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与樊城城市职能的形成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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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与樊城城市职能的形成与演变
发布日期：2016-10-09 原文刊于
成一农

一、问题的提出
    襄阳与樊城隔汉水对峙，形成了非常典型的“双城”结构，在历史上襄阳长期为行政治所，而樊城在大部分时间内地位都不高，只是在明清时期成为襄阳下属的一个承担着重要商业职能的市镇。那么问题在于隔河对峙的两座聚落的功能和地位为什么在历史时期会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由于襄阳和樊城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往对这两座城市的研究较多[1]，但这些论文除了论述这两座城市的形成、发展以及各自的职能之外对这一问题关注的较少。本文即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在具体分析之前，还需要对以往与中国古代隔河“双城”有关的研究进行一下回顾，这方面最为经典的论文即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一文，该文在“复式城市”一节中，将复式城市，也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筑有城墙的独立部分组成的城市”[2]分成了五类，其中樊城与襄阳被归为第二类，即“在河流或运河两岸的沿河集合城市”，“至于一个重要滨河集合城市，其两个组成部分都筑有城墙，而只有一个部分是行政中心的，传统的看法是他们各为独立的城市。湖北汉水上的襄阳府上樊城就是这样”[3]。他的这一归类实际上存在问题，因为其第四类为“城市由一个行政城市及其商埠组成”[4]，从实际情况来看，襄阳和樊城归为这一类可能更为合适。此外，对于这些复式城市形成的原因，章生道并没有进行太深入的探讨。关于“双城”具体的研究还有覃影《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5]，主要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分析了叙永厅、县隔河而治的缘由和发展过程。
李晓峰、徐俊辉《并立与分化——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复式城市的形成、类型与启示》一文对汉水流域的“双城”进行分析，其中将樊城镇认为是襄阳府商业的拓展，由此形成了“商业拓展型复式城市”，提出“由于襄阳城一侧汉水河岸不便停泊船只，上下汉水和往来唐白河的商船大多只能停靠樊城一侧，所以樊城自然而然地成为襄阳城外最重要的商业区”[6]，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见解，不过其认为樊城镇在南宋初就成为襄阳拓展出的商业市镇以及樊城镇的商业是襄阳的拓展这两点都存在问题，而且对于樊城镇兴起原因的归纳也并不完备。

二、地理景观与交通线
1、襄阳与樊城早期地理环境的复原
    由于襄阳与樊城都是滨河城市，其城市职能离不开港口的兴衰，而港口的兴衰又受到河流与河岸的影响，因此要对襄阳赫尔樊城的城市地位与职能的形成与演变进行分析的话，那么首先必须要复原城市最初形成时的地理环境，然后才能在地理环境变化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因素来分析两者城市地位与职能演变的原因。
    不过，以往研究中对于襄樊附近地理环境，尤其是河道与河岸的研究并不够深入，如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变迁进程的初步研究》一文虽然注意到了城址的变化与河岸堆积的问题，但并没有将其与城市地位和职能的变化联系起来；鲁西奇《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7]一书的相关章节中对于襄阳附近早期河道与河岸的推测较为粗略，当然这与当时缺乏深入的考古工作有关，而且受到该书主题的限制，书中的结论也未能与襄阳与樊城城市兴衰和城市职能的演变联系起来。不过，基于述两篇论著以及其他一些史料，大致复原早期河岸是可行的。
