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谁不改革谁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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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梁为，原题为：《邓小平南方谈话：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原载于《时代周报》

1992年元旦，在南海视察工作的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接到了省委书记谢非的电话，后者让他立刻赶回广州。谢非在电话里说：“我们一直盼望的那位老人，终于要来了。”于是，陈向南海的同志告辞，对方问什么事走那么急。陈说：“你们可能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但也可能永远都没法告诉你们。”

这段凝重的话，是陈开枝在以后的媒体采访中经常提到的。而另一位亲历者吴松营说：“1992年，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该走怎样的道路，是每一位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的人所为之忧虑的。1988年……”

“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1988年，在全民经商潮的背景下，因价格双轨制、“倒爷”，计划经济下的流通体系彻底崩溃，此后的价格闯关失败，物价失控，经济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失控。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中央对经济实行整顿治理，紧缩银根，减少基建，其后三年经济发展都在4%—6%的低点徘徊。在民间，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甚至有人说要取消经济特区。惶惑不安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整个社会的气氛沉闷压抑。

“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小平同志决定南巡，决定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去。”1991年6月，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与深圳市委同时发出通知，“通知只有寥寥几句，就说小平同志将来广东休息，让广东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而广东方面在接到通知后，急忙研究拟定了小平视察的路线，并交到北京。“小平同志也看了，认可了那个方案。我们还连忙装修了深圳迎宾馆的几个房间，并从6月起就开空调，不让房间有味道。但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一直在等待着。”

在陈开枝接到谢非电话的几天后，从中央下来一个三人先遣队。他们说，只是来休息的。“然而我们今天都知道，这是这位88岁的老人的最后一搏，为了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搏。”

1992年1月19日早上，深圳火车站。天气阴冷，有轻雾。这种南方的湿冷比之北方更是寒气逼人。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一行十多人静静地在站台上等待着。没有人说话。站台暂时被封闭，只有稍远处有几个车站的工作人员。9点整，一列没有车次编号的列车缓缓驶进。那位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从车厢走出时，众人簇拥上去。时为深圳市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站在外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他感到“有一种幸福感”，因为他知道“他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一辆中巴车把老人接到了深圳迎宾馆。但老人只在庭院里散步了十多分钟，就要求到市区去看一看。

最后来到了皇岗口岸。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小平同志站在口岸上，桥面上风很大。我都感到很冷，心想，一位88岁的老人，这多不简单。这天他穿了两件毛衣，一件风衣。他站在桥面上看深圳的全景，而后看着香港那边，他问身边的边防站长熊长根这是什么河，熊回答说深圳河，然后小平同志就不说话了，向香港方向走了一段，离口岸只有十多米了，然后停下来看那边的香港，看了有十分钟。他不讲话，也不问话，周围的人也不好说话，就那么站着陪着他。”

接下来的几天都如安排进行。20日上午深圳国贸中心大厦、深圳先科激光公司，21日华侨城，22日仙湖植物园。

“一路上，小平同志心思凝重，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在深圳最高的国贸中心大厦的旋转餐厅，老人讲道：“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改革开放动摇不得，继续发展，人们生活要不断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的面貌就会很不同了。”

他还谈到了中国要保持稳定，要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重大问题。吴松营回忆说：“他说，为什么苏联会垮台呢，就是接班人没有选择好。中国之前出现的问题也是出在党内。第二是现在的中央领导班子都六十多岁了，都不年轻了。再过20年就和我一样了，聊聊天还可以，工作就不行了。所以要找年轻的接班人，我也曾经找过两个人，但都失败了。”

在将要离开深圳的22日下午，老人没有外出，就在迎宾馆里接见来访者。这是在深圳的最后一个下午，来了很多人，除了国家主席杨尚昆，广东省委与深圳市委的领导外，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也是这天，邓在谈话中说道：“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我说不争论，一争论，就把时间都争掉了。要敢闯，没有一点敢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一点干劲，干不出新事业……现在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现在又搞这个东西好不好？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看对了，就放开，错了就纠正，关了就是了。关的时候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

很多年后的今天，吴松营说：“在与小平接触的几天，他和蔼可亲，但他谈起政治时，却非常地坚定，甚至有一些冷肃森然。”

当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说，谢非感觉在这几天中，老人一直想讲话，也讲了一些话，但是，似乎有些东西还并没有讲出。

