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纯一：福山眼中的特朗普和美国政治大问题 恐怖主义的影响被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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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一：福山眼中的特朗普和美国政治大问题
2016年05月17日 14:00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恐怖主义的影响被高估

尽管近两年来，伊斯兰国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同时大批难民涌入欧洲，福山依然认为伊斯兰国的影响被高估。“只不过是一群没有工作和女朋友的家伙在叙利亚西部、伊拉克东部的沙漠里建了一个所谓的哈里发国，来找到他们自己的认同”，福山曾这么说，“伊斯兰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问题，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具有很强的政治力量，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人太弱了。”福山认为，被恐怖组织乘虚而入的这些国家，真正的问题是缺乏政治秩序，缺乏保护自己人民的国家结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外交政策自“9·11”事件的十几年来，重点并不在那种传统的、19—20世纪常见的国家对国家的战略、安全与预测，而是关注别国的国家建设。美国想把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和平稳定的前提下改造成丹麦一样的国家。但是，一如美国在索马里、海地、民主刚果所做的那样，都失败了。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有所谓“民主选举”，一种看着很像民主选举的活动，实际上却内藏严重腐败。美国人对于怎么给这种症状分期已了如指掌，却不知应如何治疗。这些国家的政客利用选举程序资源来壮大自己。在福山看来，公私不分、政府被几个寡头用来满足私利而非提供公共服务，是很多国家包括乌克兰失败的根本原因。

席间有观众提问，曾经有位日本教授说发展的三要素是有一个好老师，好警察，再加上好的税务官，有趣的是他根本没有提选举。这令人想到，是否在美国政治中，选举被过分强调，而不是关注法治(也即福山在新书里强调的政治秩序三大支柱之一)，这也导致了美国为别国设计制度时，过度强调皮相上的选举程序?福山承认，美国人不喜欢“国家”这个概念，更偏爱选举和民主。在美国、意大利和希腊，选举和民主是在有现代国家凝聚力之前就出现的;而在德国、日本、瑞典、丹麦，现代国家的凝聚力是在威权时代外部军事竞争压力下形成的，也就是在国内的民主开放之前。因此，怎样在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植入法治，法治究竟怎样诞生，人们其实并不清楚。福山坦言，他写作这部书也是想要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写作的过程是一种自我教育。

在他看来，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仍是国家自身及其权力。现在有很多经验研究表明，权力正越来越分散，从国家和各种等级体系中流出。特别是在信息革命时代，人们倾向于认为国家对一片地理区域的控制越来越不重要。加之今天的公民对政府在做什么知道得更多，这也加剧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更不愿意给政府以合法性。并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拔高了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值——现在很少有人早上醒来会说，我太感激了，垃圾被运走了。福山认为，这里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等，人们似乎忘记了国家政府对政治秩序的贡献。面对现在的跨国公司包括谷歌以及那些跨国毒品组织，由谁来行使法律管制他们呢?只有国家。而国家就是建基于地理领土，以武力保障统治的——我们离不开国家的这一基本职能。

特朗普是美国民粹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福山试图理解政治秩序如何产生与演变。他认为新民主国家的腐败并非无药可救，美国自己就是从腐败和庇护主义中走过来的。因此，19世纪美国的转变历程或许可以给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印尼这些当代发展中国家以启示。

在美国独立后的头十年，公共部门非常小，公职人员只有3000人左右，就是收收关税、提供邮政服务之类。政府里都是“乔治·华盛顿的朋友们”，出身乡绅阶层，毕业于耶鲁哈佛普林斯顿。那时候能投票的白人男性只有10%。但是，1820年，向所有白人男性开放议会选举权后，事情有所变化。1828年总统大选，安德鲁·杰克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对决。亚当斯是一个典型的波士顿上层人士，年轻时游历欧洲，会说外语，毕业于哈佛，父亲是第二任美国总统。而杰克逊则是一个拓荒英雄，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来自田纳西乡村，大酒鬼，喜欢枪，1812年的新奥尔良之役让他一战成名。