    根据现有城址复原的情况来看，襄阳城址的北墙自建城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而且即使现在其北侧距离汉水也不算很远，因此汉水在襄阳城北，无论侵蚀还是堆积都不严重。唯一的变化就是明初的时候曾在旧城东北拓展了新城[8]。文献中虽然没有说明这次扩展的原因，但这种滨河城市应当尽可能的靠近河岸，一方面便于城市的水运，另一方面扩建之后在河岸与城墙之间没有太大空间，因此在战争期间敌方在登陆之后就没有太大的活动空间，有利于城市的防御。上述两点，再结合后文对襄阳城东河岸演变的分析，可以认为襄阳城东北的汉水岸应当存在持续的堆积，明初对城市东北角的拓展即是要将堆积出来的河岸尽可能的包括到城墙中。
    襄阳城东的河岸变化十分巨大。首先，从现有研究来看，汉魏时期的襄阳城大致位于今天襄阳老城的西半部分[9]，此后才逐渐向东扩展，由于其在汉魏时期产生时有着重要的军事职能，因此不太可能在东侧与汉水之间留下太大的空地，这样会削弱其军事上防御功能。其次，王先福根据考古资料提出“今襄阳城东门城墙内侧区域仅发现明代以后的堆积，同时，该地明代堆积下全为淤泥”[10]，同时目前在明清襄阳城以东并没有发现时间太早的遗迹，目前发现的几座东汉至三国时期的墓葬也都集中在汉魏襄阳城的东门外，也就是明清襄阳城的东部，由此似乎证明这里在明代之前很少有人居住，很可能汉水长期在这里堆积[11]。再次，按照文献记载，襄阳至迟在唐代会昌年间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环城堤防[12]，如果当时襄阳城东侧如同民国时期那样距离河岸很远的话，那么就没有必要修建这一环城大堤。最后，在1949年的测绘图[13]上，襄阳城东鱼梁洲与陆地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其上并无任何建筑。上述几点综合来看，襄阳城东的汉水河岸最初与襄阳城之间的距离应当是很近的，此后由于唐白河的顶推，泥沙逐渐沉积，逐渐形成文献中提到的各种沙、洲，而后这些沙洲上逐渐与陆地相连，由此襄阳城东侧河岸逐渐向东延伸。
    与襄阳相比，樊城的河岸变化较小，王先福提出“城内文化堆积最早只能到明代, 其下为淤积土……由地下勘探、发掘情况分析, 东汉及三国时期的樊城可能在今樊城的北部, 且地势较低, 后随着汉水河道的南移、河床的抬高而逐渐向南发展, 地表也不断抬高, 直至形成今天樊城的地貌”[14]。不过，随着河形的变化，汉水的冲蚀和堆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樊城南侧的汉江河岸也是如此，这点参见后文分析。

2、历史上襄阳与樊城交通
    与河流不同，古代交通线路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极少发生巨大的变化，历史上襄阳和樊城的交通即是如此。
    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复原了以襄樊为中心的道路，大致有以下几条：向北经邓州或向东北经南阳至河南府（洛阳），或向西北经内乡、商州等至长安；向西北沿汉水转陆路可以进入汉中，然后再进入四川；向南或经汉水或由陆路经荆州都可以抵达长江[15]。宋代的交通也基本如此，可以参见冯波《宋代襄阳地区工商业发展初探》[16]，而且上述交通线路也可以适用于唐代之前。
    明代的驿路稍有差别，向西北不再进入陕西；向东北经由南阳直抵郑州；向南或由陆路或经汉水都可以直抵长江；向东南则经由枣阳、随州、镇安府等也可以抵达长江[17]，不过以上都是官方的驿路，实际上的交通线应当远多与此，至少与陕西之间的交通线是必然存在的。
    清代光绪《襄阳府志》的记载为 “其道路：水则溯汉而上达陕西；沿汉而下达于江；西由均光交界之小河通龙驹寨抵陕西；襄阳之唐河白河通河南；钟宜交界之蛮水通南漳；沮漳二水下通江陵；枣之白水通汉，余皆不可舟楫。陆则北通河南之新野、唐县、邓州、内乡、淅川；东北通河南桐柏；正西与西北皆通郧阳；南通安陆；东南通随州。其间道，河南自枣阳径通安陆，又邓州、入光化径通南漳；由当阳可入蜀。道路错集，山川险要，自古守楚者必以襄阳为重”[18]。
    从上述材料来看，古代文献以及以往研究对于襄阳作为重要交通枢纽的评价并不为过。不过，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转移，货物的流向可能会存在变化，而这会对城市职能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具体参见后文的分析。

三、襄阳与樊城城市地位与职能的演变
1、先秦至唐代
    关于襄阳与樊城的早期历史，前人已经多有研究，其中樊城与周仲山甫所封之樊国无关，经过多位学者的论述，已经成为定论，在此不再赘述[19]。这里要讨论的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隔河形成的两座城市，位于河流南侧的襄阳在行政地位上要一直远远高于位于河流北侧的樊城。
