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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亚洲的新兴大国战略
克里斯托弗·K·约翰逊
2014年6月
前言
亚太地区是世界体系充满活力的中心，发生在那里的事件正展现世界的安全与繁荣。不断加深的经济依赖和新生的制度结构为创造充满活力和稳定的未来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础，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可能会破坏当前安全环境的挑战。美日同盟在过去60年里一直是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其应当继续在塑造该地区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美国和日本政府都已经采取重要的步骤来加强这种同盟关系以确保在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得以延续。笹川和平基金会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013年成立了一个由杰出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组成的双边委员会来制定一份关于美日同盟的战略性构想。这个委员会由理查德·阿米蒂奇、约翰·哈姆雷和加藤良三共同主持， 并已召开过两次会议，最近的一次是2014年1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还会继续讨论一系列使双边关系更具活力的问题。讨论的主题包括同盟在保持亚太地区稳定中的作用、建立同盟与地区其他关键伙伴的关系、朝鲜核和导弹威胁、网络安全、贸易自由化、塑造与中国的互利关系、能源安全、以及其他由委员会设定的主题。
委员会已经广邀学者开展研究以为讨论提供内容，包括这个由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课题组联合开展的中国战略行为评估研究。这项研究同时还考察了塑造美-日同盟的影响因素。应委员会要求，中国坚定的军事现代化努力，特别是中国军队能力和杀伤力的急速扩张并没有包含在本次评估中。对中国崛起中军队层面的更加全面的评估已经交给参与本课题的其他研究者进行，并将在委员会的努力支持下公开发表。
1、简介
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作为大国重新崛起会是美日安全同盟和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主要挑战，并不断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持续增长，即使是以比较温和的步伐，我们将会见证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之后全球权力分配中最大的变动。如果中国在未来10-15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将第一次使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不再是英语国家，不再是西方国家，不再是民主国家。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假设。在通向实现新的全球权力平衡的道路上，中国领导人将必须成功解决他们所面对的国内外挑战。他们在应对地缘政治的长期游戏和当下突发事件时将需要表现出足够的远见和灵活性。他们需要证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增长将如上个世纪最后三十年那样在下一个三十年得以持续，即使他们当前面临的任务比他们的前任们曾经经历的那些更加复杂。他们还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以让国家增长的财富和权力服务于中国重返东亚主导地位的目标而不会爆发与邻国，美国的冲突，后者更为重要。此外，更为根本的是，他们必须回答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即中国想成为怎样的大国？即是否会遵循长期以来的全球游戏规则，即使中国并没有参与这个规则的建立。
在此背景下，找到一条能够解决这些挑战而又可以避免战争并促进地区可持续的——最终是全球的——经济增长的道路对确保未来亚洲的稳定和繁荣是必要的。然而，如果不能清楚地理解2012年上台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地区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的根本支柱和轨迹，想要在东亚成功建立一个令各方赞同的权力平衡将是不可能的。对该地区的国家来说，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了解中国对他们决定采取何种方式（单独行动，还是联合行动）来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繁荣是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快速的集中政治权力意味着他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理念将会更快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尽管如此，相对于他10年的任期，现在下结论显得为时过早。在此时认为我们能够看到他最终将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的完整过程中的任何事是愚蠢的。事实上，在一些一般性原则之外，一个令人信服的情况是，习本人也许还没有一个完全具体化了的世界观。
现在的挑战是很多看上去互相矛盾的政策倾向混合在一起指导着习和他的同事在其集体领导的任期内开展工作。比如说，在国内，要求实行自由市场的大胆的经济改革蓝图与严厉的意识形态的整顿结合在一起，几十年不见的毛时代的语言和党的整顿手段又都回来了，至少在西方看来，这是很令人不安的。对外，中国周边国家的领导人被中国领导人表面的无能所迷惑，在持续的缓和争夺的冲动以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使中国更加坚定地全面主张领土、扩张军队的活动范围。
因此，这个项目的目标不是要尝试水晶球占卜的游戏以得出一个值得怀疑的关于中国前景的结论。相反，希望尽可能的得出一个分析框架以严密地阐述新的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优先事项以及政策偏好。如果这个项目能够为解释新的发展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概念框架，为将来进一步研究提供基线评估就可以说是成功的了。
