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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绝卓的抗日志士:饮食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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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3 19:40: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抗日军民饮食概况

文 | 谌旭彬

众所周知,抗战之胜利,乃全国军民艰苦奋斗所致。此种艰苦,虽尚无全面的数据统计,不过,以饮食为切入口,亦不难窥见其具体程度如何。

公务员:铨叙部次长1940年哀叹青菜快吃不起了

1943年2月20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用餐,九人四菜,严重不够吃。徐触景生情,当天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物价骤增。限价前猪肉十六元一斤,限价为十四元,结果未出三、五日即涨至二十余元,有时二十五元也买不到,其他似之。而布与糖很难买到,现在除米、面较战前为八十倍左右,(如战前面三、四元一袋,今则二百五、六十元,尚系黑面,)其余百倍至几百倍(现在鸡蛋三元左右一枚)。”

徐永昌所谓的八十倍、百倍、几百倍,乃是对抗战中后期大后方通货膨胀的真实描述。这种通胀,对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影响最大。连铨叙部次长王子壮这样级别的公务员,也早在1940年就开始哀叹吃不上肉,青菜也快吃不起了。王在日记中特别对比了自己和“商人之妇”的不同处境:

“日前在民众防空洞得见一小商人之妇,一人而购二十元之猪肉排骨之类,煮于会饭之中,米饭殊少,但肉食耳。再看知识阶级公务员及教育界,以收入日绌,面有菜色,是国家之菁英,竟不得充分之营养,食平价米既多粗劣,青菜已达一、二元一斤,遑论肉食。即青菜亦将无法购取足用也。余上月收入一千一百元,支出一千六百元,不敷达五百元,因余负担全家十三人之饮食,此盖最低数。”

工人:受通胀影响最小,1941年每户月消费猪肉2斤左右(重庆)

除商人外,工人是重庆受通胀影响最小的群体,但他们的生活也相当困顿。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在重庆调查了240户工人家庭。结果显示:这些家庭平均每户3.6人,食物支出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4%,平均每户每月食用大米6.9市斗(约110-130斤左右),另有少量红薯为辅。蔬菜消费,以白菜、萝卜为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其余如魔芋、莴苣、青菜、南瓜、榨菜等,每月消费也在2-4斤左右。但肉类消费极少,平均每户每月仅消费猪肉2斤左右,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牛肉、鱼肉等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距离前线较远、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民众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1940年,昆明的“普通户”,大多一日两餐,偶而还能有晚间宵夜。这些“普通户”多是五口之家,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约240-270斤左右),猪肉7.5斤,蚕豆60斤,莴笋60支,豆腐150块,猪油、香油、酱油各7.5斤。其中,蚕豆、莴苣等,随季节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换。



图注:1941年,重庆民众在修缮被日军空袭后的家园,敞开的胸膛可见壮丁们普遍瘦骨嶙峋

农民:1942年晋陕一带“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至于农民的饮食状况,可以参考张闻天1942年的“晋陕调查”。张调查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其结论是:

“中农家庭从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够吃些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或吃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其余,除二月初二吃一顿捞饭或高粱饺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顿捞饭。惊蛰后,农业劳动开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清明后开始吃三顿,早饭吃些散面谷垒,糠窝窝;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晚饭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三、四月有了苦菜,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六月以后吃南瓜。七月吃豆角子,一直吃到八月半,山芋下来时,还吃些山芋。秋收后,又只吃二顿,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贫农吃得比中农差,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富裕中农则吃的又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的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的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

“黑豆糊糊”,即将黑豆磨成小块,加水煮。“捞饭”,即将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捞出再焖成干饭。张闻天说,黑豆糊糊“是这里农家一种最普通的食品”;至于捞饭,“这里的老百姓均认为是很贵重的食品。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每星期能吃几次的,那只有富裕中农。”

在陕甘宁边区,饮食条件最好者,当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该校学员都是日军俘虏或投诚者,为反战需要,在伙食上对其相当优待。据该校“生活委员”中小路静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后的“一周食谱”,其周一饮食如下:“早饭:羊肉炖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午饭:面条。晚饭: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其余六天,水准大致相同,唯菜谱有异。主食最初是小米,后升级为馒头、面条,一周还可以吃一次大米饭。因为每天都供应肉,学员们过意不去,曾提出“最好早饭不吃肉菜”的请求。

