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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在第一期凤凰国际讲堂中，就中国“大国崛起”过程中的热点问题与敏感事项做出点评。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创新区域合作的新倡议，是激活南南合作动力的新探索，实施“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全面复兴。谈到中俄关系时，他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以及原苏联和今日俄罗斯的外交历史进行了剖析，认为双方应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继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Q:中国尚未统一，崛起与复兴从何谈起？
于洪君：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国土还没有完全统一。不仅如此，在某些地方，民族分裂势力竟然还在不断地滋生蔓延，这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可见，我们维护国家统一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反分裂斗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还得长期坚持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丧失争取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意识，不能因此而放弃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理念。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说中国是在崛起，或者说中华民族是在复兴。但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全面复兴是进行时，和平崛起也还在路上。我们讲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第一个“百年”已经快到了，也就再过5年！中国能有多大的变化？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甚至可能朝着不尽如人意的方向发展，比如经济、人口、环境等方面。而如今的外部环境，比如周边秩序、大国关系等，也比前30年更加复杂。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外交理念，要想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得到统一的认可，中国人民要在历史新时期为人类文明做出更为重大和久远的贡献，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耐心，要有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和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战略上浮躁与策略上急功近利，都是不可取的。
Q：和平外交手段太软，是否也该适时“炫耀肌肉”？
于洪君：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反映出我们社会上的两种情绪，反映出人们对我国外交的两种看法和主张。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外交问题；只要有外交问题，就有如何使用外交手段的问题。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不赞成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搞人身攻击、恶意中伤，好像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就成了“卖国贼”，而主张四处出击、挥舞拳头的，就是“民族英雄”。这种思维和想法，过于简单化了。
国际上的事情很复杂，矛盾是多方面的，利益是不断变化的，敌我友关系也是要不断调适的。搞外交就像我们处理任何事情一样，也需要多种手段并用，也需要考虑多种因素。要善于把各种各样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尽可能使各种手段相互配合，各种措施相互补充。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比以前要复杂多了。客观上说，是我们成长得过快，外部世界不适应。我们在国际事务当中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在理论上是有很好表述的。但如何真正发挥建设性的大国作用，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我们广泛参与国际事务没有错，但是如果把握得不适度，处理不好各种关系，就可能加剧外界对我们的疑虑和恐惧。就会像文革时期那样，一度出现“四面树敌”局面，最后形成“四面楚歌”状态。
我们现在综合国力增强了，在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上的影响力空前增大了。但要注意的是，现在的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们讲“和平、发展”讲了30多年，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些年，开始讲“和平、发展、共赢”。大家注意一下党的文件就可以发现，我们先是讲和平、发展，而后讲和平、发展、合作，现在讲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而习主席在国际场合讲得最多的就是合作共赢，几乎每次出访、每篇文章、每个演说，都离不开合作共赢几个字，至少是包含这样的思想。应该说，现在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更加客观、更加理性、更加全面了，对我们自己如何处理同外部的关系也更有经验、更加成熟了。世界上的问题和矛盾很多，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很多。但是，我们应对挑战的能力比过去强了，我们处理危机的手段比过去多了，应对各种挑战、抵御各种压力的本领，已经不是文革以前了，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那会儿。现在全世界都对我们刮目相看。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是要理性、越是要理智。
习主席2013年3月份在莫斯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讲话，应该说发人深省。这是他作为中国元首第一次对国际社会阐述自己对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立场和看法。他首先讲，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并且特别讲到，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当中，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中，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大家知道，过去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使用这些概念。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不少人还批判过“地球村”的概念，包括我本人。现在，“地球村”意识已经成为指导我们制订对外政策的认识论基础，成为我们制订对外战略和策略的思想指南，这是思想认识方面的一个重大飞跃。
