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心目中的三个美国本文由Allan H Barr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并刊在英国Prospect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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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四十年来，在中国人的想象中存在三个不同的美国。第一个是毛泽东时代对美国的看法，这是一个装腔作势的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后来，在邓小平时代，美国被看作是应该被模仿的民主典范。 　

    　20世纪末出现的第三个对美国的观感到今天仍在继续。这第三个对美国的观感中的矛盾对今天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有相当的影响力。在今天的中国，有两种对美国截然不同的态度。毛泽东时代的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抵抗，还有邓小平时代对美国民主自由的向往，形成了今天对美国态度的激烈争论。
　　这种争论其实不仅仅关于美国，它反映了当下关于中国的未来的更广泛的讨论。了解这些争论的意义，我们需要回顾1978年。
　　那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邓小平时代的开始。在毛死后的两年，邓小平用这次会议宣告中国现在在他的掌控之下。10天后，即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同月29日，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实际上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受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官方访问。从那时起的34年之间，中国公众对美国的观感其实就是这“三个美国”的轮换。
　　第一个美国是毛时代的残余。美国是一个压迫本国和世界人民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是一个纸老虎，要是它胆敢跟中国开战，就注定只有失败。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是不可战胜的。
　　在那时候，我们中国人觉得战争就像打群架：人多的一方就赢。如果我们跟美国开战，那就是我们六个对他们一个，还不把他们打趴下。
　　我是在文革期间长大的。我父母是医生，还算富裕，每个月能吃一两次肉，而很多家庭那时一年吃一次肉就算不错了。即使那样，我每次想起美国人民还是心里不好受：可怜的他们，冬天没有棉袄穿，夏天只能穿破烂的短裤和背心。他们总是不够吃，老是挨饿。
　　小时候我曾想象美国人都是叫花子，手里捧一个破碗沿街乞讨。我梦想长大以后参军，跨过太平洋去解放他们。我甚至想象我背着来福枪踏上美国的领土，美国人民热泪盈眶地欢迎我和我的战友们。每当想到这感人的一幕，我自己已经热泪盈眶了。
　　但是当我看到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时，我的这种想象被打破了。在电影里的中国战士总是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而美国大兵们总是又蠢又胆小。但是美国大兵们在影片中吃着香肠大快朵颐的画面却让我流口水——不只是我，我听到隔壁位子上的人也在吞口水。我对此疑惑不解：美国穷成那样子，这些美国大兵怎么吃得贼好?
　　还有一个情景让我毕生难忘：一个老头穿着棕色羊毛西装走在我们小镇的街上。那时已经是文革晚期，我在上中学，第一次看到西装的样子，第一次看到衣服还能用这种料子做。每当我和同学们碰到这老头，我们都笑他衣服的古怪样式还有那看起来粗燥廉价的衣料。后来我们才听说他年轻时在美国读书，这衣服是从美国带回来的。于是我们觉得美国人都是穿麻袋做的衣服的。
　　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从黑白电视机的屏幕上我们看到曼哈顿街头的车水马龙还有普通美国家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他们开的车也让我们目瞪口呆——那时候中国只有高官才能有车，而那些家用电器对当时的中国家庭来说甚至闻所未闻。邓小平访美之后，虽然我们仍然把美国人叫做“美帝国主义者”，我们开始觉得邓小平访问的美国并不是我们自以为了解的美国。
　　后来，两国之间的高层政治交往越来越频繁。美国的产品开始来到中国，中国制造的产品也被运到美国。报纸和电视对美国的报道开始变得客观一些。我们对美国的敌意逐渐消失，对它的崇拜逐渐增长。对美国的第二个观感开始登上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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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美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成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逐渐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拥抱新的思想。民主自由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目标。
　　虽然自由主义的倾向受到政府的两次打击(分别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它还是导致了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在1989年春，当一个仿自由女神的雕像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它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美国的地位——民主自由的化身。
　　两年后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安慰，此时，很多中国人已经不再认为美国是纸老虎，而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尤其是在1990-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在新闻节目中看到美国导弹可以如此精确地击中目标。当局很快认识到这样的报道助长美国的威风，于是不再播报这样的画面，但是我们已经震惊于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促进了在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交流。虽然政府努力把双边交流限制在经济领域，但是门一旦打开，什么风都能吹进来。
　　中国人对美国的崇拜于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我们眼里，美国从一个压迫本国和外国人民的国家转变成一个沐浴在民主自由中的富裕强国。那时候年轻人如果努力学习就是为了可以去美国留学。在80年代，很多年轻学者被公派去美国的大学学习。这些公派的留学生本应学成后回到祖国，但是大多数人却在毕业后留下。接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家庭的资助下出国留学。留美的中国学生人数急剧增加。