这个研究将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共同的——或者至少是一致的对中国如何运用其崛起的权力的评估会影响到美国和日本。主要民主国家和利益相关者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作用的评估和应对方面存在的分歧将会极大的危害到把中国纳入在过去六十年内建立的基于美国、日本和其他民主同盟合力的亚太地区现有规则的努力，而这个规则也会让中国多个方面受益。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处理各种挑战，包括打破中等收入陷阱、打击蔓延的腐败、减缓快速的环境退化，美国和日本都会从中获益。因此，美国和日本有责任共同来阻止导致不稳定的行为，鼓励合作、透明和信任。
这份共享的地区评估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美国和日本有时对中国国际人格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新兴大国通常在国际舞台上搭便车，而在地区方面更加的修正主义。对日本来说，地区修正主义是迫切需要应对的。对美国而言，期待中国协助打击核扩散、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挑战的愿望超过了对日本的期待。然而，如果中国挑战现状，极大的可能是会发生在日本的邻近区域，而在那个区域，日本和美国的应对方法将不会存在分歧。
2、国内政治环境：从顺利交班到习时代的开启
顺利接班
总体而言，虽然出现了薄熙来事件，但仍然顺利实现了权力交接。相比前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习近平面对的来自前任的压力相对较小。虽然他不能完全忽视胡和江的利益，但他运作的空间要比胡更大。是遵循传统，还是在政治上做出一些突破完全取决于习本人的考虑。
在现任政治局常委中有5人将会在2017年卸任，在他们剩下的3年任期内，因为不用考虑政治前途而可以更有勇气承担一些实施改革的风险，也不太可能阻扰习、李推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确定的改革项目的实施。
习、李各自的团队均由经验丰富的专家组成，他们作为改革目标的具体实施者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还参与到了中国转型方向的设计当中。
总之，顺利和完全的权力交接确定了习在新一届领导集体中的稳固核心地位，并得到了关键部门官员的支持。这使得他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人事安排以强化党中央的角色，确保所有的关键性决定都来自他本人以增强他作为总书记的权威。
习的国内政治力量：同僚中的第一人还是只排在首位？
习的政治地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加强，并不断被巩固。一些因素促成了这一趋势，但仍有一些关键性的方面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首先，习的太子党背景使他对权力本质的认识独具一格，他的成长经历帮助形成了他独特的政治艺术。他灵活运用一些毛、邓两位中国共产党领袖所各自偏爱的政治方法，来强化党中央的地位，打破同僚之间的政治平衡，在背负更多毛时代特征的同时体现邓的特点，至少在经济方面。这使得他能够娴熟的运用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所有耳熟能详的话语。
习的政治动力来源于他这样的观念，即在列宁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如中国，最高领导人应该控制绝对权力以执掌权柄。他意识到加紧对政权关键权力中心的控制是完成他大刀阔斧的政策愿景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通过设立深改组、安委会来加强政策协调和实施，这表明他有足够的影响力通过在体系顶层设计结构性的方案来解决在部委和组织层面拖后腿的现象。当然，这也凸显了习在推进改革进程中遇到的来自僵化官僚体制的阻力。
最后，习已经制定了清晰的政治威吓战略来管理那些反对改革推进和反对他集权的人。他的策略重在运用所掌握的多种工具使他的批评者难以猜测他们将会面对什么。如，习推动的反腐已经使中国官员人心惶惶。习在上任第一年开展深刻意识形态的整顿活动，体现在打压互联网，开展沉闷的党内辩论，从对毛遗产的评价，到宪法在指导国家政治发展上的权威性和作用。此外，于2012年12月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旨在消除党内的异见。在习眼中，事实证明这项延续到去年9月的运动已经证明其效果。
3、国内经济环境：给予市场决定性作用
率先发布的高度概括的三中全会的公报令很多人失望，媒体认为既没有改革承诺，也没有更详细的改革措施。然而，稍后发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若干改革问题的决定》证明这个论断是不成立的。《决定》是数十年来最彻底的一个改革方案，这个大胆的方案是习在党内个人权威的强力证明。当然，这个方案仍然缺少具体的执行细节，在政策建议方面也有很多隐含的矛盾。另外，既得利益集团也可能因为这个方案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施加阻力。
远景：平息争议
三中全会的改革蓝图反映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困扰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几个基本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新的领导层正确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吗？《决定》清楚地表明答案是“是”。全会公报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都强调，领导层认识到了中国的基本问题——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剧增——都是与更深层次的治理问题相关的表面特征。简单而言，对资源调配干涉太多、管制过多以及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市场效率低下，再加上不合理的财政分配体系激励地方政府掠夺式地开发土地、鼓励投机性的房地产发展和过度建设基础设施。
全会文件将所有这些治理问题都作为改革的重点。习在向中央委员会解释这些关键决定时谈到：“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恰当关系依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要建立这种关系，就要首先解决究竟是市场还是政府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市场已经被证明最为有效。”习近平将市场的作用从“基础的”提高到了“决定性的”，成为全会的重大理论突破之一。新领导层的一个中心政策就是大量减少像发放执照和资本注册这样的管制要求。
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会对许多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在全会文件确定的改革重要支柱——尤其是国有企业、财政改组和开放金融部门——等方面都会遭到国有垄断企业的激烈抵制。而本届政府寄希望于建立对应的改革领导小组，来克服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需要对领导小组与政策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作出清晰的阐释。
