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畏：清明的红卫兵墓园长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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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的红卫兵墓园
2014年04月24日15:28  新闻专栏  作者：何三畏  我有话说(127人参与)
　　重庆市红卫兵墓园，平时高墙围护，铁门紧锁，但据说是从去年开始的，清明开放一次。

　　今年清明期间，我正好路过重庆，4月5日下午，去看了一趟。听说第二天还开放，第二天又去了。又听说第三天还开放，连续开放三天，但我不想去了，我不想持续沉浸在那种沉重、压抑的感觉中。

　　我不是去寻找墓园里埋葬的故事的。那些故事对我不新鲜。我是去看“看墓园的人”的，我想看都是些什么人还记得这件事，还去这块埋葬革命青春的墓地祭奠。

　　我记得那扇高高的铁门。

　　前年春天，因为重庆政局出现戏剧性，我和一些朋友那里守候消息，中间有一天，和一位同样有好奇心的香港媒体朋友专程跑到那里，遭遇过那扇大门。

　　那天，透过紧锁的门缝往里窥，一座座高耸的墓碑在沉寂的午后阳光下，令我印象深刻。我当时想翻过去看，被认为不妥，没有实施。但实际上，那种阴森的气息也是我心里所拒绝的，而不只是大门挡住了我。

　　我们在红卫兵墓园大门外徘徊了一阵，就沿墓园外的道路，在沙区公园里漫步，一边聊着文革，聊着前三十年，聊着共产主义，然后，看见路边出现了一块一块的小木牌，上书“XX红歌队”“XX红歌队”，隔几十米有一个。

　　原来，沙区公园是重庆新时期的红歌演练场。当时不禁想到，要是墓园里的红卫兵灵魂听到新时期的战斗的歌声，应该觉得接应他们的队伍来了吧？

　　今天，当我一个人再次走进沙区公园，仍然听到了嘹亮的歌声，应该有好几个队伍在歌唱。但大约因为非官方组织，唱的并非纯粹的红色歌曲，也间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春歌曲。

　　我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歌，对于上了一点年纪的人们，歌声有时可能仅仅是回忆青春的道具，那一代人不唱那一些歌，还有什么可唱呢。

　　但要把体制内外的全体民众都组织起来高歌红色年代，各区交流比赛，全国(包括去北京香港)来回献唱，那得需要主要领导的指导思想，官方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还需要财政支持了。

　　革命就是送命。要让人自觉送命，在战斗的间隙，得有歌声的鼓舞。

　　今天的红卫兵墓园大门洞开。

　　有几个人坐在门口，门前一个简陋的方桌，桌上放了一个简陋的簿子。我看着守门的人，他们没有盘问我，也没有要求登记的意思。

　　踏进几步，墓园中间，最显眼处的一棵树腰上，钉着两个刺目的牌子。它是这春天的墓园里，惟一的另类的颜色，也可能是惟一的两块金属牌，令人诧异的是，它是两块禁令牌：一块写着“禁止拍照”，另一块写着“禁止摄像”。

　　整个墓园的所有的文字都跟文革，跟死者有关，没有外面世界的任何消息，只有这两块牌子，只有这八个字跳出了文革，跳出了当年，显示着“后文革时代”的特色，成为跟墓园外面的世界的惟一的文字联系。

　　我相信这块牌子的惟一作用，就是向世人表明有关方面对这一段痛史的禁忌和遮掩，显示着有关方面对人们的祭奠的莫名其妙的警觉。

　　我本能地觉得，对这种牌子的态度就应该当它没有。于是举起手机对着它，拍了第一张图片。

　　再走进几步，就见一女子手执录音设备在和一位长者对话，长者在讲红卫兵的故事。我对这样的场景有职业性的好奇。看样子她不是职业记者。

　　每一座墓碑都有特点，都埋葬着一个和多个(多是合葬)悲哀而离奇的故事。墓碑多风化，尽管看得出当时的制作是相当认真的。它们几乎全部模仿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形状。它们的每一行字都是革命年代的特殊语言。只有个别字体的书法不是仿毛体。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 “砍头何所惧，革命志不移，敢上刀山下火海，誓死保卫毛主席。”……他们通通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

　　一段碑文写道：“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最优秀的战士……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炽的八月天，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辉照亮了后来人奋进的道路……啊！我们高高举起你们殷红的鲜血，已化入八一五熊熊的革命火炬。这火炬啊，我们紧紧握！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绝不丢，你们铿锵的誓言啊，已汇成千军万马、万马千军惊天动地的呼吼……”