有人说，“共同体”的提法是“理想主义”。我觉得，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是一种理想，是个美好的憧憬。但不要加“主义”两个字，加上“主义”两个字就另有含义了。这是我们的理想，这理想能不能变成现实？它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自己如何行动，另一方面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要看世界上那些大国，或者说看整个国际社会，能不能为我们打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能不能与我们相向而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要人类社会长期进行共同努力才行。所以，我主张，在当前这种国际环境下，在我们将强未强，并且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情况下，还是要在国际上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化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始终抢占道德制高点。否则还没有开始“格斗”，面子先输了，道义先输了，得不偿失。原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汲取。
不久前我曾发过一篇文章，谈苏联由国际主义蜕变为霸权主义的原因和教训。当年苏联曾是世界革命中心，拿出许多钱去支持世界革命，培训亚非拉国家共产党和革命组织的干部。现在看，这是意识形态输出，是价值观输出，是要在全世界实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曾喊出“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口号，后来还建立了共产国际。1943年，苏联把第三国际解散了，但成立了苏共中央国际部，对外输出革命始终没变。二战结束后很长时期，苏联对外战略中还有那些东西，认为这样做符合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潮流，有利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时代主题在改变，处理国际问题的规则也要改变，可苏联始终不变。现在回顾苏联这段历史，我们觉得他们太僵化、太顽固了。就连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也是简单化地沿用有关战争、革命的陈旧观点。后来他调整了，提出了“新思维”，结果走向另一极端。苏联在国际上绷得过紧的那根弦，立刻就断了。这个历史教训，非常值得注意。
Q：周边国家担忧“一带一路”可能产生安全问题，是否必要？
于洪君：“一带一路”不仅仅涉及经济问题，它是创新区域合作的新倡议。从经济全球化角度看，应该说我们的周边地区合作水平较差。我们所在的周边区域，也就是说亚洲地区，无论从合作意愿和合作机制建设上看，还是从合作成果上看，都远不如北美，更不如欧盟。我们提出“一带一路”，首先是要让周边各国形成合作意愿，谋求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共同繁荣，最后实现共同安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是激活“南南合作”，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内在动力的新探索。
我们的周边地区，除日本而外，基本都是发展中国家。俄罗斯特殊一些，说它是发达国家，似乎不完全是；说它是发展中国家，它未必能接受。但客观地说，俄罗斯目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确实不高。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们周边大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欠发达国家。过去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议题下搞合作，几十年不见成效。现在我们通过“一带一路”，把周边所有国家全部调动起来，或者说组织起来，目的是要全方位地推动互利合作，更好地发挥各国互利合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在任何国家，经济问题解决的好与坏，都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稳，或者说关系到政权的存亡。经济搞不好，社会就会发生动乱；而经济社会出现问题，政治上就不可能保持安宁和稳定。所以，推进“一带一路”，有助于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因而有助于最终实现共同安全。另外一方面，“一带一路”也是我们引领国际关系变革的一个新尝试。它的顺利实施，必须推动整个国际关系朝着更加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引导国际规则和秩序发生积极变革。通过资金融通，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而实现各国间贸易畅通。最基础、最核心的还在于民心相通。“民心相通”就是要在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上做到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认同，最终实现文明的包容互鉴，这是更高意义上的安全合作。
过去，我们曾经把人类社会看得过于简单，只看到差异和分歧、矛盾和冲突。如今，我们一方面看到矛盾的存在，看到问题和差异，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各国在谋求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最后也必然谋求共同安全。由于某种原因，有些国家可能会对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有所担心，担心我们的影响增长过快。但一般来说，这种担心多半是经济方面的，是资金或技术方面的。认为“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会直接关系威胁到本国政权稳定的，几乎没有，也不可能。反之，我们倒有些担心，主要是担心“走出去”的企业无力应对风险、造成损失，或者过度开发别国资源、导致当地环境破坏，给各方带来负面影响。至于政治安全、体制安全，我想，我们不会因推进“一带一路”而对哪个国家构成这种威胁，现在也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在这一方面对我们感到恐惧。如果说周边地区个别国家对中国发展壮大感到某些不安，那不是因为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而是由于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Q：俄罗斯与西方宗教文化及社会制度相近，但却矛盾重重，根源何在？
于洪君：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民族，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家，它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底蕴，现在又处于非常复杂的现实之中。简单来讲，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骄傲而又强悍、自豪而又自大的民族，不太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理念和文化。虽然它是欧洲的一部分，但有很大一块版图历史上就与亚洲紧密连结在一起。因此，俄罗斯文化既有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基因，又深受东方文化特别是高加索文化，以及中亚文化的影响。所以，俄罗斯人在文化上自成一体，其民族性格是独特的。在历史上看，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征服俄罗斯，俄罗斯反倒一次次地征服过其他许多民族，疆域也随之不断扩大。无论俄罗斯遭受多少苦难，最后都能挺过来。苏联刚建国时也非常困难，但也挺过来了。它通过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化强国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它酿成许多灾难，留下很大的政治历史创伤、社会心理创伤，但还是挺过来了。没有这个辉煌与苦难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它也无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最后胜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方国家对苏维埃俄国和后来建立的苏联采取敌视政策，对其孤立、封锁和围堵远远超过后来的新中国。我们新中国则一成立，苏联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就挺身而出，在外交上承认我们，在经济上帮助我们。我们刚解放时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为什么进展那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为什么那么顺利？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有苏联等国的支持。朝鲜战争我们为什么能打赢？除了我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外，苏联军事援助和技术支持，也是重要因素。当然，苏联人有自己的战略意图，这就是强力扩张他们所理解的“世界社会主义”。
