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嫁到农村十年:代际贫穷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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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博士嫁到农村十年:代际贫穷轮回 看不到前景
2016-04-04 20:23:33　来源: 观察者网(上海)

△黄灯婆婆家的全家福
2016年春节前夕，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文章，在网络上被刷屏，文章以一个农村儿媳的视角，记述了婆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以及所在农村的状况，文章首发的阅读量超过了最高统计10万，之后被大量转发，迅速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热议话题。
黄灯，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她是广东一家高校的传媒专业教师。这篇在她自己看来既不是最出色，也不是最尖锐的文章，为何会引起了最火爆的舆论关注？文章记述的是个怎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又嵌在怎样的一个农村中？3月初，央视《新闻调查》的记者和黄灯夫妇一同回到了位于湖北孝感的老家丰山镇丰三村，通过和这个家庭中的不同人物的接触，来了解文章背后的故事。
杨胜刚
人物关系：黄灯的丈夫
黄灯的老公杨胜刚在这个家庭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是唯一一个通过读书跳出农门的孩子，他和黄灯是博士同学，现在在同一所高校教书。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辗转千里，回家和亲人团聚。
1969年，杨胜刚的父亲英年早逝，留下了妻子和六个孩子。当时的杨胜刚只有1岁，他说，贫困是那个年代农村共有的特征，但较之别人，他们有更深入骨髓的痛楚。因为贫困，年长的几个孩子早早辍学，分担家庭的压力，姐姐们先后嫁人，大哥杨敦武十几岁学会了理发，走村串巷，勉强糊口。
只有杨胜刚，从小成绩突出，使得他和哥哥姐姐们有了不同的人生。高中时，杨胜刚考入了省重点孝感高中，他依旧名列前茅，但家庭经济的拮据，使得他像同时代的很多农村学生一样，选择了师范大学，因为那时候上师范，学费低，还有补贴。
1993年，家里卖了两头猪，卖得一千块钱都给了杨胜刚，这些钱当时哥哥打一年工都挣不到，那是这个家庭对杨胜刚倾尽全力的支持。
2007年，杨胜刚和黄灯结了婚，这不仅开启了黄灯与这个家庭的缘分，也让她开始了对这个农村家庭的观察。只是黄灯发现，自从2008年杨胜刚的大哥和四哥家里出了一些事后，这个原本团结、温馨的家庭氛围就明显改变了。
杨敦武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哥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四姐夫
人物关系：杨胜刚四姐的丈夫
在黄灯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这个家庭中最风光的人，因为四姐夫是当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带大哥杨敦武出去时，四姐夫已经是一个带工人的包工头了。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杨定华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个伴生的毒瘤，记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数字：1990年，全国拖欠工程款近35亿元，1995年则猛蹿至600亿元，到2003年底，更是达到了3360亿元。2003年，国务院还曾专门下发通知，用三年的时间整治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各种惨烈的讨薪新闻，都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李朝辉说，建筑业的层层转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垫资，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来，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损失。
畅畅
人物关系：杨胜刚大哥的孩子
黄灯的侄子侄女虽然只有20多岁，却都已经为人父母，黄灯嫁来杨家时，他们才十几岁，虽然黄灯和杨胜刚一直希望侄子侄女能够接受更高的教育改变命运，但都未能如愿。哥哥嫂子外出打工时，两个孩子一直跟奶奶在家。“基本上就没有那些学习的气氛，反正我们当时读书我记得，学生打老师是经常的。”畅畅说，“反正在家里没大人管嘛，靠爷爷奶奶有的管不住嘛……基本上不听课，要睡的睡觉，打的打牌。”
跟父辈不同的是，他们虽然出生在农村，但是没有再经历父辈困苦的幼年，而父母因为离家打工觉得亏欠孩子，在物质上尽量满足他们。只是，父母在外打工的辛酸，孩子们并不知晓。畅畅还记得爸爸唯一一次对他发的火。“当时我好像有十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说我爸爸在外面天天吃香的，喝辣的，然后我爸爸就骂我，他说你到时候，你出去你就知道了。”