至于敌后根据地军民和沦陷区民众的饮食状况,可参考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报告。戎在报告中提到: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部分,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亲戚家人往来,还要(自己)带粮,不然就要饿肚子”。根据地的军队,每人每日可吃油三钱、吃盐二钱,并有少量菜蔬;政府与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可吃到少量菜蔬,但油、盐无保障。至于民众,“虽然也没有油吃,但总还有蔬菜吃啊”。



图注:1945年2月,史迪威公路上的中、美两国士兵

士兵:1944年过半国军士兵营养不良,最好者“每人每月肉类一斤”

抗战八年,原始小农经济的崩溃是全面性的。一方面是军费暴涨,一方面是壮丁大量被抽离农村送往前线,前者要求强化对农村的征收,后者必然损害农业的产出。矛盾激化的结果,最终必然反映至士兵饮食层面。

至抗战中后期,士兵的饮食水准,已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据统计,二战期间,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还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获得。1940年后,国军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

一个相当惨烈的对比是:1944年,驻昆明美军,须由中国政府提供(垫付)每人每天6只鸡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驻滇远征军,号称饮食标准最好之中国国内部队,也不过“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而且为了满足驻昆明美军,这“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还常常被挪用。

注释

徐永昌日记,1943年2月20日。王子壮日记,1940年8月5日。社会部统计处编,《重庆工人家庭生活程度》,1945年出版。孙蕙君,《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1939年秋至1940年夏),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上),P138-142。原数据为“每日”,为便于对照,文中换算为“每月”。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P70-71。(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纪实》,长征出版社,1985,P54-55。戎子和:《晋冀豫边区人民的负担——在晋冀鲁豫临参会财政建设工作报告之》,1941年7月15日,收录于《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之六:财政经济建设》。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谌旭彬,《驻华美军吃光了云南的耕牛》,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30期。

附:

龙云之抱怨:美军吃光了云南农村的耕牛

1、美籍财政顾问杨格认为:当时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费用,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

美国人杨格(Arthur Young)1927年受聘来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在孔祥熙、宋子文主政期间,多次深入参与高层经济决策,直到1947年才因病辞职返回美国。凭借着自己对国民政府财政状况的切身了解,杨格晚年写下了《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复兴》、《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中国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中国建国的努力:财政经济纪录,1927-1937》等多部著作。在《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China and Helping Hands:1937-1945)一书中,杨格记录了孔祥熙在1944年的一场牢骚。这场牢骚所针对的,正是驻华美军给中国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孔祥熙说:

“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妇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

杨格说,当时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费用,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中国政府还须负担不少基建项目,如在1944年6月之前,为美军在四川修建7个专供B-29轰炸机使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这些项目带来的财政压力也相当之大。杨格评价说:

“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美军驻华的月耗费,从10亿元(法币)迅速增涨到了200亿元;很清楚,美国给中国带来的军事利益——特别是B-29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只发动了20次空袭——与给中国虚弱的财政造成的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以1945年为例,该年中国政府用于美军的开支,占了当年货币发行量的53%以上,其对中国本就不堪重负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2、云南省主席龙云:驻滇美军把云南农村的耕牛全吃光了

关于驻华美军消费的高水准,以及中国政府在供应上的焦头烂额,不妨举例说明。1944年9月,驻滇美军发生一起肉类供应风波。起因是驻扎在昆明呈贡的1万余名美军每日所需的牛、猪、鸡难以满足,驻华美军总部要求解决,事情一直闹到了蒋介石那里。蒋氏不得不专门就此事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蒋氏电报全文如下:

“昆明省政府主席:据美军总部九月一日备忘录,略以昆明呈贡区美军已增至一万零六百人,每日所需之肉类计牛35头,猪50头,鸡1000只,而滇省府仍照前每日限制数量供应,并不增加,请予协助,设法供应等语。查此肉类供应攸关盟军营养,同作战力量甚大。惟牛只可饬市府在产牛较多之地方代为购买运昆明,其余鸡猪等项在昆明附近似可采购,此项关系较巨,希由该省设法协助,勿使匮乏,以敦睦谊。除函复,径与该省府洽办外,仰即遵办具报。中正。申虞。侍。参。印。”