    这里首先要阐述一条中国古代城市选择的规律：虽然交通线是双向的，不过在分裂时期，在河流等天然险阻附近修建城市时，处于进攻态势或者实力强盛的一方，如果将治所设置在河流靠自己的一侧，那么由于天然险阻为攻守双方所共有，因此对于进攻方非常不利。在这种情况下，进攻方往往会尽量将行政治所设置在河流的对岸，由此防守方将失去天然的防守屏障，而进攻方则可以将这座城市作为继续进攻的桥头堡。而处于防守态势或者势力较弱的一方，则通常将行政治所设置在河流自己的一侧，由此可以凭借天然险阻进行防守。如果将治所城市设置在河流对岸，那么由于失去了天然险阻，单单凭借其弱小的实力很难将这座桥头堡长期掌握在自己手里。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襄阳与樊城的关系了。春秋以及战国初年，楚国极力向北扩张，争霸中原，因此在征服了汉水流域和南阳盆地的诸国之后，在了汉水以北原来邓国的基础上，设置了邓县，作为继续北上的依托，而襄阳只是一座渡口，并没有设置行政城市。
    西汉建立之后，建都长安，除了北方的匈奴之外，其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东方和南方的异姓和同姓诸侯国，而襄阳所在地区是从关中南下的重要通道，而且由此还可以通过长江直达长江下游，因此这一时期在汉水以南设置襄阳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由于这一时期国家长期处于统一状态，襄阳只是作为控制的据点，并无迫切的军事需要，因此其地位并不彰显，仅仅是南郡的属县。
    从东汉末年直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状态，就南北双方的实力而言，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北方政权压过南方政权，南方政权长期处于守势。因此一旦北方政权控制这一地区，那么就会将襄阳作为进一步南下的桥头堡；而一旦南方政权控制这里，那么就会将襄阳作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前沿阵地。与此同时，为了强化襄阳的防守，这一时期与襄阳隔汉水对峙的樊城也发展起来，或作为南方政权强化襄阳防守的措施，或在少数时期作为北方政权抵御南方政区的军事基地。因此在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发生了诸多战争。
    同时正是在这一时期，襄阳的地位开始迅速提高，东汉末，刘表据荆州，治所就在襄阳；西晋初年，依然为荆州的治所，虽然平吴之后，治所迁往更为重要的江陵，但此后襄阳地位基本不变。樊城虽然由于其重要性的上升也成为县级治所，但正是由于南北方军事实力上的差异，因此其地位远远不如襄阳。与此同时，居于汉水北岸，与汉水距离逐渐远离的邓城自三国以后已渐趋衰落[20]。
    由此也就能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从城市选址的微观地貌来看，襄阳北面和东面靠近汉水，南侧紧靠山脉，能够修建城址的范围非常有限，并不合适一座大型城市的发展；而对岸的樊城则除了南侧为汉水之外，东西北三侧均无天然阻隔，因此比襄阳更适合于大型城市的建造。但现实情况正好完全相反，襄阳是地区的中心城市，而樊城仅仅是一座县城，不过根据上文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一违背城市选址微观地貌原则的原因了，即在宏观地理背景下，在交通线的控制方面，襄阳有着比樊城更为有利的条件。
    唐代统一之后，虽然在汉水以南建立军事控御据点的需求不高，但建都关中，使得经由襄樊的交通线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此严耕望在《唐代交通图考》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即就中国的地势而言，沟通南北主要有东中西三条线路：西线由关中越秦岭西段，循嘉陵江入巴蜀，但这条道路非常艰险，能负担的运输量并不大；东线则由河淮平原渡淮水至长江下游，这条路线比西线要好走很多，尤其是大运河开通之后，但这条道路与当时都城所在的关中距离过远，尤其是沿着黄河泝流而上，某些河段非常艰险；而襄阳所在的中线，四通八达，除了不能直通黄河之外，基本没有太大的缺陷。因此“下及中古秦汉隋唐时代，中国政治中心仍在关中、河、洛地带，中道仍保持此一优势。故南北朝时代之南北走私贸易仍以此为主要经途”、“中线之总干线为襄（襄阳）荆（江陵）道，水陆并通，可谓为中古时代最繁荣之交通路线，商旅繁会，声色之娱最盛”[21]。
    由于建都关中，因此就货物的运输方向而言，应当是从南往北的更多一些，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当大运河受阻的时候，汉水往往成为漕运和贡赋运输的主干道，对此严耕望曾经对史料进行过归纳，现摘录如下：
