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纵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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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简介：杜导正，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建国后曾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杜导正先生文字实录，采访整理：唐智诚，转载请注明出处。

“抗日”的旗帜对共产党夺取政权起了决定性作用

凤凰历史：您是被中国共产党抱大的“娃娃党员”，您怎么看待夺取政权之前的共产党呢？

杜导正：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看，1949年以前，中国面临的是民族主义这个主要的矛盾。“七七”事变前后，我是国民党初级中学的学生，虽然年纪很小，只有十四五岁，但我是高材生，很关心这个问题。当时整个中国随时面临着灭亡，日本人今天打一仗占领一个县，明天打一仗占领一个县，国民党军队却几乎打一仗败一仗，所以反帝，特别是抗日，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最大矛盾。

在反帝抗日这个问题上，共产党比国民党坚决。抗日战争八年，我家乡的阎锡山和日本谈判了六七次，一次谈判时协商：日本人给他装备多少个师，让出多少个县。蒋介石也和日本人暗地里有过谈判，中国共产党则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抗日这面旗帜，对共产党夺取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学生、知识分子、老百姓都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在抗日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决定性的好作用。蒋介石对抗日则有点摇摆。

但是咱们后来也有问题，好像抗日战争就是共产党打的。我也受到那种教育，说抗日战争不仅理论主张上的功劳是共产党的，实际成就上的功劳也主要是共产党的。这不对。譬如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不仅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蒋介石也提出过长期抗战的战略思想。我看到过日本的一个材料，抗日战争从“九一八”开始，日本在中国战场上阵亡的将军大概是112个，国民党打死几十个，我们共产党才打死八个。抗日战争，我们党当然起了很好很大的作用，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国民党。

总的来说，在民族主义方面，共产党成绩很大；在民生主义方面，那一段时间我们晋察冀根据地很注意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在民权主义方面，我们晋察冀根据地也搞得比较好。

我认为对毛泽东要一分为二地看

凤凰历史：1949年以后，共产党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您当时对此怎么看呢？

杜导正：解放后共产党在中国搞了很多政治运动，依我概括，核心就是毛泽东要急急忙忙地在中国搞所谓的社会主义。他主张人人劳动、人人读书、人人当兵、人人当工人，大家又平等、生活又好。他设想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乌托邦，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空想的社会模式。这种理想在古代中国就有了，孔子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满清很多人以及孙中山都曾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毛泽东要一分为二地看：毛泽东解放前的主张大体正确，功劳也比较大；夺取政权后这二十八年，他的主张和实践则基本上都错了、都失败了。

毛泽东非常固执，在生产力以及老百姓的觉悟等各方面都跟不上他的主张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搞社会主义，于是共产党内就产生了分歧。解放后，我在华北地区工作，在华北地区党内斗争最尖锐的第一是农村合作化问题，第二是改造工商业的问题，就是搞很多政治运动来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时，党内对第二个问题的争论不如第一个尖锐。因为共产党依靠的骨干力量倾向于工农兵，对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下手狠一点，共产党的骨干都认为问题不大。当时包括我在内，就认为对知识分子狠就狠一点吧。在毛泽东当时搞的批俞平伯、胡风等的运动中，我是很“左”的，整人整得厉害。

我当时崇拜毛，跟着他犯错误，“反右派”老杜很积极。农村搞乌托邦，搞公社化，我有些犹疑，以后也跟上来了。陶铸要编一本歌颂人民公社的书，书名《伟大前途所在》是我起的。以后“放卫星”时我也放了，《三餐干饭不要钱》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庐山会议后，我独立思考多了一点，但还是崇拜毛泽东的。“文革”前夜，我在中南局的机关报《羊城晚报》当总编辑时，《三论马克思主义高峰》这几篇文章也是经过我手发出来的。

整体上说，那时期，我对毛的个人崇拜到了盲目迷信的程度，当然有时也会有点独立思考，但很少。因为我是搞实际工作出身的，觉得有些东西行不通，就有点不同意见，所以59年被正式戴帽，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劳动。