蒋氏希望龙云排除万难,满足美军的要求,但在龙云看来,这种档次的供给,云南方面实在已经是有心无力,难以为继了,此前种种供给,已是长途跋涉自外省采购而来。其回电全文如下: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囗密。前奉申虞侍参电,当饬主管遵办去后,兹据呈称,滇省向非产牛区,年来供应盟方,概由黔省贩运而来,前恐影响农耕,妨及粮政,曾经略加限制。嗣准盟方请求,即已取消。惟据商人沥陈,近因盟方人士日渐增多,办理愈感困难,实缘产源枯竭,以致供不逮求。查核所称,确系实情。至于猪鸡两项,仅有农户零饲养,素无专业,频岁消耗之巨,亦远过于生产等语。复查所呈,均属事实。除仍遵电饬令务尽可能力予协助外,谨以肃闻。敬祈鉴核。职龙〇,叩。酉。巧。省秘。印。”



图:驻华美军指导手册插画:1、把手放下来;2、给中国人拍照要小心;3、中国式商业;4、发怒等于丢脸。

更早一些时候的1944年1月份,云南还发生过另一起相似的风波。因驻缅美军肉类供应匮乏,史迪威曾致电何应钦,要求“将云南省所产之新鲜牛肉,输往印度,以供军事人员食用”。1月21日,何应钦致电龙云,要求其尽可能满足史迪威的要求:

“查该处之有此请求,系悉云南省内特别昆明附近所有鲜牛肉,除经由战地服务团采办,以供驻昆美军食用外,尚有多余可输往印度。查牛肉之采办贮藏及输送等问题之准备,均已布置就绪,此等布置包括建筑房屋,购备器材,任用人员等项,故函恳迅予核准所请将牛肉输往印度是祷,敬请早日赐办示复为感等由。查滇省驻军规定,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是否确有多余,每月可给若干公斤,敬请饬与本部驻昆明办事处马处长洽办。”

从何应钦的电报来看,史迪威似乎做好了一切采办、运输、保存云南鲜牛肉的准备工作,万事俱备,只差龙云提供鲜牛肉了。但龙云却在次日给何应钦回电中拒绝了史迪威的要求,其理由是云南农村的耕牛早已被驻滇美军买光吃光,现在供给驻滇美军的牛肉,已是跨省购自贵州盘县。电文称:

“美军驻昆明年余消费甚巨。自三十二年度人数日渐增加,入春以来,每日猪羊不算,菜牛每日须三十条,鸡千余只,鸡蛋数千枚。现在农村耕牛被其买净,延至盘县(笔者注:盘县在贵州境内)购买,此种庞大惊人之消费,不但不能供给印度方面,即在滇者,亦将成问题。”

3、与驻华美军相比,中国士兵的饮食可谓惨矣

说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费用,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并不是夸张。前一小节所引用的何应钦的电报,已经透露了驻滇中国军队的肉类配置——“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与美军“一万零六百人,每日所需之肉类计牛35头,猪50头,鸡1000只”相比,实如九地之下与九天之上。更何况,“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只是标准,能否切实执行还是个未知数。

当时人对中国士兵生活状况的亲历见闻,或许更有说服力。1940年7月7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在其日记中写道:“今日余汉谋司令自粤来,对蒋先生言,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予闻之不甚震骇!”1940年的广东,正是中日对垒正酣之地。同年4月,中共秘密党员张公干从宜昌前线回来,曾对冯玉祥如此描述前线士兵之苦:“衣服问题,冬天少棉,夏天缺单,一件衣服,往往数月不换,衣上的虱子振一振几乎要盖地,晚上铺盖全是稻草,实不如犬马,谈起来只想痛哭。吃的呢,是带糠的大米,盐都得不到,菜更不足谈。得的薪水呢,……苦干半年尚得不到一元,加之衣食不丰,生病者要占五分之四,一则下级官没有巨款与之疗治,二则兵乏分文无所购药,因是病亡者,不可胜数。”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41年6月从重庆坐船去泸州,也曾亲眼目睹同船的中国士兵窘迫至极的生活:

“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兵士早九点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

抗战中后期,许多战区司令长官(如汤恩伯)及军团长官(如王耀武)从事商业活动,与军队补给的上述困顿,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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