    “节度使源洧辟掌书记。贼别校攻南阳，洧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则大事去矣……’”[22]。
    “（天宝）十五载六月，玄宗幸蜀，至汉中郡，下诏以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江陵郡大都督，余如故。璘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陵，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钜亿”[23]。
    “安禄山称兵犯顺，窃据二京……自河淮右转，关陇东驰，诏命所传，贡赋所集，必由之径，实在荆襄”[24]。
    “是时（广德初）河运不通，漕輓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选镇夏口者，诏以宁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岳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25]。
    “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见运到襄州米十五万石，设法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馑”[26]。
    “岘首、汉阳之地，实四会五达之庄，扼咸镐之咽喉，导荆吴之贡赋，途路无梗，【舟弟】航若流……”[27]。
    从上述引文来看，确实在唐代中后期，襄樊所在的干道应当就是唐代租赋的主要运输路线。而此时，樊城沿岸很可能依然以堆积为主，不太适合作为港口；更为重要的是，由长江，具体而言，从上述引文来看，很可能是荆州【江陵】，至襄樊的路线除了汉水水运之外，还可以通过陆路，而且陆路似乎更为便捷一些，因此将货物集中在汉水南岸的襄阳，然后在集中转运至汉水以北再运往关中则是必然的结果。那么，就此而言，作为转运枢纽的襄阳，除了作为行政中心之外，还成为经济和商业中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樊城必然会随之衰落。在贞元二十一年，在襄州升为襄阳府的同时，将设置在今天樊城的临汉县迁到“古邓地”并改为邓城县[28]，樊城随之失去了行政城市的地位，也证明了上述论证。

2、两宋时期
    唐代废置安养县（也就是樊城）之后，樊城就再也没有成为正式的国家地方行政治所城市。北宋时期都城虽然位于开封，偏离了襄樊所在交通线的覆盖范围，但由于洛阳为西京，再加上西北地区与西夏常年的战争，因此依然有大量物资经由襄樊向北或运往洛阳或运往陕西。而此时樊城一带可能依然是以堆积为主，并不适合码头的兴建，因此这一时期襄阳依然不仅是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而且也是商业中心。而樊城的地位依然很低，只是邓城县下属的一个镇，不仅行政级别很低，而且商业也很不发达，即鲁西奇所提出的“樊城镇在北宋时地位不显，可从《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五之六所记熙宁十年襄州各属县、镇税额中见出一斑。其中襄州在城税额为55467贯473文，邓城县为1796贯343文，岘首津为3003贯715文，樊村镇为127贯100文，牛首镇为273贯353文，樊城镇被包括在邓城县内，未得单列，说明其税收地位还赶不上牛首镇、樊村镇与岘首津”[29]。
    到了南宋时期，形势更是向着有利于襄阳的方面发展。由于这里一直是宋金、宋元对峙的宋朝的防御前沿，因此注定位于汉水南侧易于防守的襄阳是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城市，而樊城则依然是默默无闻。当时宋金交战之时，鄂襄粮道为 “宋代湖广总领所置于鄂州,湖南、江西上供本所驻军支遣之米谷,皆在鄂州下卸,然后粮草自鄂州起,沿汉水经汉阳、沔阳、郢州至襄阳囤聚，进而由襄阳转发光化、均州等前线地区”[30]。而且当时的税收也是在襄阳，而不是在樊城，即“客旅自榷场博易,多经襄阳,在城务有税,邓城酒务又有税,京西漕司通货场相望邓城镇无半里许又有。是商贾往来,不出襄阳境内二十里而有三税,客旅诚何以堪!”[31]而且，南宋时期对于襄阳城商业繁荣的描述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八“襄阳府·文类”载南宋末年尹焕所撰《习池馆记》云：“襄阳城北枕汉水，商贾连樯，列四殷盛，客至如林。惟城南出关而骋，长衢直道，东通于日畿，然傍汉数里，居民鲜少，士大夫息肩解橐，率不免下榻茅舍”[32]。
    总体而言，两宋时期，两座聚落中，襄阳成为行政和商业中心，而樊城则很可能只是一座小小的聚落，只是在南宋时期成为对抗金、蒙的襄阳的军事前哨堡垒。