混沌的玩乐日子很快在初中毕业就结束了，和父母当初因为生计的逼迫出去打工不同的是，畅畅他们是出于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开始的打工生涯。畅畅去过杭州、昆山的工厂，流水线上的繁忙和辛苦让他始料未及，而捉襟见肘的文化水平甚至让他无法应付工作中出现的状况。几年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他父辈从事的老行业，做一名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至此，畅畅才体会到父母在外打工的辛苦，可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头。
杨桂林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学同学

杨桂林已经在乡镇中学教了22年的书，在他看来，因为条件好了，现在的农村学生刻苦程度没有原来强了。杨桂林说，现在农村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城市读书，占到学生总数一半以上的留守孩子，大多失于有效的监管，随着手机、网络的普及，这些孩子较过去更容易处于失控的状态，“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他们沉迷于手机，网吧也有，他们一放学跑得很快的，我就知道是冲向网吧了。”
这些年，农村学校的硬件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农村中学的升学状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比如孝感地区的重点高中——孝感高中，每年的中考，对于区内的农村中学实行政策倾斜，依据人口比例给每个乡镇的中学一些降分录取的名额，但很多乡镇中学都接不住这些指标。
大部分孩子上完初中，就准备外出打工，继续父辈的路。但是，他们不如父辈幸运的是，几十年的快速建设已经缓慢下来，他们打工没几年，就遇上了不景气的市场。如果在往年，春节一过，村里就没有了年轻人，但在今年，大部分还都在家等着工头的电话。

杨幼林
人物关系：丰三村村书记
3月的江汉平原，已经到了油菜花盛开的时节，但是大片的农田都还是荒芜的状态。村里大部分青壮劳力出外务工，即使是在家的人也不再种地，而是在棋牌室消磨时光。
村书记杨幼林介绍，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村里的耕地集合起来，流转出去，农户收取租金，这是上面支持搞的实验。记者在村里看到了流转协议，协议分两份，一份是村委会和农户签的，一份是村委会和企业签的，一般的出租年限是30年。据说，这个村子80％以上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出去，接手的是两家企业，一家是养牛，一家要搞生态旅游。
杨幼林说，他们的村子是因为靠近大路才有人愿意来投资，那些不靠大路的村庄没人投资，任由农田荒芜。杨胜刚的同学李朝辉就是县里请回来的老板，他的生态园二期还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
婆婆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母亲、黄灯的婆婆
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对于杨胜刚的这个大家庭来说，喜庆中略带悲愁。因为一位重要家庭成员，黄灯的婆婆在去年过世了。
黄灯说，是婆婆最后的时光促使她有了书写这个家庭的冲动，婆婆辞世时86岁，黄灯在文中写道，婆婆的去世使这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
黄灯说，婆婆去世时一直挂念着不能回家的四姐和十几年白白辛劳的大哥。“她一方面为自己的女儿觉得很难过，因为自己的女儿、女婿遇到了麻烦，她心里也难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自己的儿子、儿媳妇的工钱拿不回来，她也难受，其实她才是最难受的。”黄灯说。
这次回家，黄灯会照例塞给嫂子些钱，这是她对这个家庭仅能做到的回馈。当她要离开的时候，畅畅还是没有等到工头发出的确切消息，而路边能看到的零星等待出去打工的身影……
延伸阅读：《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微信公号
编者按：年关将至，在外漂泊、打拼的朋友们又纷纷踏上了回家的旅途。当代文化研究网今天推送的文章，便是黄灯老师在这几年返乡之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篇文章从湖北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内部深挖开去，有如纪录片一般，将家中三代人近十年来的命运变迁展现在我们眼前。在作者的叙述中，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留守儿童、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并不全然是学界平日里辩论的大词，也不是新闻记者笔下夺人眼球的故事。以农民儿媳的视角，观察一个普通家庭如何与残酷现实短兵相接，思索其家族命运变迁背后的偶然因素与深层原因，在困境之下继续追问“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种种努力，是黄灯老师这篇文章弥足珍贵之处。面对愈发严峻的社会现实，当“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几乎成为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深的无奈，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唤起我们更深的思考。本文首刊于《十月》杂志2016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转载。