　　文中的“八一五”是一个“保卫毛主席”战斗队，跟当时的所有战斗队一样，它的成立有自己的典故。八一五的重要性在于，因为得到军队支持而弹药充足。这里埋葬的多是八一五的红卫兵战士。据介绍，当时，挖墓坑和清洗尸体等工作，多是八一五抓获的别的战斗队的在押“战俘”充当。

　　墓碑前有盛着酒的小瓶，水果，燃烧着的焟烛，花圈和鲜花。

　　雨，从树丫上的嫩叶间掉落下来，发出轻微的声响。有几棵无序分散的无名的树，长得比高高低低的墓碑都更高了。草，在墓碑之间，开始泛绿，它们杂乱无章，这是没有经过园丁栽种的野草，被踩的东倒西歪。

　　大约有二三十人在墓园里面徘徊。他们大多六十左右，一看就是过来人。

　　人们聚在一起交谈。没有陌生人和熟人之分，所有人都互相搭话，而不需要自我介绍。有人在述说他们的朋友、同学或亲人死亡的故事，像是说给别人听，也像是自言自语。

　　有个别人并非有亲人或同学埋葬在里面，而只是来寻访过去的。

　　一位长者慨叹：我们过去的事，以后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了。不料，一位年轻人反应很快，他热情地接口道：我能理解！我要是在那个年代，也会冲到前面！他还说，最近台湾青年的占领立法院的事你们知道吗？我很理解！

　　我跟他交谈了几句。知道他是某重点大学学计算机的在校学生。对红卫兵墓园曾有所闻，这是第一次来看。

　　我回到大门，注意到桌上放的那个簿子，它居然叫《文革墓祭奠登记表》。我大感好奇。问坐在桌边的人，我刚才进去，为什么没有叫我登记？回答是，家属才登记。

　　再看登记的名字后面几栏，分别是“死者名字”，“关系”(与死者的关系。有填“兄妹”，“父女”，“外孙”……的)，再后面一栏，是电话号码，后面还有“其它”栏，填着单位住址之类。

　　我数了数，每页二十八行，已经写满了三页半，即九十多，不足一百个跟死者阳冥两隔的名字亲人的。到这时，墓园已经开放了大半天。

　　我用手机拍下了这个簿子。但因此起了一点纠纷。有人大声喝斥我，称不准备拍照。接着，她用个人权利观念教训我：那上面有别人的电话号码，那是别人的隐私！

　　其实，我在拍的时候，还故意把生者的名字遮住了的。我没有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再去采访他们的想法。

　　等我反应过来，我说，你们这是公务活动吧，为什么不可以拍？难道你们在这里登记别人的隐私？你们有什么权利掌握别人的隐私？

　　再看那义正词严批评我的人，不正是刚才在里面录音的那位女子么？她也正在门口，跟守门的在一起。

　　我想，为什么有关方面需要掌握前来祭奠的亲人的信息呢？为什么要在现场来掌握呢？难道在四十多年以后，在文革被党中央“彻底否定”三十多年后，还没有这个墓园里的死亡者和家属的基本信息？现在登记了这些信息作什么用？

　　越想越觉得透着一股别样的阴森之气。

　　离开红卫兵墓园，走上沙坪坝公园的湖边小径。雨越来越密，天越来越暗。

　　湖还是那个湖，路还是那条路，去年的红歌队牌子不见了。

　　中国啊，变得太快了。中国的什么都可能变，但是，以那么深厚的政治文化和制度资源滋养和支撑着的中国人的德性是不会变的。

　　第二天，4月6日上午。我记住了两个场景。

　　在埋葬建设机床厂红卫兵的高大的墓碑前，蹭着几个人在烧纸钱。有人架着摄像机对着他们拍摄。他们不是媒体，而是个体纪录者。围在一起的人们仍然在讲着红卫兵的故事。有一个人似乎对墓里每一个死者的故事都熟悉，也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他当然是文革活动的参与者，今天是一个不想忘记过去的人。

　　在他们的外围有人默默伫立。其中有俩姐妹，姐姐的头发已经苍白，她们是来祭奠父亲的。她们父亲是在家里被子弹打死的。他是一个位技术员。当时姐妹都不在家，不知道父亲的死况，只是突然就失去了父亲。

　　姐姐对对着那个写着几十个死者名字的墓碑着说，要是挖开，她能找到父亲，因为他穿着塑料凉鞋，塑料是不会分解的。

　　直到我离开的时候，老姐妹俩还站在那里，看着燃烧的纸钱。

　　第二个场景是在大门口。

　　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在那里讲她姐姐的故事。姐姐很漂亮，是我们一家长得最漂亮的。姐姐很优秀，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姐姐被打死后，先埋在学校操场，后来转移到这个墓园……他讲得不完整或被认为不准确的地方，马上被旁边的人补充和纠正。