在深圳往珠海的海上

于是，在1992年1月23日上午，在深圳蛇口一个军用码头。当小平同志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道别时，谢非将专程赶来接小平往珠海的梁广大拉到一边，说：“这几天我看老人家一直好想讲话，但又没有说出来。我俩分分工，我汇报省里的情况，你汇报特区的工作情况。有什么问题你照讲，但不要讲太长，让老人家多说说。”

梁广大说“好”。

于是，在一艘编号为902的拱北海关的缉私艇的船舱里，梁广大汇报完特区的发展情况后，说：“现在有好几个主要的问题，首先是，我们的政策总是变来变去，外商都在观望，有的还不敢进来。”

“当时，我说这个后，看了一眼老人。因为我提的问题非常重。老人神色凝重，但很快接过话题批驳起来。他说，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左’，但也有右，‘左’是根本的。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着大帽子吓唬人，他们打着革命的旗号，很有欺骗性。‘左’的东西在我们党内很可怕啊。”这时邓楠在旁边说：‘你在历史上几起几落，就是受‘左’的迫害。’老人听了，举起右手，伸出三只手指说：‘三次啊！’”

梁广大又说：“现在有人说我们搞的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一套，是典型的资本主义。”

老人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讲到这里时，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阵忽然爆发出来的掌声引得船舱外的乘务员、服务员都走了进来。他们可能想，发生什么了，怎么忽然大家都在鼓掌。那种激动都是自发的。”

梁广大受到了鼓舞，就不再拘束了，“将自己的困惑一一说出”。于是，老人家针对着他的话，又讲到了“两手抓”，讲到了“共同富裕”，讲到了“三个有利于”。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和平演变。根本问题是发展经济，如果经济不发展，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东欧为什么一夜之间就倒下去呢？关键问题就是发展经济问题。”

一直到船靠岸许久，谈话还在继续。工作人员三次走过来告知船靠岸。而岸上的人见到船停在离岸几十米的地方，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岸上等待的人有朱森林、何仲云、雷于蓝。

“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

船靠岸。接送老人的车经过珠海凤凰大桥、海湾大道，当驶过海湾大桥时，小平同志说：“我的决策还有一个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起稳定的作用。”谢非在一旁说：“这个才重要。”

在珠海接下来三天的行程中，老人用自己的话强调着这一点。

与深圳不同的是，在珠海的行程中，安排老人参观了一些企业。24日上午，珠海特区生物制药厂，25日上午，亚洲仿真系统工程公司，而在27日，安排的是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个股份制有限公司。

梁广大回忆说：“为什么安排一个股份制有限公司呢？确实是有着深意的。我们想让老人家看看私营企业发展的情况，希望他在那样一个场合提出一些对私营经济发展的支持的话来。”也就是在江海公司，小平同志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你们这里是很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没有安排外资企业呢？因为那时候珠海并没有特别好的外资企业。本来我们最希望让小平同志去珠海西部，看看当时正在兴建的港口、国际机场，还有广珠铁路。但是路况不好，当时，我们提出想法后，中央警卫局和广东警卫局的同志还专程去西部探过路，但当时连接西区的珠海大道还未贯通，很大一部分还是沙土路，考虑到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就没成行。”

1月28日上午，在拱北口岸的粤海大厦最高处的旋转餐厅，这一天，“国家主席杨尚昆也在，也就是在餐厅里，小平讲到，‘谁反对改革，就让谁睡觉去好了。’”

当参观结束，从大厦出来的时候。大家发现，闻讯而来的群众已经把大厦外三条街道围得水泄不通，有的爬在墙上、树上，有的爬在栏杆上，有的甚至爬在房顶上。有的人喊“邓爷爷好”，有的喊“小平同志好”。“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人会想到，老人家也没有想到，他很激动，兴奋得身体都在发抖，他向群众缓缓地招手。”

梁广大印象最深的情景是小平同志离开亚洲仿真公司时。那天，老人家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也谈了很多话，已经很累了。当离开亚仿慢慢地走向停候的小巴，要上车了，最后却又转过身来。“他对我和游景玉(亚仿公司的高级工程师)说，你们现在是个好机会，你们要抓、要抓，我们国家已经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再等了，我们对国家要爱啊，对人民要爱啊。”