    在这里还要分析一下樊城的城市形态。从现存的民国地图来看，民国时期樊城的城墙沿着汉江东西向延伸，西侧直抵汉江，东侧位于汉江向北的一个拐弯处，而且西侧城墙以内存在大片的空地，而东侧城墙外与一条蜿蜒而下的河流（也就是今天的清河）之间同样为大片的空地，由此可以推测在樊城的建成区两侧存在大片的逐渐淤积而成的沙洲。此外，就樊城的建成区而言，虽然大致呈东西向的长条形，但其中部的宽度要大于两侧，这实际上也符合沿河城市发展的特点[33]，由此可以推断，樊城的最初的生长点应当大致在城市的中部，也就是今天中山前街一带。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再看一些宋代的史料，至宋乾道七年八月十九日，荆南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秦琪、权京西转运判官兼权知襄阳府张栋曾言：“兼樊城东西已有雁翅城，襄阳城北若不依此（条）［修］筑围护，则诸军车战马船无所系泊……”[34]，由此可以推测宋代樊城最初的城墙应当是较为方正的，后来随着两侧堆积的加剧，因此不得不修筑雁翅城尽可能的将城外的空地包括起来。此后，樊城的城墙可能毁于宋元的战争或者元初的毁城，但由于城市的核心区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明代重建时将宋代最初的城墙和雁翅城合二为一，并很可能随着东西两侧的淤积而继续向东西拓展。

3、元明清时期
    由于资料的缺乏，元代的情况不是非常清楚。不过到了明代，樊城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源主要有两点：
    第一，河岸堆积和侵蚀的变化。如前文所述，这一时期襄阳城向东侧和东北侧进行了拓展，此后修筑的堤坝，也就是老龙堤，重点主要位于城市的北侧，而其他三面虽然隆庆间徐学谟在各门之外三里修筑了子堤，但并不是防洪的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襄阳城东侧的堆积已经非常明显，而且随着堆积应当形成了不少沙洲，因此不利于船舶的停靠。与此同时，樊城一侧的河岸则开始以侵蚀为主，这一变化可以从文献中找到相关的证据，如万历《湖广总志》“水利二”载嘉靖四十五年大水，“樊城北旧有土隄皆决，面江一带砖城尽溃”[35]；乾隆《襄阳府志》卷五“古迹”记载 “城旧有九门，南三门已没于水，……”[36]，到了道光时期，“樊城土隄自道光四年后水归北岸，居民苦之。八年冬，知府郑敦允改修石隄，起大码头讫邵家巷，凡四百余丈……其土隄屡筑屡圮，至近年尽易以石，而樊城之水患始息”[37]。这一点鲁西奇描述的更为准确，即“至道光间，自大码头至西敌台间的西河街也因为持续受到汉江洪水冲刷侵啮，西敌台塌入江中，西河街亦荒废。于是，樊城商业街区逐渐向今中山后街东段扩展”[38]。因此至光绪时期“樊城镇……尚有九门，东迎旭，东南没于水，南会通、公馆，西南迎汉，西北朝觐，北朝圣、定中，东北屏襄，岁久城圮濠平”[39]。此外，上文所引王先福的论文提到现在城内文化堆积最早为明代；从现在樊城的地貌来看，老城与河滩之间并无太多的堆积，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并不能排除这一时期存在过的短暂的堆积。由于明清时期樊城的河岸以冲蚀为主，虽然城市容易受到洪水的危害，但不断深挖的河道则有利于船舶的停靠，适合建立码头。
    第二，物资流向的变化。由于明清时期建都北京，因此经由汉水通往长安和洛阳的交通线的重要性大不如前，如果说北宋之前这一地区的物资流向以往北为主的话，那么明清时期这种物资流动的方向性至少并不那么明显，甚或因为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重心的所在，因此经由襄阳，将汉中、河南等地的原材料运往长江下游的数量可能要超过溯汉江而上的数量。由于这一变化，再加上除了沿汉江而下之外，由汉中、陕西、河南前往襄樊更多的是陆路，因此樊城作为陆运与水运的中转点，其在商业活动中的地位自然要超过了襄阳。
    可能正是上述两点的结合，使得明清时期樊城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迅速超过了襄阳。关于樊城商业的繁荣，前人已经多所研究，比如会馆等等，在此不再赘述[40]，只是从设官分职的角度进行一些补充。早在明代，就已经在樊城设立了税课司，即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八“襄阳府”“公署”载“税课司，在十字街……今属襄府，分为二，一在小北门内，一在樊城”[41]。税课司的设置至少说明在嘉靖时期樊城的商业已经非常繁荣，以至于国家要设立专门的税收机构。到了清代光绪年间依然如此，即“襄阳牙厘专局，滨河水卡设樊城，抽收过江下行货厘兼办襄郧二府属牙贴”；“襄阳药土税专局设樊城，同治五年咨部定案委襄阳府通判经征。光化老河口分局一，南漳武安堰分局一，谷城城外分卡一，枣阳城内分卡一，以上四所征税统由樊城专局汇解”[42]。
