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绑架的“逼道歉”伴随言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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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女星范玮琪因为在九三大阅兵当天上午晒双胞胎儿子,遭到了网友抨击,指其不爱国。9月4日晚,范玮琪发文道歉。阅兵当日晒娃就是不爱国？一条简单的微博就能引来大量并言辞激烈的谩骂，这背后习惯和逻辑从何而来？
　　“逼道歉”是搞论战、争好坏的现代产物
　　这是一个充满“歉意”的夏天，从贾玲、陈凯歌到范玮琪，都莫名其妙地犯了众怒。要求道歉的人数越来越多，给这些名人扣得帽子也越来越大。纵观以往的事件即可发现，如此莫名其妙且言辞激烈的口诛笔伐，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特殊文化。
　　1990年，上演了一个电视剧叫《唐明皇》，有一部分人说不好看，剧组的成员跟记者开了个研讨会，会议记要登在《中国电视报》上，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明皇》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等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
　　我们觉得好，你说不好，就是智商不高；我们在欢庆阅兵，你在晒娃，就是不爱国。很多年过去，人们的论战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就是要争出谁好谁坏。如今的论战体现在道歉这件事上，你道歉了，就证明我是好的。
　　关于如何成功逼迫别人道歉，他们也有一套制胜法宝。首先要抢占道德制高点，比如有评论说“我们都在看阅兵，为祖国欢呼，你还在秀孩子，恶心”。 这么一来，凡反对的人，必是道德上可疑的人；其次要扣帽子，而且要扣得大，例如“台湾人搞独立、不爱国”；孰是孰非论证完，就该拉拢围观群众了，有了道德高点辅助，群众自然纷纷表示支持，谁都更愿意站在高处指责别人。
　　这种“逼道歉”看上去只是一种网络现象，实际反应的是言语攻击和奴役心理。
　　“逼道歉”伴随言语暴力，人人都是危险的
　　梁文道的《我读》中曾写道，最近十年，我们的思想界、文化圈喜欢搞论战，一论战就把人分类。我们看那些论战，尤其是网上的论坛，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非常情绪化，动不动就要把人批判到死为止。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2015年4月21日，艺人杨又颖选择在台中结束了24岁生命，生前曾被指酗酒卖身。哥哥召开记者会，公开了她生前遗留下的声明。声明中表示，希望能透过自己的死告诉大家，言语霸凌的问题值得被重视，也很想知道过去网路上攻击自己的匿名抹黑者是谁。“请记得谁也骗不了自己，我将带著事实到别的地方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地狱。”她说
　　危险不仅仅限于被攻击的人，而是在每个人身边。王小波曾在《论战与道德》一文中曾表示，去看电影，尤其国产电影，也有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赖，但有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
　　在人人自危的时代，曾有“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我现在给大家耍猴戏”。而如今许多网友在微博上发“祖国万岁，带儿子吃火锅庆祝。”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有人要共同欢乐，而我们说你也有流泪的权力
　　众人都开心时，我们能不能选择不开心？莫言在他的诺贝尔颁奖致辞《讲故事的人》里回答了这个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莫言说，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要求一同高兴，一同悲伤，一同赞叹，一同批评，本质上就是一种奴役。无论你的内心是多么伟大深沉痛苦悲伤，都不应该成为强制他人共同参与的冲动。
　　奴役的目的通常会用煽动仇恨的方式实现，鼓励大家去仇恨一些人，残害一些人。这可以迎合人们野蛮的孽根性，煽动仇恨、杀戮，乃至可以达到灭绝外民族都不要花费什么。煽动家们只能用这种方法给大众提供现实的快乐。纳粹在残害犹太人时，用的正是这种办法。
　　范玮琪事件看上去只是一次普通的网络暴力，实际反应的是一种潜在奴役心理、语言暴力、和近几年常见的人群对立现象。言论自由的社会里，骂人是骂人者的自由，但我们也需警惕，当谩骂转变成伤害，自由反变成奴役时，身处社会的每个人，该如何自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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