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的思想对许良英的启蒙作用贯穿一生。而这正是他倾注晚年的全部精力在这部关于民主的著作上的基本动力。1933年爱因斯坦不顾自身安全谴责了刚上台的纳粹的暴行,“他的挚友冯·劳厄(Max von Laue)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Spinoza)、伏尔泰(Volta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么样呢?’20年后他在接受一个人权奖时说:对社会上那些‘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1995年)。许良英对民主的关注,一直都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从80年代以来,这些关注一直都与中国的改革历程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