但值得强调的是，领导层同时也希望对市场的作用做出严格的限制。全会《决定》要进行全面的治理改革，并不意味着要削弱中共对权力的垄断。相反，他们寻求通过改进行政体系，明确市场和国家的角色来加强国家控制，进而建立更加市场驱动的经济和更强大而有弹性的国家。如果能够成功，将实现中共国家导向的目标。
成功实施改革计划的障碍
即便改革实施计划才显出雏形，但也有必要强调几个可能出现的阻碍。首先是三中全会公告本身的问题。它仅列出了国家希望达成的目标以及要解决问题，并不包含明确、具体的实现目标的详细步骤。这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风险。第一，缺乏明确的指引会使领导层陷于大量的任务，强调的重点也时有不同，从而导致改革停滞不前。第二，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有可能还不够大胆，未必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变化。
其次，三中全会的政治宣言表明，领导层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的看法与国外以及一部分国内经济学家和市场参与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外界主流的观点是，中国最大的经济挑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巨量举债经营，而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北京至少应当接受几年更低的经济增长。但中共高层认为，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上涨仅是深层治理问题的表征，用几年时间便可解决。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判断失误的话，不仅经济会出问题，改革也会受挫。
最后，就政权内部而言，一方面，习快速巩固权力并不利于改革。鉴于习在尽力展示其权威时已影响到很多党内精英的利益，而且反腐之类的运动正向军事和党内关键人物扩展。在当下政治斗争激烈的情况下， 很少有官员在政治风向缓和或明确之前而愿意将自己的政治前途放在改革的一方。另一方面，习近平强调自上而下的改革和信息控制，并把官僚体系视作改革的绊脚石。处于关键执行部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发改委——的技术官僚们担心自己在改革方案上没有发言权。如果习近平不能将他们争取过来，那么改革将很难结出果实。
4、转向新的外交政策思想
习近平外交政策愿景的大致轮廓初现，我们已经可以就其方法和工作重点归纳出一些关于初步的结论。毫无疑问，习热衷于在党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中表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树立自己是党的意识形态的管事人这样的形象，对那些可能偏离他外交政策的党内其他强大利益集团有强大的威慑力。随着习政治权力的巩固，他正快速的将自己的意志加在中国外交政策上。
理论基础
审视支撑中国外交政策构建的几个理论基石对准确理解习发动的运动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也几乎是最重要的是 “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是中共主要的对外战略纲领，反映了领导层对于外部环境的认识，隐含了中国将经济发展而非军备竞赛或军事冒险作为重点。只要这个概念仍然有效，北京从根本上重塑亚洲实力的愿望和能力将受到极大的限制。第二，“和平发展”。如战略机遇期一样，和平发展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是中国外交原则的基石。第三，是中共将以何种方式概念化本世纪上半叶两个重要的纪念日——即建党100周年和建国100周年。中共为这两个纪念日分别设置了雄心勃勃的目标，虽然看上去是国内目标，但习及其外交政策团队已经将中国外交政策导向置于这两个世纪目标之下。而如果这两个目标都得以实现，将会产生深刻的国际影响。在购买力平价超越美国之后，经济实力最终会形成战略力量，地缘政治力量，进而寻求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抗衡。
习的中国梦
如果说以上概念是中国外交政策思想和理论的长期标准，那么习的中国梦则是当下最新的指导思想。在习有关中国梦的论述中，到2049年，中国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意味着中国将恢复其在地区中的首要地位。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视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为最首要的外交政策目标，但是北京在如何实现双方期待的稳定上的筹划仍是不清楚的。好的情况是，双方意识到以政策的形式避免双方直接的冲突；坏的情况是，中国借助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寻求美国对中国追求自己定义的核心利益的默许。
虽然中美之间的军事交流在不断改善，但仍有很多提升空间。近来，中国政府官员和外交政策观察者认为美国对日本、菲律宾的支持已经为中美关系增加了负面影响。对美国实现在该地区联盟的中心地位的根本性误解表明中国想为新型大国关系设置一条确定的界限。
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国外交
大国外交的概念出现以后，取代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新原则，重塑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作为江泽民时代提出的概念很快从媒体上消失，但被习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实践角度看，大国外交的实践已经对关键周边关系造成了实质性影响。
5、影响塑造大国外交的2.0版本
有一些因素帮助解释大国外交中更加扩张性的方法。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邓提倡的韬光养晦、国际事务中不当头的外交政策，在新的领导层看来已显得不合时宜。强调“活跃”是习时代中国外交的最鲜明特征，如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在2013年APEC会议和东亚峰会上签署的大量贸易协议和投资基金。