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黄    灯
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从事文学及文化研究、批评。
一、现实所有的触角都伸向了这个家庭
写不写这些文字，纠结了很久。哥哥、嫂子及其家人的日常生存进入我的视线，是在结婚以后。这么多年，日子对他们而言是严酷、结实的生存，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和选择，我作为一个介入者，总认为文字是对其生存的冒犯。但正因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介入者，并已内化为家庭中的一员，我再怎么冷静，也无法还原到一种完全旁观的心态。多年来，我们共同面对、处理、甚至正遭遇很多家庭琐事，这些真实的处境，和知识界、学术界谈论的农村养老、留守儿童、农村教育、医疗、农民的前景有密切关联。本文中，我愿意以一个亲历者的角色，尽量回复到对事件的描述，以梳理内心的困惑，提供个案的呈现，并探讨回馈乡村的可能。
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嫂子。嫂子个子矮小，皮肤黝黑，长相粗陋。我暗自问当时的男友，“哥哥尽管算不上特别帅气，但为何找了这么难看的嫂子？”后来才发现，这种问题多么粗鲁无礼，对一个农村的贫苦家庭而言（更何况哥哥还有家族遗传病，后来才得知，父亲、二姐都因此早逝），能够找到一个适龄的女子组建家庭，已是万幸。事实上，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嫂子的家境也不好，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我认识她十年来，发现她几乎很少回娘家，也很少谈起家里的事。嫂子性格开朗，简单没有心机，和我一见如故，她也只比我大几岁，因此，第一次去给村里老人拜年时，很自然，我们竟然手拉着手。
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大约75岁，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互相之间都很信任。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他甚至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很有先见之明地在孝感市内买了土地，盖起了四层高的楼房。现在回忆起来，这几年竟然是全家最为安静、平和的日子，丈夫当时还在念书，无法像以前那样给与家里更多经济支持，婆婆因为身体尚可，主动承担了照顾侄子、侄女的重担，快八十高龄，依然喂鸡做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孩子念书、村里人情往来、家人生病等必要开销），一直呆在北京工地，只有过年时才提前一月、半月回家，准备年货。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只不过，相比当下很多孤苦的儿童，因为能够得到祖母的爱，孩子倒也没有留下太多心理阴影。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哥哥、嫂子尽管在外打工多年，但年头到年尾的拮据状态让他们颇为失望，加上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嫂子在家种种菜，喂喂鸡，养养猪，我们按时给家人寄生活费，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也过得去。这样，哥哥、嫂子同时在外打工的局面，就变成了哥哥一人外出打工的状态。哥哥身体并不好，并不适合外出在建筑工地干很重的体力活，但待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额外的来源，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房子尽管98年在丈夫的资助下已经建起，但二楼几乎是一个空架子，没有任何装修，以致过年过节回去，都没有办法安置亲人过夜。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日子总是在走向好的一天。哥哥每次得知我们寒暑假要带儿子回去，总是提前从工地回来，杀鸡、宰鸭，用摩托车带儿子去镇上集市赶集，给儿子买各种夸张而廉价的玩具，公公、婆婆也极为开心，嫁出去的大姐、小妹，还有妻子早逝的二姐夫都会回来相聚，一家人倒也能感受到亲人相聚的温馨，只有四姐一家，因为姐夫常年待在北京，几乎很少回去。