杰克逊代表的便是美国的民粹主义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前两年风头强劲的茶党，以及现在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他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美国长久以来怀疑精英的民粹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杰克逊说，我们不需要被耶鲁哈佛的毕业生统治，普通美国人就能管理好这个国家——那时候，美国的平均教育水平大概就在小学文化程度。他也不相信国家银行，不相信强政府。结果杰克逊赢得了1828年的总统大选，当选后，还要求自己任命部长。这就开启了此后美国历史上长达百年的“恩庇制”(或称“分肥制”)。这一时期美国大大小小的公职，从联邦到地方层面，从邮递员到内阁部长，都要通过政治支持来换取。因此每次两党轮换，这个国家里所有的邮递员都要下岗，然后被另一党的邮递员取代。这种制度自然便是滋生腐败的温床。

当一国教育和财富水平不高时，鼓励公民投票的最好方式就是许诺以个人回报。普通人会非常在乎一份在警局或邮局的工作，至少要比对法国的贸易政策之类的抽象议题感兴趣得多。这就是美国政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运作方式，和现在印度、巴西、印尼的情况很相似。

转变是由一场意外引发的。具体地说，19世纪末，美国经历巨大社会转型。由于铁路的出现——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互联网，美国逐渐从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大陆市场，乡村城市化，有了底特律、芝加哥，出现大批新兴中产阶级。中产对万事都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对政府。于是就有了要求改革低效腐败政府的草根运动。不过当时在台上的人没有一个想改革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然而，1882年，当选总统不久的詹姆斯·A.加菲尔德被一个想被任命驻法使馆公职而不得的人暗杀，加菲尔德遭枪击六周后痛苦地死去。暗杀让议员们在1883年投票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这一法案要求公职人员必须通过考试才能上任。此事影响深远。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草根支持和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都不可能发生。紧接着的是美国历史上的进步时代，美国很幸运，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巩固了这一成果，慢慢地，腐败的政治体系被现代行政体系所取代。

美国政治的大问题是两极化和游说团体

治理高度腐败的一个途径是在外部压力下动员全体、对外作战，这当然不是一个好选项。美国则是通过经济增长，让上升的中产阶级对政府提出更高要求。这也是目前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但是，一个社会的精英总是倾向于利用有利地位使政治体制向他们倾斜，或是致富或是得到更多保护。这一滑向腐败的进程需要得到制衡。不过，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制衡太多，反而变成了一种政治衰退。

福山认为，美国民主的衰退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正在发生的两极化倾向。20世纪时，国会两党还互有重叠，但1980年代末开始急剧切分，最自由的共和党人可能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还要保守，不再像过去那样存在有交集的中间群体。与此同时，美国人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阶级和意识形态来相互区分。最近一项研究甚至显示，美国家长对于儿女结婚对象的宗教或族裔，并不看重，更在意的却是对方是否属不同党派。

二是美国有太多的利益团体大把砸钱游说。1990年代开始，游说活动愈加汹涌。三是与此相关的，在制度层面，美国的权力制衡体系实在太复杂，拥有否决权的人太多。美国的建国先驱为了力避出现过度集权的政府，设计了一个非常反多数的决策体系，让那些相对较小的群体可以对他们不喜欢的事物直接说不。美国政治体系中有着层出不穷的“否决点”，被福山称为“否决政治”。

由此，利益群体想阻碍法案实在太简单了，要达成任何符合大众利益的一致决定都十分困难。最后的结果就是，普通人的利益反而被忽略。

目前，有很多税务专家提议降低高达35%的企业税，要知道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约为20%。但这在目前的“否决政治”下，根本办不成。类似的例子还有，美国对冲基金经理们的税率是15%，而其他做普通工作赚工资的人却要交35-37%。没人觉得这正常，但基金经理的游说太厉害，其他人无法改变现状。像这类办不成的事情比比皆是，各种立法、枪支管控、移民法案，任何一个组织完备的小众利益团体都能设碍。