改革开放后，中国主导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国内发展和现代化，其对外（东亚邻国）经济政策也是为这一目标服务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更积极的参与地区经济体系创建，发展与邻国的双边关系。然而，北京经济外交的努力被国内的经济实力、政策行动以及地区视为自私和缺乏连贯的声明所阻碍。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加强了与邻国的经济合作，表现为大量的投资。但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增加了地区对其意图的担忧，并破坏了经济外交产生的积极成果。习这一届政府如何解决地区政策中的这些矛盾有待观察。东盟成员国迄今为止的反应表明中国在建立信任与争取地区事务合法领导者的地位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中国宣称“像朋友和伙伴一样对待邻居，让他们感觉安全，并帮助他们发展”，包括帮助推进东盟“互联互通”计划，包括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地区国家新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然后，习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仍不清楚，特别是在中国国内政治环境越来越粗暴，地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也越来越多，这些使得政策实施变得更加复杂。
另外，中国如果成功实现从投资-出口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发展，中国对地区的需求是否能够满足其所承诺的实现共同发展和双赢的目标？从近期来看，中国尝试利用经济优势来建立中国主导的地区经济结构，但是这个雄心是否会被国内显著放缓的经济或者过于自信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领土问题上的政策所拖累？
6、地区印象和应对
韩国
韩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令人困惑的：为什么韩国在视中国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喜欢的国家时，认为中国是仅次于朝鲜的第二个主要威胁？对外人来说，这似乎是矛盾的，但韩国对中国的看法确实是复杂的。这个复杂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态度和印象中，也表现在韩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
朴槿惠政府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但声明其外交政策仍根植于与美国的联盟，这并不代表其政策摇摆或者是矛盾的，反而反映了首尔对华战略所面临的三大根本性困境。
第一，中国是邻居，并且是新兴大国。中国在土地、人口等众多构成国家实力的指标方面远超韩国激起韩国的战略忧患意识。另外，两国不同的价值体系也增加了韩国与中国关系的不安全感。
第二，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加深。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也正在商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但彼此的经济摩擦并不少见，这损害了双边贸易关系。尽管韩国了解其经济未来与中国关联，但其对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的忧虑远超日本和美国。
第三，中国帮助韩国实现半岛统一的意愿受制于中国与朝鲜的联系。对中国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关键这样的共识是驱动韩国与中国战略接触的主要力量。然而，中国和朝鲜的历史渊源，以及共同的战略和安全利益使得双方的伙伴关系很难被打破。然而，裂缝已经出现，这为韩国进一步与中国接触，并影响其对朝政策提供了机会。
虽然中韩关系有过一段蜜月期，但是因为一些问题，比中方未同意韩方要求重新设置防空识别区以去除与韩国重叠的部分，双方蜜月期已经结束，并可能使韩国放下与日本的历史争端而寻求建立美-日-韩三方联盟以加强领土合作。
南亚
南亚国家领导人更关注习本人，他们希望能够找到有关诸如“新中国是什么”“中国想怎样”的答案。中国地缘政治的分量和与他们的距离使得每个国家都把这些问题放在其国家安全问题、经济机会和威胁之上。东盟成员国10个成员国都在问同样的问题，但谁也不相信能够找到答案。
推测中国的意图是东盟国家外交政策的重点，当然理解诸如美国及其他本地区战略相关国家的意图和能力也是重要的。东盟国家寻求的是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权力平衡。这是为什么东盟国家花费同样的时间和精力来试图理解中国的意图和美国为保持地区领导者的身份所作出的承诺和相应的能力。
尽管各个国家因其与中国在地理位置、经济关系、历史、海上和领土争端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印象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对习领导下中国不断发展的外交政策仍有一些共同的印象。
首先，习比其他领导人更快、更有效地掌握了权力。东盟相信一个决定性的、强力领导人能够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国海事部门和军事资产在南海的挑衅是来自于基层指挥官和地方官员的命令，还是直接来自北京的指令，亦或两者的结合？
其次，习是民族主义者。东盟认为习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会将中国的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
再次，习提供了一个机会。乐观观点认为习掌握大权之后将能够发展中国经济，增强他对军队的控制，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转为与邻居合作而非挑战或者控制他们。这个观点已经一再被中国近期的行动所削弱。
最后，习是一个威胁。东盟国家内一个更现实和普遍的忧虑是中国会采取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进而破坏地区稳定，迫使东盟国家加入美国、日本等国组成的联盟以对抗中国的侵略。
除了察觉到习掌权之后中国政策的变化之外，东盟还陈述了其对中国外交政策和进入亚太地区的方法的看法。
首先，中国察觉到华盛顿的弱势。东盟国家认为中国的行动取决于其对华盛顿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亚洲的承诺以及其履行承诺的能力的观察和判断。
其次，在亚洲，经济属于安全问题。东盟国家坚信经济接触是亚洲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核心。
再次，中国从脆弱的东盟获益。东盟国家相信中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而互相融合的东盟。
最后，中国容忍地区体系结构，但寻求双边杠杆。东盟希望能够利用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机构体系将中国纳入到地区讨论、规则制定中，并遵守法律规定。但是东盟意识到中国更倾向于利用中国能够主导的双边联系来主导地区关系。