　　有人记得这个男人的姐姐牺牲后，他父亲在他姐姐埋葬前提出的最后要求，是给女儿穿上“铺边布鞋”，因为他的女儿是赤脚。但身上穿着军装，在当时，军装是红卫兵们最好的裹尸布。

　　这再次说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只记得自己死难的亲人。显然，对于过去的那一代人，忘记，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交流对文革的认识，传递民间记忆的机会。

　　这就是我看到的2014年红卫兵墓园的清明，那些无辜者被埋葬四十七、八年后的清明。

　　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头天那位录音和斥责我的女子又来了。她提着一个塑料袋，能看见里面装着她昨天用过的录音机。她和守门人以熟人的方式打招呼。我不理解她，明明到这里都是去凭吊红卫兵的，我拍了那个记录祭奠家属的簿子，她干吗就对我那么凶。那么，她的记录又是做什么用呢？

　　因为关系僵着，我的心里话也问不出口。

　　重庆红卫兵墓园被称为全国惟一。这个说法应该不确切。据我所知，就在巴蜀大地，在某一个县，就有一处文革武斗殉难者墓群，因为被遗忘而得以幸存，只是听说最近几年破坏得厉害。

　　中国人对待自己的历史，对待民族的灾难，是多么的草率。

　　重庆这个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红卫兵墓园，只是重庆多处武斗死者的墓地之一，其它的均在文革后被销毁。文革后，说它代表着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居然就是冠冕堂皇的销毁理由。也有人因痛恨文革勇士而毁墓。据报道，重庆某重点中学校长，文革后亲自炸毁了一些红卫兵墓！

　　这真让人悲叹。所有的社会动乱都会留下痛苦和仇恨，哪怕对手的死亡，也不能让仇恨消泯。

　　重庆红卫兵墓园得保存，经过了不少人的努力。其中有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先生。1985年，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这块红卫兵墓地。到廖先生做决定的时候，他考察了现场，写下了这样的批示：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

　　我在2012年访问过廖先生。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感觉他有一些别的老干部不一样的情怀。大饥荒时期，他是重庆团委的干部，去北京开会，向当时的中办主任杨尚昆报告了四川饿死大片人口的灾情，而后遭受迫害。

　　我理解，实际上廖书记当时的指示，就是一个保护令。试想，如果他也跟某些干部一样，觉得觉得这个“不光彩”的历史见证应该抹掉，红卫兵墓立即就会消失。但如果他当时说应该保护起来，辟为纪念馆，恐怕有人会告到北京去。

　　又过了二十年，房地产发达起来，这块红卫兵墓园，差点就成为高高兴兴地活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人们的阳宅。

　　2009年，红卫兵墓园成为重庆市文物。这是一块免死牌。到现在，清明节就可以羞羞答答地开放一次了。

　　后来的人们将很难理解，红卫兵战死后，他们的墓地也会成为一个难以处理的疑难。

　　政治死难者的墓地，注定是有煞气的。其管理权得归国家垄断，而不是死者家属的事。毛泽东埋在天安门广场，地价和维护成本都不可以算经济账。林昭的墓碑立在苏州城外的山林，一个足以腑瞰附近一片广阔地带的探头高高在上。谁花钱安装了这玩艺儿？谁想知道谁去祭奠了林昭？肯定和林昭家属没关系。政治玩笑，只有活着的人们才开得出来。

　　真有人以为，让红卫兵墓园彻底脱敏是了不起的事情，以至无法担当？但现在还执行“三不原则”，让它锁着，任其在高墙里风化驳落，倒是可以担当的？

　　每一代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文革的刑事案，侩子手的旧账，死难者的冤情，文革后曾经“宜粗不宜细”地地“清理”了一下。但本质上仍是一本糊涂账。而不面对并不等于不存在。在红卫兵墓园听死难者亲人的控诉，那些伤痛仍然历历在目，仿佛还在滴血。

　　可是，中国人却是特别重视历史教育。每到清明节，青少年们会被组织起来去祭扫革命烈士墓。他们反复地被告知，坟墓里躺着的人为了革命利益，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牺牲了，你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然而，在今天，这样的革命逻辑是不是应该升级换代？是不是应该把革命传统教育的内涵，扩展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范围？如是，则以后的清明，也应该让青少年来到红卫兵墓园，去面对真实的历史。

　　2014/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