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抗日军民饮食概况
文 | 谌旭彬
众所周知，抗战之胜利，乃全国军民艰苦奋斗所致。此种艰苦，虽尚无全面的数据统计，不过，以饮食为切入口，亦不难窥见其具体程度如何。
公务员：铨叙部次长1940年哀叹青菜快吃不起了
1943年2月20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在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用餐，九人四菜，严重不够吃。徐触景生情，当天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物价骤增。限价前猪肉十六元一斤，限价为十四元，结果未出三、五日即涨至二十余元，有时二十五元也买不到，其他似之。而布与糖很难买到，现在除米、面较战前为八十倍左右，（如战前面三、四元一袋，今则二百五、六十元，尚系黑面，）其余百倍至几百倍（现在鸡蛋三元左右一枚）。”
徐永昌所谓的八十倍、百倍、几百倍，乃是对抗战中后期大后方通货膨胀的真实描述。这种通胀，对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影响最大。连铨叙部次长王子壮这样级别的公务员，也早在1940年就开始哀叹吃不上肉，青菜也快吃不起了。王在日记中特别对比了自己和“商人之妇”的不同处境：
“日前在民众防空洞得见一小商人之妇，一人而购二十元之猪肉排骨之类，煮于会饭之中，米饭殊少，但肉食耳。再看知识阶级公务员及教育界，以收入日绌，面有菜色，是国家之菁英，竟不得充分之营养，食平价米既多粗劣，青菜已达一、二元一斤，遑论肉食。即青菜亦将无法购取足用也。余上月收入一千一百元，支出一千六百元，不敷达五百元，因余负担全家十三人之饮食，此盖最低数。”
工人：受通胀影响最小，1941年每户月消费猪肉2斤左右（重庆）
除商人外，工人是重庆受通胀影响最小的群体，但他们的生活也相当困顿。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在重庆调查了240户工人家庭。结果显示：这些家庭平均每户3.6人，食物支出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4%，平均每户每月食用大米6.9市斗（约110-130斤左右），另有少量红薯为辅。蔬菜消费，以白菜、萝卜为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其余如魔芋、莴苣、青菜、南瓜、榨菜等，每月消费也在2-4斤左右。但肉类消费极少，平均每户每月仅消费猪肉2斤左右，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牛肉、鱼肉等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距离前线较远、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民众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1940年，昆明的“普通户”，大多一日两餐，偶而还能有晚间宵夜。这些“普通户”多是五口之家，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约240-270斤左右），猪肉7.5斤，蚕豆60斤，莴笋60支，豆腐150块，猪油、香油、酱油各7.5斤。其中，蚕豆、莴苣等，随季节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换。
图注：1941年，重庆民众在修缮被日军空袭后的家园，敞开的胸膛可见壮丁们普遍瘦骨嶙峋
农民：1942年晋陕一带“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至于农民的饮食状况，可以参考张闻天1942年的“晋陕调查”。张调查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其结论是：
“中农家庭从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够吃些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或吃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其余，除二月初二吃一顿捞饭或高粱饺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顿捞饭。惊蛰后，农业劳动开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清明后开始吃三顿，早饭吃些散面谷垒，糠窝窝；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晚饭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三、四月有了苦菜，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六月以后吃南瓜。七月吃豆角子，一直吃到八月半，山芋下来时，还吃些山芋。秋收后，又只吃二顿，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贫农吃得比中农差，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富裕中农则吃的又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的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的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
“黑豆糊糊”，即将黑豆磨成小块，加水煮。“捞饭”，即将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捞出再焖成干饭。张闻天说，黑豆糊糊“是这里农家一种最普通的食品”；至于捞饭，“这里的老百姓均认为是很贵重的食品。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每星期能吃几次的，那只有富裕中农。”
在陕甘宁边区，饮食条件最好者，当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该校学员都是日军俘虏或投诚者，为反战需要，在伙食上对其相当优待。据该校“生活委员”中小路静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后的“一周食谱”，其周一饮食如下：“早饭：羊肉炖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午饭：面条。晚饭：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其余六天，水准大致相同，唯菜谱有异。主食最初是小米，后升级为馒头、面条，一周还可以吃一次大米饭。因为每天都供应肉，学员们过意不去，曾提出“最好早饭不吃肉菜”的请求。
至于敌后根据地军民和沦陷区民众的饮食状况，可参考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报告。戎在报告中提到：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部分，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亲戚家人往来，还要（自己）带粮，不然就要饿肚子”。根据地的军队，每人每日可吃油三钱、吃盐二钱，并有少量菜蔬；政府与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可吃到少量菜蔬，但油、盐无保障。至于民众，“虽然也没有油吃，但总还有蔬菜吃啊”。