南方谈话要让人民知道

“我当时听着老人说的话，很感动，也很心痛。一个已经88岁的老人了，对这个国家仍是那么忧虑，那么爱。所以，当小平同志离开珠海后，我就想，一定要让人民知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的思想。一定要让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曾经做过那么巨大的努力。”

梁广大向谢非提出，希望能让小平南方谈话思想尽快见报，谢非说先等等。但梁广大等不住了，他心想，本地报纸不能刊发，那我就“出口转内销”吧。2月12日，他找来时任珠海宣传部副部长彭冠和珠海特区报的摄影记者何华景，让他们找出一些代表性的照片来，第二天，邀请了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的社长来到珠海，把选出的照片交给了他们。2月14日，那些照片遂整版刊登在此三家报纸上。

一个星期后的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发“猴年新春八评”的第一篇《扭住中心不变》。猴年新春八评从20日起，每两日发一篇，一共八篇。这八篇评论文章除在香港媒体同步转载外，《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其中四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看到第一篇后，立刻致电深圳，让其把所有文章传真至国务院。当时“他正在筹备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紧锣密鼓地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由此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外国媒体纷纷转载与评论。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深圳特区报》3月26日刊发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作者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此文甫一刊发，全国重要的报纸纷纷转载，人们争相传阅。而“小平南巡”也成为刚度过猴年春节假期的全国人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之后，立即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震动。

“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因而是继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其中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精辟论述；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新概括；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等，都是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从理论上作出的新回答，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在理论上的巨大突破，而成为了党十四大的理论基础。”

多年之后，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描述当年的情景：“黄钟大吕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左’的瓦釜之鸣。”

其后不久，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

先行者的今天

听深圳市宣传部前副部长吴松营说自己的近况时，我觉得很是吃惊。59岁的他还是每天六点多起床，然后去游泳，冬夏都是冷水池。游泳完吃早餐，随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的办公室在深圳报业大厦的38楼，出了电梯，左边有一个门禁，当门被一个保安从里面打开后，你会看到门边放着一张小凳子。那位年轻的保安就常常安静地坐在那。38楼的办公区很静，只有窗外深南大道的背景声。

坐在眼前的这位老人脸色红润，很是慈祥。

2005年从报社集团的书记、社长职位退下来之后，他并没有闲着。他是广东文史研究馆馆员，身兼众多大学的兼职教授头衔。用他的话说，最忙的是作为“深圳市新闻人才基金会理事长，管着六七百万的基金，要好好利用这笔钱，培养深圳的报业人才”。而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利用现在的时间好好看书，写文章。他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他信赖萨缪尔森学说(他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此，当我听他说发表过《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以及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再论破除对市场经济的新迷信》，就不觉得那么奇怪了。

当我说到张维迎的《市场的逻辑》时，他说：“我与张维迎相识。当年厉以宁任清华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时，聘请我为兼职教授，我去讲课时，张维迎也来听我的课。当然他是专业研究经济学的。他信赖自由的市场经济，这与我有对立之处。这或许与我俩的身份不同有关，他是学院派，而我一直在政界，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工作，所以我们对经济学的理解有所不同。”

我想不到这位深圳市宣传部前副部长，在退休之后，仍然对新思想那么孜孜以求，我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乐趣，可能这是人生所有可能性中的最高乐趣。


采访珠海原市委书记梁广大给我带来另一种感受。他的办公室在珠海市政府5号楼的7楼。这是一栋办公副楼，七楼是一些简单的会议室，信息研究中心、计划生育办公室等。在约定时间前，他的办公室门紧锁着，我站在门外等，走廊上不时有人说话、走动，而旁边一个办公室在装修，不时响起电钻的声音。让人以为到了一栋民居楼。十点，不多不少，梁广大到了，他看了我一眼，但并不说话，表情很严肃。

他把房门关上后，房内安静了不少。他的办公室也很宽，有两个房间，里面是书房，外面是会客厅，还有一个小卫生间。他退休之后就完全退下去了，不像别人仍然挂着很多职位。为什么政府给他布置这个办公室？他说，是因为他要看一些政府里的文件，而那些文件是不能带走的。在采访过程中，我很难插得进话，只能静静地听他说。从1984年的邓公第一次南方谈话讲起，到1992年，他给你讲他能记起的每一个细节。而在讲述的过程中，他表情冷峻，头微微仰着，仿佛头顶上的天花并不存在，直接是那天珠海的阴霾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