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吃瓜能有多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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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穿越大半个中国打着了。于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深陷其中的人痛不欲生，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却乐不可支。

腾讯文化：为什么要用“吃瓜”这个词？

刘震云：“吃瓜”是网络用语。网络为何把“吃瓜”和看热闹、围观联系在一起，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揣度，大概是看在眼里，甜在心里吧。大家爱看热闹，是因为生活中不缺戏看。戏剧在舞台上已经没落了，但惊心动魄的大戏，一幕幕搬到了生活中。从这个意义上，这是“吃瓜”的最好的时代。

腾讯文化：这本书，和你以前的写作有什么区别？

刘震云：以前书中的人物关系是可见的，这回书里的四个人素不相识，主要是写人物关系的空白。这在我以前的作品中没有过。

进而，以前的主人公是作品里的人，如《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温故一九四二》中的三百万灾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和牛爱国、《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这回主角是吃瓜群众，但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也就是，这回写的是没写的那部分人。

还有一部分吃瓜群众是谁呢？就是看这本书的读者朋友。看他们读了这本书，对作品中的人物如何幸灾乐祸。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我最幽默的一部小说。



腾讯文化：说起幽默，你的黑色幽默尽人皆知，我读了这本书，书中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就不说了，单说一些细节，譬如妓女装处女，洗脚屋钓鱼执法，也让人啼笑皆非。

刘震云：结构需要想象力，细节我从来不瞎编。因为我跟“吃瓜”群众一样，每天睁开眼，这样的细节在路边俯拾皆是，我随手就能捡起一些，何乐而不为呢？ 我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里最不幽默的人，但生活的幽默从不止步。从这个意义上我想说：感谢生活。

腾讯文化：在这部书中，你正面描写了贪官和腐败，写得特别人性和感人，是对他们也怀有“慈悲之心”吗？

刘震云：腐不腐败是生活中的事，到了书里，他就是一个人物。就算在生活中，贪官也不都是面目狰狞，倒是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的居多。再说，腐败不是多么痛苦的事情，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会给人带来欢乐；他们之间也不都是忘恩负义和过河拆桥，也有肝胆相照和生死相托的情谊。如书中的省长李安邦和房地产商赵平凡。

把你放到那样的环境，你会不会腐败？我看也难说。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环境？倒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腾讯文化：与你过去的作品比，在这部作品中，性是不是写得多了些？

刘震云：如是作者在说，一句都多。只因这部作品写到了那个职业，性是她们的日常工作，写几笔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十分正常。

腾讯文化：你作品的语言越来越简洁，短句居多，基本没有形容词，但生动而深入，有独特的意蕴和味道，闭着眼睛听，也能知道是刘震云的作品，这是你有意的追求吗？

刘震云：不用形容词写作，不是我有意的追求，只是觉得那样写作太偷懒了。写作品，又不是写微信。

当然，简洁本身没有价值，能把简洁写得比复杂还要丰富，就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

在这本书里，也出现过一句话一章的情况。那是因为，上一章暴风骤雨，写了二十多页，这一章：“一年过去了。”一页，就这一句话。这是节奏使之然，也是字与页之间的力量，也是起承转合的力量。

腾讯文化：作品中，如李安邦儿子的车祸案，杨开拓成了“微笑哥”和“表哥”，马忠诚身陷洗脚屋，与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有些巧合，是有意的吗？

刘震云：对这些事情的引用是有意的。当然，不用它们也无所谓，它们在作品中只是几个细节，不起主体和结构的作用；只是现实中发生的这些事太幽默了，不用有些可惜；顺手牵羊用了，这几头羊大家都熟悉，也增加作品的真实性。

当然，增加作品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些事情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如《温故一九四二》，通篇用的都是真实的资料，但不是为了展示饿死三百万人这场灾难，而是这场灾难，给灾民提出了比饿死更重要的问题：当你快饿死的时候，日本军队给你发放军粮，你吃还是不吃？

乾隆皇帝说，《红楼梦》是明珠家事。是不是明珠家事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红楼梦》里，它已经变成一块石头和一株草的故事。

所以在题记中我引用了我三舅的话：如有巧合，别当巧合。意思就是：别把这些巧合当回事，仅供吃瓜时一乐。就像吃饺子时，又蘸了点醋一样。

刘震云：吃瓜能有多快乐


腾讯文化：这本书的首印数已达九十万册，这在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你怎么想？

刘震云：我的书，三十年前，也就印三千册。印数重要，说明读者对你的承认；但人家承认的是你的过去；比印数重要的，是你这次写好没有。如没写好，卖的越多，越是骗子。

腾讯文化：如何看待现在的自己？

刘震云：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