7、有待观察的事项
在习的任期刚过1/4的时候预测其可靠的未来是不现实的，因而确定他的政治工具包中能够反映未来走向的特定的政策和计划才显得重要。到目前为止，有两个方面是他的方法的中心所在。
第一，习倾向于用结构性的方案来解决官僚权利和本位主义的问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也是他整个任期内最重要的主题。一是成立多个领导小组并担任小组长。深改组的成立对保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而安委会的成立则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和平地执行其新兴大国战略。二是有关国防改革，将持续对解放军的指挥体系进行重构，其中一个重点是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和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用以解决解放军在软实力上的短板，特别是将现代化的武器转化为实际战斗力上的能力不足。
第二，习貌似执着于营造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来证明其集权和大胆改革的合法性。具体而言，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习突出海上事务的重要性，强调海洋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日益增长的战略性作用，事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在此背景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建立就不令人奇怪。二，习强调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只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成立国安委管理、控制各种危机，推动解放军改革来提升战斗力以应对可能的冲突。三，习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归根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
在此情况下，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当习认为保持一定的国内、外的紧张关系对实现其政策目标是必要的时候，这对其他国家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有何影响。
8、美日联盟可吸取的教训
本报告为美日同盟应对中国战略行为提供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建议，报告认为美日双方领导人所作承诺应遵循以下原则：
美国和日本应该继续共享地区性评估，并增加与澳大利亚、印度和其他对中国看法有别于美国的国家之间的三边对话以强化评估。
美国和日本不能预测中国要么会成为国际体系中全面合作的利益相关者，要么是未来几年的战略对手。作为盟友，美日必须制定一个结合威慑、劝阻和安慰的策略。无论是美国和日本必须意识到，在亚洲没有邻国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和日本应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确保多边论坛（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能增强地区承诺使其成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在其中任何强制性的手段都不被接受。
美国和日本应该继续帮助各国发展对灾难与海域控制和感知的管理能力，使他们在面对大国压力的时候不那么弱势。
美国和日本应该调整其对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援助战略以与他们更加亲密。战略援助对话有助于强化共同的重点。
总之，本报告认为，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都将上升。在很多方面，这代表了一种回归，回到早前的亚洲国际经济格局。但是，现在的亚洲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于过去的朝贡体系，亚洲绝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都遵循国际法和21世纪的全球性规则和规范，他们都不能接受自己国家利益被其他任何大国所损害。这给美国和日本的利益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地区环境，也极大影响了中国的选择。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中心220名全职员工和中心的合作学者共同开展了大量针对未来的研究、分析，并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以实现预期的变化。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由戴维·阿布希和海军上将阿利·伯克于冷战顶峰时创建，致力于寻找有效办法以保持美国的盛名和繁荣，并使其成为世界上一份好的力量。自1962年开始，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已经成为防卫与安全、地区稳定以及包括能源、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经济融合在内的转型挑战等研究领域非常杰出的，世界级的国际机构。
50年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为世界上最艰巨的政策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现在，中心的学者正为政策决定者提供战略性的分析和跨党派的政策建议以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欧内斯特·Z·鲍尔，迈克尔·J·格林，维克托·查，马修·古德曼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章原标题为：Decoding China’s Emerging “Great Power” Strategy in Asia
(“中国选举与治理”首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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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5 18:4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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