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找我们借钱。大约2009年临近春节一天，丈夫接到四姐夫的紧急电话，说有人用刀架着他的脖子，逼他必须在当天还钱，求我们帮他解燃眉之急。姐夫在我印象中，一直经济算是宽裕，穿的衣服也挺括光鲜，很有农村成功人士的派头。几年以来，这是姐夫第一次向我们开口，但当时我确实不愿借钱，一则，手头并没有多余的闲钱等着帮助他们，而买房欠下的首付还等着年底归还，当时我们的经济状态几乎处于最紧张的阶段；二则，也因为他们拖欠了哥哥、嫂子将近十万块钱的血汗钱，对他们心生嫌隙，总感觉他们没有保障亲人最基本的利益。我向丈夫讲明了我的意思，丈夫也没有吭声，四姐被逼无奈，再次向我们打电话求助，面对危急情况，她也没有任何办法，事情明摆着，我们已没有任何退路，也没有任何选择，只得厚着脸皮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的朋友借钱。尽管四姐当时承诺几个月以后还钱，但我知道，还不还钱不是她的主观愿望说了算，从借出那笔钱开始，我们就没有期待有还钱的那天。事实也是如此，此后几年，四姐一家的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好转，她甚至几年都不敢回家，害怕村里那些曾经跟随姐夫打工的乡亲讨要工钱（我后来才意识到四姐一家命运的转变，对我们此后几年经济状况的直接影响，因为他无法归还哥哥、嫂子的工钱，哥哥嫂子再也没有别的储蓄，随着儿子、女儿长大，他们结婚、成家的大事，通过婆婆的叮嘱，就责无旁贷落到我们身上）。2015年，我在北京访学，曾经和丈夫去看过四姐一家。他们居住在北京一个极其混乱的城中村里，村子里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两间逼仄的平房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巷的尽头，为躲避别人逼债，几年来他们和外界断绝任何联系，四姐夫更是几年都不敢回家，作为独子甚至无力照看家中的老母，也不敢公开找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四姐在咖啡厅洗碗、两个女儿当导游来支付。想到九十年代，四姐一家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没想到现在最需要经济支撑时，却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不得不躲在一个隐匿的角落生活。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两人发展不错，因为结婚早，在房价还不到一千时，就买了很大的房子，女儿也聪明可爱，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事实上，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同样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侄子、侄女、婆婆、公公的衣服、日常用品，几乎全都是她从武汉带回，哥哥、嫂子在武汉打工的几年，住房问题也是她帮忙解决。但最近几年，妹妹信佛，开始吃素，2012年暑假，她带外甥女去广州玩，也时常和我们宣传吃素的好处。仅仅一年后，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没有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就此遁入空门。尽管从信仰的角度，完全能理解她的个人选择，但事实上，当这种事情落到身边家人身上时，还是无法接受。妹妹和我同一年出生，正处于人生和家庭压力最大阶段，妹夫工作繁忙，外甥女刚上高一，她婆婆年事已高，自己的父母也是八十高龄老人。妹妹突然做出出家的决定，让全家人如坠冰窖。丈夫为了说服她还俗，连夜请假从广州感到武汉，又从武汉赶往庵里，但终究不为所动，一直到婆婆去世，我也未能在葬礼上见上妹妹一面。直到现在，那个热爱世俗生活的妹妹为何突然放弃红尘，始终是萦绕在亲人心中的不解之谜（我只是偶尔听起妹妹讲起她丈夫家复杂的情况，讲起公公对她的冷暴力，讲起懦弱胆小的婆婆对她的依赖，无助时总是抱着她哭），但既然她作出了决绝的选择，家人也没有任何办法。妹妹一走，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外甥女，外甥女原本内向的性格变得更为孤僻，仅仅念到高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就草草休学。想起2006年春节一家人的团聚，外甥女在田野采地菜时，跟随其他的表哥表姐在田野疯跑，红色的蝴蝶结在脑后摇曳生姿，一副活蹦乱跳的模样，那时，她是所有孩子中唯一在大城市出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没想到七年以后，因为妈妈执意出家的决定，竟然变成最可怜的孩子。除此以外，伤害最深的就是婆婆，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怎么也想不明白，家里只要有人来，就开始念叨，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在摔了一跤中风后，一直卧床不起，死前也未能见到小女儿一面。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妹妹是他唯一的亲生女儿，女儿的出家也让他彻底失去了最重要的情感寄托，终日在村子里漫无目的的荡来荡去，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四姐夫的破产，小妹妹的出家，直接碾碎了两个家庭的希望，也波及到其他兄妹，尤其是哥哥一家，原本经济基础就相当脆弱，在五六年的劳务费泡汤后，更是毫无根基。