合作化问题是中共建政后二十七年最根本的分歧

杜导正：但是在对待农民的合作化问题上，作为共产党核心的干部就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因为共产党是靠着小知识分子加农民夺取政权的。毛泽东要学习斯大林建设集体农庄，而且我们搞公社化、公共食堂，比斯大林的还厉害。在广东汕头，我们让农民学干部、学军队，实行“礼拜六制”，就是夫妻平日都要分居，只有礼拜六才能在一块儿。还把人家的锅碗盆勺都没收了，简直是胡闹一通。在合作化中，农业互助组现在看来还可以，可到了高级社，老百姓就不接受，并且开始暴动。我1956年刚去广东的时候，广州中山县小榄镇就暴动了，老百姓要杀村长和支部书记。


毛泽东要在全国推广、实验这样的理想社会，其实根本就行不通。我们了解一些实际情况的人，就觉得毛泽东这样急急忙忙搞合作化不太好，后来搞人民公社更不行。在党中央里，由邓子恢带头，薄一波支持邓子恢，刘少奇又支持薄一波，他们认为初级社还可以，高级社看来有毛病，公社化更不行，不能这样搞。这是道路和制度上的根本分歧，所以斗争非常尖锐。这样毛泽东就火了，他支持山西省委的人急急忙忙地搞合作化。当时高岗是同意合作化的，毛泽东本来支持高岗，但是高岗变得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老干部，于是毛泽东在紧要关头倒向刘少奇、邓子恢那一边，高岗想不通，就自杀了，这是解放后共产党里面第一个大案子。实际上高岗在西北苏区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他没有习仲勋和刘志丹那么实事求是。

合作化问题在党中央里产生了根本分歧，这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到“文化大革命”时最根本的分歧。

“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主要原因并非是毛泽东品质恶劣

凤凰历史：党中央在合作化问题上的这个根本分歧带来了什么后果呢？

杜导正：这个分歧很严重，最后就严重到“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他们和毛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着根本分歧，后来分歧更尖锐了，刘少奇认为再这样搞国家要出大乱子，所以不同意。毛则非这么搞不行，但是当时党、政、军的权力，特别是军队，一直控制在毛的手里，后来到了军队一个团的调动都要经过他批准的程度。因为毛要推广“左”的路线，不把权力抓在自己手里不行。

庐山会议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支持彭德怀的，那时广东省的陶铸还带着反“左”的材料去开会。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大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他们，很多原本赞成彭德怀的人就不说话了，反而投票支持毛，改批彭德怀了。而且对于庐山会议的大部分人，包括胡耀邦这么优秀的人物，他都投票支持毛泽东，批判彭德怀。

当时新华总社的社长吴冷西，参加庐山会议带了很多反“左”的材料，包括我给总社写的反映广东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材料。广东这么富庶的地方，竟然饿倒很多农民，所以我认为这样搞下去不行，再搞下去就要出事。那时候新华社有28个分社，其中9个分社社长分别给总社写信，说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样搞不行。吴开始还支持我们，可是会上毛泽东一变脸，考虑到个人的利害，他的主张就变了。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就开始搞农村“四清”，然后又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大背景就是毛要坚持他的乌托邦，要把反对搞乌托邦的人除掉。所以他要整资产阶级，整知识分子，整彭德怀这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要整这些党内的反对派：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就更加不用说了。

咱们非常客观、科学地研究毛，他和我们主要是理想、前途和制度上的分歧，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一直到逝世前，他都认为抗日战争、打倒蒋介石自己有功劳，“文化大革命”是他的意思，他也认为这是对的。“文化大革命”前，党内有人反对他的路线，他就想不通。有次内部讲话，他说自己要一直革命代表老百姓革命，有些人在反帝国主义的阶段和他的主张一样，那一段是同盟，可以一块儿干。到搞乌托邦，搞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你们不干了，现在就分手吧。他有几句讲得很厉害，说实在不行，刘少奇你们就坐镇北京，当皇帝，我带着愿意继续革命的人，跟我重上井冈山。这句话厉害。

