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西方伦理道德不能移植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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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西方伦理道德不能移植到中国
2012-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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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百年来，中国诸多知识分子一直希望通过移植所谓西方“新伦理”的方式重建中国伦理道德体系，然而他们“道德革命”总是无疾而终。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仍生活在一片道德的废墟之上。

　　为何西方伦理道德不能移植到中国呢？究其原因，还在于东西方伦理的源流与内容大相径庭，在中国没有合适的移植西方伦理的文化土壤。

　　首先，从源头上说，中国伦理是以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而西方伦理是以上帝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关注现世，其伦理道德是内生的，而西方人的道德来自上帝的启示，并由上帝维系。林语堂先生在其名著《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1e，又译为《吾土吾民》）中这样写道：“在西方人看来，不借助上帝的力量而又能维系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在中国人看来，不借助第三者的力量人们就不能相互以礼相待，这同样是令人诧异的。人们应该做好事，因为好事合乎人情，行善是体面的事情，这是应该能够理解的。笔者常感诧异，不知如果没有保罗神学，欧洲伦理学又将如何发展。或许欧洲的伦理学会沿着马库斯·奥里利厄斯的沉思所指引的方向纯粹由需要来决定发展了。保罗神学发展了希伯莱人关于罪孽的观念，这种观念又给整个基督教伦理学罩上了阴影。于是非宗教不能拯救人类出罪恶之深渊，这就是所谓赎罪论。因为一旦欧洲伦理学与宗教无关就会被视为十分怪诞，所以人们很少想到这种可能性。”（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第87~88页）

　　其次，从流变上说，二十世纪以前，儒家伦理道德在中国历史中有持续的影响，尽管二十世纪的儒家受到很大冲击，但其仍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力。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其伦理道德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几乎成为宗教道德的反动，其宗教超越感、神圣性消失殆尽，在启蒙运动以后尤其是这样。现代西方大学里教授的几乎所有知识都是经验和事实的积累，很少牵涉道德和伦理义务，这直接导致了西方道德基础的沉沦。阿尔伯特·甘霖（Albert Greene）对这种世俗化趋势忧心忡忡地写道：“现代西方文化的重大变化之一即是‘超验’（transcendent）的丧失。不拘人们对超验一词如何了解，人类历史中一些主要文明的兴存都有一种深刻的超验感，不管人们是否相信神灵、命运或某种哲学体系，总有一些神秘的、超越一般经验的存在，它提供了日程生活的背景，也提供了道德价值观和决策的基础。在今天的西方，这个‘超验’已不复存在。西方人士生活在彼得·柏格（Peter Berber）所说的‘没有窗户的世界里’，他们认为每一个可观察到的结果，都有一个可实际觉察到的、理性能了解的原因，任何末经过物理学和化学解释的事物都不可能被认为真实。从旧约时代起至启蒙时代之前，圣经中的神都被认为是宇宙及人类的创造主与赐律者。但如今神已经死了，这并不是说他病了、断气了，乃是说他与人类社会及其机构毫无关系了。”（阿尔伯特·甘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赵中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6~7页。）

　　最后，从内容上说，中国儒家主张符合人类本性的“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之道。而现代西方文明则走向与人类清静本性相违背的“因人情纵人欲”的享乐主义。其结果就是人欲的过度膨胀，暴力贪婪成为社会常态，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阿尔伯特·甘霖甚至将当代西方文化所面临的危机与黑暗时代相比。他指出：“暴力与贪婪已成为西方文化的特色。犯罪率增加——美国夸口在西方国家中，坐牢的人口比例最高者非美国莫属，暴力已经弥漫在整个文化之中。为取代竞争者或避免被对方接收，商业也成了一种经常性暴力；体育运动也是暴力的，尤其是职业性体育运动。国内暴乱成指数级增加。对儿童身体与性的虐待成为家常便饭。甚至教育也成为暴力，求学的基本动机就是要赶过别人，以便得到最后的职位与高薪，这些都是与贪婪有关。体育运动已由健身技巧的欣赏变为商业竞争，甚至连性也由上帝为夫妻所设立的一种温柔的爱贬为商业化行为。”（阿尔伯特·甘霖：《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赵中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1页。）

　　不难看出，即使在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看来，西方现代伦理也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严重危机之中——西方伦理观不应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榜样，也不可能被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