    不仅如此，一是由于国家的统一，使得位于汉水以南的襄阳的军事价值大为降低，二是樊城商业的繁荣逐渐也潜移默化的提升了其城市地位，三是襄阳所在地理环境限制了城市的发展，因此在清代一些官署逐渐从襄阳向樊城迁移，如“同知署旧在府署东。国朝雍正元年移驻樊城”；“通判署，旧在府署西，久废。今移驻樊城，无署”[43]；“（襄阳县）县丞署旧在县署左，久废。今移驻樊城”[44]；“右营守备署，旧在新街，今移驻樊城教门街”[45]。但是，由于两座城市距离过近，在近代再难以分为两座行政城市，因此上述趋势到了近代最终导致襄阳和樊城在行政上的逐渐整合。

四、总结

    总体来看，襄阳与樊城城市地位和城市职能的形成与演变主要受到汉江河道的变化以及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迁移的影响，而且与以往认识不同，樊城商业的兴起要晚至明清时期，而且正是由于其商业的发展，才奠定了目前其与襄阳合二为一的基础。
    在汉水流域还存在其他一些与此类似的“双城”，本文分析的思路也应当适合于这些城市，对此将另撰文叙述。


[1]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变迁进程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辑，第60页，这篇论文是在他之前两篇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即王先福：《邓城——樊城演进历程考》，《襄樊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82页；王先福《从考古发现看襄阳古城的历史变迁》，《襄樊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第78页。此外的论著还有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中的相关章节等。
[2] 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100页。
[3] 同上，第101页。
[4] 同上，第102页。
[5] 覃影：《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形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1期，第52页。
[6] 李晓峰、徐俊辉：《并立与分化——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复式城市的形成、类型与启示》，《新建筑》2013年第4期，第130页。
[7] 鲁西奇：《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
[8] 光绪《襄阳府志》，卷六“建置志一·城池”，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492页：“明初邓愈筑旧城别拓东北角，由旧大北门外东绕今长门环属东城为新城”。
[9] 参见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第81页；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变迁进程的初步研究》，第65页。
[10]王先福：《古代襄樊城市变迁进程的初步研究》，第66页。
[11] 王先福将这些淤积认为是原来的护城河。这一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希望今后能在襄阳城东进行一些钻探工作，以验证上述观点。
[12] 鲁西奇：《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182页。
[13] 参见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第422页。
[14] 王先福：《邓城——樊城演进历程考》，《襄樊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第84页。
[15]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唐代渭水蜀江间山南剑南区交通图”，中研院史语所，1986年，第1178页。
[16] 冯波：《宋代襄阳地区工商业发展初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6页。