　　一些即使在中国已经功成名就的人也去了美国。现在享誉世界的艺术家徐冰，在80年代末就已经是中国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但是他也在那时前往美国开展新的事业。
　　历史的转折点似乎都是由一些标志性事件引出的。如果说第二个美国的印象是由邓小平访美作为标志事件，那么第三个美国印象的出现就是以1999年5月7日美国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为标志的。这次轰炸是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对塞尔维亚部队进行空袭的一部分，它使大使馆中三人丧生，多人受伤。中国政府反应激烈，控诉北约故意以大使馆为轰炸目标。北约对此否认。
　　在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轰炸后，被民族主义激情驱使的北京学生包围了美国大使馆被打碎了使馆窗户。很久没有听到的“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呐喊声再次响彻中国的街头。
　　这些义愤填膺的抗议学生，后来有一些再次回到美国大使馆——当然不是为了抗议，而是申请签证去美国留学。但是对美国的怨恨之情在那之后的十年甚至更久开始在普通中国人中增长。
　　与此同时，对美国的崇拜也在增长。现在，每年超过二十万中国年轻人申请美国大学。一些人从美国大学获得全额奖学金，但是大多数申请人来自于富裕家庭，他们父母有好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也有支持他们孩子留美的必要资金，所以奖学金并不是关键。
　　也有一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例如社会不公的受害者，由于当地官员的腐败而不能替他们伸张正义，他们只好年复一年地向中央政府上访，被拒后又向美国大使馆上访，希望美国政府帮他们一把。中国的说法叫做“告洋状”。
　　最近我叫微博上的粉丝们谈谈对美国的看法。我的二百万粉丝们中大概有2000人转发或者回复。像我预测的那样，在讨厌美国和崇拜美国的人中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双方在我的微博页面上开展了争论。
　　一个典型的美国批判者和美国维护者的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一个写道“美国在很多事情上实行双重标准。它谴责其他国家的网络黑客，但是自己却组织对其他国家的服务器进行攻击(他指的是关于斯诺登的爆料)。它对其他国家的人权指手划脚，但是自己却关押着世界上最多的犯人。”
　　另一个阵营这样回应：“你说的国家不是真的指国家吧?美国反对的只是某些政权，不是这些国家本身。它反对的只是那些政权的所为。”
　　从对我微博的回复来看，崇拜美国的人还是多于谩骂美国的人的。
　　一名叫Cao Mengyu的读者还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我对美国的感觉就像一名学渣对学霸的感觉：羡慕妒忌恨。”
　　一名叫Shi Zhongyu的说：“看了那么多评论，我觉得难过的是人们总是把讨论集中在中国做的不如美国的地方——不管他们怎么样比较，最终都是美国好。”
　　还有一些谈到他们随着时间推移而对美国观感发生的变化。一个说：“十年前，我觉得美国精神的精髓就是独立、自由、敢想敢做的思维。而现在我慢慢觉得美国人其实更实在和理性。而且他们也记恨。他们在9/11后对拉登的追捕让我想起在珍珠港事件4年后他们毫不留情地在日本扔下两颗原子弹。他们不是善良之辈，所有事情都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寻求利益最大化，不管是在战争还是在争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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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美国可以说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美国的综合体。虽然第一个和第二个美国的观感完全不同，但有一个地方是相同的：它们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对美国的认识。然而第三个美国的出现，观点却走向分化。
　　这种分化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的裂痕。在经济发展了34年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收入不均、环境污染、腐败问题、司法不公、以及其他种种社会摩擦的原因，社会的分裂是在所难免的。当不同的社会阶层出现，很自然就有不同的声音，而且我们发现这些声音是互相冲突的。
　　第一种观点希望中国社会回到过去，回到毛泽东时代，虽然那时精神上受压制，生活上贫困，但是那时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没有普遍的腐败和不均。因为每个人都是穷光蛋，所以也没有收入差距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希望中国社会迅速发展。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回到过去不是办法，只有真正的民主自由能够解决目前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
　　这些关于中国社会的相互对抗的观点塑造了对美国的不同看法。那些希望回到毛时代的人大多数不喜欢美国，而那些希望社会向民主自由快速发展的人大多数崇拜美国。第一个美国和第二个美国原来互不相干，像中国俗话说的“桥是桥，路是路”。现在出现的第三个美国，桥和路连在一块了。
　　第一个和第二个美国反映了中国在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取向。然而第三个美国却不只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反映，而是反映了人们各自的社会等级和社会利益。不同的等级和不同的利益产生了不同的立场和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关于第三个美国没有共同的理解，只有分歧和争论。
　　最后，让我讲一个小故事来结尾。2012年2月6日，当时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一个月后我偶遇一名驻北京的英国记者。我们谈到这个事件的时候，这个记者说她不理解为什么王立军不去英国驻重庆的领事馆，而要在慌乱中驾驶340公里前往成都的美国领事馆。
　　我告诉她：“就中国政府来说，只有美国施加压力才能会产生一些效果。王立军当然知道这个道理。”
　　她也觉得如此。“如果我是王立军”，她说，“我也会去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吧。”

　　作者余华，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

　　说明：本文由Allan H Barr从中文翻译成英文并刊登在英国Prospect杂志上(链接如下)。由于中文原版在网络上并不能找到，本文由李爱华从英文再翻译成中文(有部分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