正是出于扩张“世界社会主义”、建立和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需要，二战后的苏联不光自己迅速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而且帮助东欧各国很快实现战后民主改革与经济重建。那时美国人搞个了“马歇尔计划”，西方好多人现在都把“一带一路”倡议和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这是可笑的。“马歇尔计划”涵盖的就是西欧十几个国家，而我们的“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面对全球的。“马歇尔计划”提出后，苏联也慷慨解囊，不断加大扶持东欧各国的力度。应当说，为了当时欧洲的和平、稳定与复兴，苏联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不过，如同在亚洲一样，苏联在东欧搞兄弟般“援助”，也是服务于苏联外交战略需要，也是为建立和巩固势力范围服务的。
当年苏联凭借强大国力，在东欧建立了强大的势力范围，对东北亚事务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同西方进行了40多年的冷战。从此，苏联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这是今日俄罗斯与西方矛盾深重的历史根源。
Q：俄罗斯在大国游戏中真的是“长袖善舞”吗？
于洪君：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比较强悍的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也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和发展潜能的民族。尽管有人认为它没有那么优秀，西方国家很多人持这种看法，但我还是认为，这个民族不可小觑。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一度超过美国。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满怀信心地说：我现在就预先告诉你们，你们的孙子将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活，真的是信心满满。但是，苏联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全部扼杀掉了，最后在残酷的竞争中失利了。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搞改革，政治上实行民主化，经济上照搬西方制度，搞了“五百天计划”，结果越搞越糟。那时，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下降，石油跌到几美元一桶，苏联日子更加难过。戈尔巴乔夫到处伸手，就是借不着钱，他的改革总体设计有问题，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占，失败是必然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了苏联国际法地位和全部国际权益的继承国，但综合国力大大萎缩。虽然领土面积还很大，但人口比苏联时期少一半，经济总量损失一半还多。
那段时间，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全面激化，民族关系尤其紧张。绝大多数人食不果腹、衣不避寒，生活朝不保夕。叶利钦总统在外交上全面西倾，指望借助西方国家的帮助渡过难关。但当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嗤之以鼻，在政治、安全和国际事务中继续挤压俄罗斯，叶利钦的西倾外交严重挫折。国力不济、国威不再的俄罗斯，在国际上处境困难、颜面尽失。
我们观察俄罗斯，具有独特视角。尽管这个国家已放弃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理念与我们截然不同，但它幅员辽阔、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国民素质整体较好，具有抗拒各种风险和挑战的特殊能力。它不仅是我们最大的邻国，更是潜能很大的世界大国。因此，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俄两国就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以后，俄罗斯内外政策出现重大变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普京实行强人统治，政治上收拢权力，统一了国家的意志，团结起各方面力量；另一方面也是他运气好，他执政后石油价格疯涨，国家财政和居民生活状况大幅度改善，各方面矛盾得到了纾缓。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推进的同时，俄罗斯同美国、欧盟的关系也得到明显改善，大国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认识。其重要标志就是，西方拉拢俄罗斯加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它成了八国集团成员。
1994年初，乌克兰危机发生，俄罗斯趁机出手，从乌克兰手里夺下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出现严重危机。由于西方对俄罗斯实行严厉制裁，国际油价又大幅度下降，去年俄罗斯经济跌了3.7%。然而，俄罗斯人喜欢普京的性格，他的支持率依然很高，社会总体上也还比较团结。这是普京能够继续推行其内外政策，能够继续与西方国家周旋博弈的国情基础和政治前提。
作为历史文化和资源秉赋独具特色的大国，俄罗斯一向有自己突出的国际战略和利益诉求。出于自身需要和其他各种考虑，它并不想把它同西方的关系搞得过于紧张。历史上，俄罗斯是有妥协善变的传统和习惯的。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思想和原则，最早就是列宁提出的。近年来，俄罗斯跟美国的外交周旋还是进退有术、张弛有度的。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跟美国就推动和谈达成了共识，并且承诺要共同打击任何不遵守停火协议的一方。七国集团可能也要讨论是否让俄罗斯“重新回到组织”的问题，俄罗斯终究是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
苏联过去在国际事务中习惯于大国游戏，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如此。所以，不要指望俄罗斯会与西方长期对抗，更不要指望它与西方会斗得两败俱伤，别人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如果这样观察国际形势，或者把对外政策、对俄政策、对美政策都建立在这种估计之上，那就要出现失误，造成重大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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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8 14: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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