功。而东欧休克疗法的失败是空想主义市场化的失败。

第五层思维：总设计师思维

“现实主义市场化”给出了改革推进的方法，但疑问仍然存在。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突破了许多关键约束，从而实现了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但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些约束的突破都来自一个个偶然事件。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小岗村、如果没有加入WTO，中国经济恐怕就会是另外一番光景。看上去，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成功可能只是因为运气好，赶上了这些好事情。

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归结为偶然和运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必须要看到偶然背后的必然，才算真正触及到了中国成功的精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认识上再上一层，上升到可被称为“总设计师思维”的第五层思维。之所以将这层思维做如此命名，是因为它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思想有共通之处。

这层思维可用下面这个假想例子来引出。想象在一个小山村中，有一个小孩在附近的山林中走失了。为了找回这个小孩，全村人一齐出动，搜遍了附近所有可能的地点。最终终于成功找到这个小孩。在这个故事中，小孩在哪里被找到、又是被哪位村民找到，完全是偶然事件。但是，小孩被找到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原因有二：其一，把小孩找到是所有村民非常明确的目标；第二、村民们展开了一项全面而系统的搜索工程，把所有可能的地点都找过了。有了明确的目标，又有了系统的搜索，小孩被找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没有悬念。

回到中国经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前例可循。改革过程中需要突破的约束既有经济层面的、也有社会和政治层面的。之所以这些障碍能够被逐一突破，关键在于两句老话。

第一句，“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给各方树立了非常清晰的目标，给出了明确的评价标准，从而能把各种力量往一处引。第二句，“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改革过程不是谁设计出来的，而是基层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摸索、不断试错给找出来的。这种试错过程本身也市场经济分散决策的一种体现。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最大的作用在于识别出那些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将其在全国范围推广。小岗村搞“大包干”是个偶然事件。但有了前面两句话，“大包干”这种更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迟早都会被用起来。没有小岗村先做，也会有其他村来第一个吃螃蟹。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将邓小平尊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不是因为他设计出了中国改革的精确路线图，而是因为他倡导了“发展是硬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给大家指明了目标，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摸索出路的系统工程。这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现实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精髓，是一个个偶然背后的必然。

当前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

站在最高的第五层思维，才能看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所在——我们正在丧失过去几十年赖以成功的基础。与它比起来，经济增长减速、债务高企、银行坏账等这些人们日常谈论的风险只是癣疥之疾。

一方面，发展这个曾经无比清晰的目标正在变得模糊。后危机时代，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而稳增长政策（尤其是四万亿刺激政策）所产生的副作用也不可忽视。这催生了对刺激政策的负面态度。还有人用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试图论证中国经济增长就应该减速，中国高增长的好日子已经结束。更有甚者，还因为发展所产生的副作用而否定发展本身，将经济增长复苏看成坏事。在这样的氛围中，经济发展这个曾相当清楚的目标正在变得模糊，各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也不断衰弱，“发展是硬道理”正在变成一句空话。

另一方面，基层试错的空间正在收窄。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周期性问题集中爆发的复杂局面中，更需要各方在摸索中找寻中国经济的出路。既然是摸索，就一定既有摸对的时候，也有摸错的时候。过去，我们的评价方法都是看主流，对失误保留相当程度的容忍度。但现在因为种种原因，求全责备的不宽容态势正在明显抬头。这让各方试错的积极性大幅降低，“不作为”大面积蔓延。

很明显，增长目标的淡化正在让各方无所适从，而试错空间的减小也让各方不敢尝试、不敢作为。中国过去几十年辉煌的基础正在被掏空。造成这一切的有多方面原因。在经济层面，最主要的莫过于“空想主义市场化”对于宏观政策思路的干扰。把市场当成目的而非手段，自然就模糊了本应清晰的发展目标。而当不少人过于理想化地分析宏观政策、求全责备时，实务者的试错空间自然就被挤压。这样一来，当空想主义者们试图将中国经济引向其理想中的最优时，他们实际上正在侵蚀中国过去几十年成功的基础。

面对这样的巨大风险，当前急需通过三件事来让中国经济重回正轨。

第一，重新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再次明晰经济工作的目标。我们当然有必要追求更加可持续、更加惠及民生、更加环境友好的这种高质量增长。这里，增长前面的定语还可以写很多。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高质量增长，都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离开了经济增长，其他都无从谈起。因此，再次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摒弃漠视增长、甚至敌视增长的错误倾向，是当务之急。

第二，给试错留出更大空间，鼓励各方“摸着石头过河”。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局面下，没有什么政策能做到面面俱到，十全十美。任何政策决策都只能是几害相权取其轻。更何况，当前形势不同于过往，很多政策都需要在摸索中找寻恰当的推进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做评价时更需要看主流，而不能抓住一点错漏而不放。这样才能放开各方的手脚，释放其积极性。

第三，坚持实事求是地设计和评价经济政策。经济政策是在现实中加以运用的，面临着种种现实约束。因此，需要客观地分析不同现实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现实约束下找寻最优的可行方案。不顾现实而过于理想化地设计政策，多半会南辕北辙。尤其需要摒弃把市场当成目的“空想主义市场化”思维，而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设计和推进各项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