[17] 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8] 光绪《襄阳府志》《舆地志一·舆图·说附》，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44页。
[19] 参见石泉：《古邓国、邓县考》，《江汉论坛》1980年第3期，第89页。
[20] 石泉：《古邓国、邓县考》，《江汉论坛》1980年3期，第89页。
[2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第1040页。
[22] 《新唐书》卷202《萧颖士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9页。
[23] 《旧唐书》卷107《永王璘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264页。
[24] 《全唐文》卷409《为皇甫中丞上永王谏移镇牋》，中华书局，1983年，第4190页。
[25] 《旧唐书》卷155《穆宁传》，第4114页。
[26] 《全唐文》卷461《冬至大礼大赦制》，第4706页。
[27] 《全唐文》卷827《授赵凝检校太尉开府制》，第8718页。
[28]《太平寰宇记》卷145“山南东道四·襄州”，四库全书本。
[29] 鲁西奇：《汉水中下游河道变迁与堤防》，第191页注释3。
[30] 参见冯波：《宋代襄阳地区工商业发展初探》，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68页。
[31] 《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二八，中华书局，1957年，第5121页。
[32]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八“襄阳府·文类”，《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863页。
[33] 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环境变迁研究》第4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
[34] 转引自，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第190页。
[35] 转引自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第424页。
[36] 同上。
[37] 光绪《襄阳府志》卷八“建置志三·水利”，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647页。
[38]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4第26页。
[39] 光绪《襄阳府志》卷八“建置志三·乡镇”，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第584页。
[40] 如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第423页：“明初，樊城已是襄阳城外最重要的市镇。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编组的襄阳县坊里中，可以断定属于樊城者即有樊城与黑门二厢。据天顺《襄阳郡志》卷一记载，樊城厢，‘在县北三里’；黑门厢，‘在县东北五里’，黑门厢与樊城厢相连，在樊城厢之东北。考虑到当时襄阳城中只分划三坊，西门外街区另编为西河厢，则樊城街区规模已甚大。同书同卷又记有新街市，‘在县北樊城’；黑门头市，‘在县北樊城’；乾沟市，‘在县[北]樊城东’，则樊城至少有三个市，而襄阳城一侧只在西门外有马院口一市。据此，至迟到天顺间，樊城的市场地位已远超过襄阳城。故至弘治五年（1492 年），乃以樊城为‘各处商贾凑集，流民杂处，故多盗贼，深为地方之患，乞增设巡检司于此缉捕’，反映出樊城之地位已十分重要。弘治十四年（1501 年），樊城又增设了两个附籍、寄籍里，说明其著籍户口也有大幅度增加”；第424页：“襄阳府巡捕通判移驻樊城，是樊城发展史上大事，表明樊城商业之发展、户口之繁庶，已超过了襄阳城”。
[41]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八“襄阳府·公署”，第821页。
[42] 光绪《襄阳府志》卷十一“食货志二·奏销”，第712页。
[43] 同上卷六“建置志一·公署”，第514页。
[44] 同上，第516页。
[45] 同上，第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