自此以后，全家兄妹再也没有像2006年春节那样，有过真正的欢聚。以前还有妹妹帮着分担家庭的重任，妹妹一走，我们就不得不承担更多。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在和哥哥、嫂子或者大姐的聊天中，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哥哥嫂子极为高兴。但女孩嫁过来后，总是和嫂子闹别扭，性格也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总是将身穿衣服撕破，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我曾经问过侄媳妇，“有没有到乡政府反映情况？”她一脸的茫然，并未意识到一次失责的结扎手术对她的生活到底产生了多深伤害。只说小时候从来就没有人抱，都是在房中爬大的。我一直念叨向她打听更多情况，看能否帮他们维权，没想到前一向得知，她妈妈在疯病中已经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也是最老实、本分的农民，他们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望，也从来没有想到通过别的途径去获取额外资本。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可以说，中国无数的财富、希望没有多少途径流向他们，但社会不良的触角，诸如政府拖欠工程款、信仰危机所导致的价值观混乱、基层执行计划生育的粗暴和失责，却总是要伸向这个普通的农家，种种无声的悲剧最后总是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存，唯有认命，才能平复内心的波澜和伤痕。
二、看不到前景的家庭命运
2015年7月13日，卧床将近一年的婆婆去世，走完了她86岁的艰难人生。
在忙乱、悲伤、空落中给婆婆办好丧事，我突然感到维系整个家庭最牢固的纽带轰然断裂。尽管和婆婆在一起居住的日子并不多，但她的慈祥、宽厚还是让我感到一个老人的亲切和温暖，丝毫没有婆媳相处的尴尬和芥蒂（我对她感情认同更像自己外婆）。每次回家，她都极为开心，对于年幼的孙子尤其喜爱，孩子刚出生，她便买了很多糖果招待村里乡亲，并且总是将我们定期寄回的照片分给村里老人看。婆婆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当官，最好当大官。在她眼中，再也没有什么比家中拥有当官的子女，更能改变家族的命运，儿子、媳妇空戴两顶博士帽子，甚至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赚钱的包工头，更能解决家庭其他成员的实际难处。老人卑微的心愿更让我感受到她一生当中所遭遇的痛苦、屈辱，还有望不到边、无穷无尽生存的折磨和厄运。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他们身后因为共同的家庭负重和压力，从精神面目、阶层气质上甚至具有某种共同特征，以致在各类社交群中，被城里或者家境优于配偶的女人冠以一个“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怎样通过代际传递一直作用到婚恋层面，从而导致不可排解的天然矛盾。可以说，尽管农村出生的读书人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改变身份，但只要和出生的家庭还依存各种血肉关联，那份深入骨髓的卑微、渺小、和人格的屈辱感，就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逃出泥坑的幸运者尚且如此，留在故地的坚守者又怎么可能有更好命运？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

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在体力最好的时候，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2013年年底侄子结婚以后，为偿还债务，过完年就离开新婚妻子，随村里去外省打工的队伍，成为泥水匠中的一员。运气好时，一年能够攒下一万多元，运气不好，或者多换几个工地，可能就只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毕竟和父辈比较起来，侄子不可能像他们那样严苛节约，二十出头的年龄，和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他迷恋各类智能手机，或者一些时尚的行头，光是这一笔开销，就足够家里开支半年。他也曾经考虑在附近的镇上找个事做，或者开个店，但不是没有成本，就是没有过硬技术，始终难以做成。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对哥哥而言，新的挑战在于，他老了以后，甚至会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毕竟他的子女，没有一人通过读书得以改变命运，而他在半生的劳作中，也仅仅只是维持了一种最简单的生存，并没有给自己留下半点养老的资本，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