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与胡乔木的一段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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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乔木：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自从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主管意识形态，人称他是中国“头号文化首长”。

钱钟书是胡乔木的清华大学同学。但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并不认识钱钟书。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担任教授。1941年回家探亲时，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1998年钱钟书去世。他的夫人杨绛在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长篇回忆录《我们仨》，内中写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受到冲击，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直至1972年3月回到北京。处于困境之中的钱钟书夫妇，只能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然而，到了1977年，以办公室为家的钱钟书夫妇，忽然分配到新房子！

杨绛写道：

1977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钱钟书分配到的新房子相当宽敞，共有四间房，从此钱钟书夫妇结束了住办公室的蜗居生活。

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人称部长楼。钱钟书虽说是大学者，却不是“官”。他怎么会住进部长楼的呢？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照，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原来，是胡乔木为钱钟书解决了住房问题。

据邓绍基先生回忆，1977年后，胡乔木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记得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出版以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干校六记》是怨而不怒。如果听到什么议论，请他们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要我传一句话。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沟，转达完毕，钱先生高声说：“季康，听清楚了没有？乔木说是怨而不怒。”兴致勃勃，劝我喝茶。归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又是好一阵思忖……其实，胡乔木为钱钟书要房子，并不全然因为钱钟书是他的老同学，而是出于对钱钟书这样的著名学者的关心。

《人民日报》记者钱江曾经在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淘”到一封胡乔木写给李先念的“要房信”，读后非常感动，便将此事公诸于众。钱江写道：

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三位著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获取，现将原信抄录如下：李副主席：

社会科学院有3名著名老专家，住房十分困难，请求优先予以解决。

一、历史研究所古代史著名专家顾颉刚，84岁，曾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积极，目前，计划在生前校正过去著作并整理其历年笔记（500万字）。现住房3间，老夫妇，加上子女，还有4万册藏书，实在拥挤不堪。顾久病气管炎冬天煤炉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蒙古史、元史专家翁独健，71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10口人，藏书也多，4间房，确属拥挤。

三、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专家蔡仪，71岁，现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4口人，藏书15000多册，现住两间房，只有25平方米。

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和科研人员住房，都很拥挤，亟需统筹解决。我们建议先解决最迫切最困难的3户，给顾颉刚、翁独健每家一套6间宿舍，给蔡仪一套5间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请予批示。胡乔木（签名）1977年12月2日

信件上有多处批语。首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于12月4日左右将此信批转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同志阅办”。12月10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要办事人员“拟出明确意见”。12月26日，此件已经转到了管理局房管处。当时，五六间一套的住房实在稀有得难以寻觅，房管人员倾向于为他们增配，“拟在天坛每人解决三间一套”的住房。

此事的结果未知如何？想来应该是顺利解决了。20多年前刚刚结束“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之际，胡乔木初掌社会科学院，随即写成此信，其眷顾一代文史名家之心可鉴。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分配之难到了如此地步，数位名家要想增加数间住房，惊动了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办理，改善住房之难，可见一斑。

恍惚之间，写信人、收信人，乃至信中要照顾者，都已乘鹤远行。此信读来，顿生岁月遥远之感。打开现在的报纸，花样百出的售房广告令人目不暇接，胡乔木的这封信，大概可以作为那段已流逝岁月的一个注脚。

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胡乔木非常敬佩钱钟书的学问。胡乔木曾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钱钟书英语极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李高洁选译的《苏东坡选集》，便请正在读清华大学四年级的钱钟书作序。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推荐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从1950年到1956年，钱钟书花费了很多时间，主持《毛泽东选集》四卷的英译工作。1960年至1966年，钱钟书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74年秋天，钱钟书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

1982年，胡乔木提名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于向来只埋头学问、不愿当官的钱钟书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任命。胡乔木亲自登门说服钱钟书，钱钟书这才勉强从命。

也就在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帮他改诗。钱钟书对胡乔木的诗进行了许多修改。

后来，社科院的另一位副院长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这位副院长回忆说，他向钱钟书委婉地转达了胡乔木的意思。钱钟书致函胡乔木：“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