白人工薪阶层被忽视

福山表示，在这样一个政府因被过度制衡而停滞不前、对真正促进公共利益无所作为的背景下，特朗普一路飙升的支持率不是不可理解的。

特朗普声称要让美国重新变得伟大，而人们记得的伟大时代就是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1950—1960年代，美国社会的主流群体——大多数白人男性都有一份制造业的体面工作，有很多保障和社会支持，居住在有凝聚力的稳定社区。现在，他们的一切都被拿走了，经济发展与他们无关，制度政策都不利于他们。技术和自动化的发展替代了人力，还有全球化，制造了赢家和输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在全球化中得益很多，与通常为高中教育水准的白人工薪阶层是两个群体。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觉得生活更艰难、更复杂了。不仅在美国，在欧洲，匈牙利、俄国、土耳其，给那些威权民粹政客投票的，都是下层中产。而美国的两党都没有真正帮助这些人。共和党代表的是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一直认可开放移民、自由贸易，这两点都会损害白人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民主党则是紧盯着认同政治，在乎的是同性婚姻、环境主义、女性主义，也就是满足各种族群的诉求，却有一个族群的诉求被他们忽视了——白人工薪阶层。

现在发生在美国白人工薪阶层身上的，是如下事实：从男性工人的实际收入来说，不仅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挣得少，甚至比1970年也即他们的父辈都挣得少。越来越多的数据被发掘，对这一群体的讨论著作如井喷般出现。

白人工薪阶层过得不好，更糟糕的是收入和地位下降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如今，药物滥用已成为这一阶层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是在今年2月新罕布什尔州初选时发现的，所有候选人都惊呆了——初选时，这些选民脑子里的头等大事竟然是海洛因上瘾!人们万万没想到，99%都是白人的新罕布什尔州会发生这样的问题，这通常是印第安纳乡村或者堪萨斯才会发生的事。此外，目前美国白人工薪阶层中，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占到70%。而在1980年，非裔美国人中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占70%时，人们还讨论说这是下层非裔美国人的一件大事。如今，经历这一危机的却是传统白人家庭。

所以，这时候出现一个口出狂言的反体制政客，正回应满足了下层白人的愤怒、仇恨和恐惧。在这方面，担忧的顶峰是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最近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虽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从独立战争时期起就一直有人在制造“我们本来就是这儿的”情绪。本杰明·富兰克林，这样一位富于启蒙精神的人物，也觉得要把德国人、瑞典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太杂了，不是我们这样纯种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20世纪，美国一直存在“纯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迷思。如今的论调则是感到身边都是穆斯林、墨西哥人、中国人，仿佛美国正在被这些人偷走，白人们觉得自己快要成为少数族群了。乔姆斯基说，这不禁让人想起：1920年代，德国处在西方文明的顶峰，在艺术、科学上都是民主的典范。1928年，希特勒得到了3%的支持率。从此德国从西方文明的顶端一直坠入人类历史的深渊，这一坠落只用了十年。“我不说这是一模一样的，但确实有相似性。”

福山说，如果要举一个和特朗普最相似的例子，那就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那种发自内心地喜欢出镜，但实际上完全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的人，如果真的当选总统，非常危险。特朗普的一大问题是，他正在承诺的是他没法兑现的事。从外交政策来看，如果他当选总统后确实按照目前言论行事，诸如宣称美国应该离开现在和北约、日韩的联盟，还对普京和其他威权政府领导人表示倾慕，是个好战的民族主义者——那么肯定会改变美国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方式。不过，最大的且已经发生的危险，还是特朗普强化了美国现在的两极化倾向，让政府越来越难做决定。

本文原标题为：福山谈特朗普和美国政治

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