毛和我们主要是政治主张上的分歧，而我们党内的制度制约不了他，多数制约不了少数，便形成他一个人决定的制度。

但是我不同意香港某些文章，认为主要是毛的品质恶劣才有“文化大革命”，这个判断不对。主要是理想、道路和制度上的矛盾，还有就是我们的制度制约不了他。明明知道“文化大革命”错了，老干部百分之九十九都反对，但反对不了他，因为权力都在他的手里，特别他对武装的控制。

我是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人是彭真和聂荣臻，他俩比较注意民主，比较求实，所以我们的根据地搞得比较好。我在大同附近应县县委当民运部部长，当过雁北地区的团委书记，属于中层干部。我认为党内多数制约不了少数的问题主要是从延安整风以后开始展露。整风这件事很复杂，我们要看到其成就，也要看到其问题。整风以后，刘少奇第一个提出：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决定问题，最后让毛主席一个人决定，他有否决权。本来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张闻天是很开明的领导，后来毛泽东才把权力完全集中在自己手里边的，这个问题上刘少奇起了坏作用。

萧克老人逝世前曾跟我有过一次长谈，他说在福建那次红四军党代表大会上投票选举中央军委主席时，我没有投毛的票，就因为这个事，毛一直记恨我。所以建国以后授衔时，原来报的名单里我是大将，毛主席一看到，就把萧克用红铅笔划掉，往下一拉，拉到上将的名单里去了。1937年所有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只有三个师的番号，萧克就是120师的副师长，我小时候就读国民党的报纸，萧克常和贺龙在一块，功劳很大的。

毛确实是有才华的人，不能否定他那些好的东西。现在有人说毛主席那两笔字也马马虎虎，我不承认，我是搞点书法的，毛泽东的书法确实有他的特色。毛主席在哲学上有点创见，经济学不行，军事学说、历史学说、诗词、书法上，他都是个有天赋、有才华的人。他年纪小就有大志。他古书读得多，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到他家看过，厕所里、床上都是书。他反对别人读书，说读书无用，还挖苦读书人，说杀猪猪会叫，杀鸡鸡会飞，书本是最老实的，躺在桌上，你怎么折腾它都可以。

他说读书最没用处，读书越多越愚蠢，实际上他本人最喜欢读书，尤其喜欢历史。在我看来，毛对马列主义并不是很感兴趣，读是读了一点，但也不是很多。他读的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古书，据说《红楼梦》他读了八遍。毛是有天赋、有才华的一个人，所以当时能够把各种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当然这里有非常多的内外因素，但不可否认他功劳的一面，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邓小平那句话我同意，他说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照样会胜利，但是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会拖得很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对于毛泽东这个人，我觉得要客观、科学地看。我认为主要是空想社会主义害了毛泽东，也害了全中国。中国共产党有功劳，但问题也很多。中华民族也有问题，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应该是个先进的、有四五千年文化的民族，这个民族是优秀的。记得当初我与萧克谈话，他说老杜，你怎么评价毛泽东？我说中国有两个毛泽东，建国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好的毛泽东，建国后的28年里，毛泽东基本上是个不好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饿死千万人，“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都毁成这个样子了，可能现在评判这两件大事还不是时候，但我们的子孙未来总会评判的。我跟萧克说，不能说1958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个错误，这太轻巧。这件事咱们都有份，但毛要负主要责任。

毛是理想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有好的一面，推动社会进步，但也有其很糟糕的一面。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里的雅各宾派，他们在历史上评价是很高的，可际上雅各宾派是暴力行为很凶的一个派别。我在马列学院读了两年书，受过世界史的教育，苏联专家强调雅各宾派的长处，实际我看雅各宾派太暴力，不好。“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就是制度上的、前途上的、大理论问题上的大分歧造成的，不是什么我瞧不起你，你服从不服从我，也不是什么别的关系造成的。当然毛泽东也确有个人品格上的问题，如玩弄权术、刚愎自用、狭隘、报复心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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