图注：1945年2月，史迪威公路上的中、美两国士兵
士兵：1944年过半国军士兵营养不良，最好者“每人每月肉类一斤”
抗战八年，原始小农经济的崩溃是全面性的。一方面是军费暴涨，一方面是壮丁大量被抽离农村送往前线，前者要求强化对农村的征收，后者必然损害农业的产出。矛盾激化的结果，最终必然反映至士兵饮食层面。
至抗战中后期，士兵的饮食水准，已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据统计，二战期间，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还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获得。1940年后，国军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
一个相当惨烈的对比是：1944年，驻昆明美军，须由中国政府提供（垫付）每人每天6只鸡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驻滇远征军，号称饮食标准最好之中国国内部队，也不过“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而且为了满足驻昆明美军，这“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还常常被挪用。
注释
徐永昌日记，1943年2月20日。王子壮日记，1940年8月5日。社会部统计处编，《重庆工人家庭生活程度》，1945年出版。孙蕙君，《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1939年秋至1940年夏），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上），P138-142。原数据为“每日”，为便于对照，文中换算为“每月”。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P70-71。（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中的日本兵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纪实》，长征出版社，1985，P54-55。戎子和：《晋冀豫边区人民的负担——在晋冀鲁豫临参会财政建设工作报告之》，1941年7月15日，收录于《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之六：财政经济建设》。张瑞德，《抗战时期陆军的人事管理》，收录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第二十一期。谌旭彬，《驻华美军吃光了云南的耕牛》，今日话题历史版第130期。
附：
龙云之抱怨：美军吃光了云南农村的耕牛
1、美籍财政顾问杨格认为：当时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费用，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
美国人杨格（Arthur Young）1927年受聘来华，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在孔祥熙、宋子文主政期间，多次深入参与高层经济决策，直到1947年才因病辞职返回美国。凭借着自己对国民政府财政状况的切身了解，杨格晚年写下了《中国经济和财政的复兴》、《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中国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中国建国的努力：财政经济纪录，1927-1937》等多部著作。在《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China and Helping Hands：1937-1945）一书中，杨格记录了孔祥熙在1944年的一场牢骚。这场牢骚所针对的，正是驻华美军给中国财政带来的沉重负担。孔祥熙说：
“在中国，你们的孩子们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但是，你们每天吃1磅牛肉……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妇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
杨格说，当时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费用，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此外，中国政府还须负担不少基建项目，如在1944年6月之前，为美军在四川修建7个专供B-29轰炸机使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场，这些项目带来的财政压力也相当之大。杨格评价说：
“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5月，美军驻华的月耗费，从10亿元（法币）迅速增涨到了200亿元；很清楚，美国给中国带来的军事利益——特别是B-29行动，它在战争期间只发动了20次空袭——与给中国虚弱的财政造成的损失相比，远远得不偿失。以1945年为例，该年中国政府用于美军的开支，占了当年货币发行量的53%以上，其对中国本就不堪重负的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2、云南省主席龙云：驻滇美军把云南农村的耕牛全吃光了
关于驻华美军消费的高水准，以及中国政府在供应上的焦头烂额，不妨举例说明。1944年9月，驻滇美军发生一起肉类供应风波。起因是驻扎在昆明呈贡的1万余名美军每日所需的牛、猪、鸡难以满足，驻华美军总部要求解决，事情一直闹到了蒋介石那里。蒋氏不得不专门就此事致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蒋氏电报全文如下：
“昆明省政府主席：据美军总部九月一日备忘录，略以昆明呈贡区美军已增至一万零六百人，每日所需之肉类计牛35头，猪50头，鸡1000只，而滇省府仍照前每日限制数量供应，并不增加，请予协助，设法供应等语。查此肉类供应攸关盟军营养，同作战力量甚大。惟牛只可饬市府在产牛较多之地方代为购买运昆明，其余鸡猪等项在昆明附近似可采购，此项关系较巨，希由该省设法协助，勿使匮乏，以敦睦谊。除函复，径与该省府洽办外，仰即遵办具报。中正。申虞。侍。参。印。”
蒋氏希望龙云排除万难，满足美军的要求，但在龙云看来，这种档次的供给，云南方面实在已经是有心无力，难以为继了，此前种种供给，已是长途跋涉自外省采购而来。其回电全文如下：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囗密。前奉申虞侍参电，当饬主管遵办去后，兹据呈称，滇省向非产牛区，年来供应盟方，概由黔省贩运而来，前恐影响农耕，妨及粮政，曾经略加限制。嗣准盟方请求，即已取消。惟据商人沥陈，近因盟方人士日渐增多，办理愈感困难，实缘产源枯竭，以致供不逮求。查核所称，确系实情。至于猪鸡两项，仅有农户零饲养，素无专业，频岁消耗之巨，亦远过于生产等语。复查所呈，均属事实。除仍遵电饬令务尽可能力予协助外，谨以肃闻。敬祈鉴核。职龙〇，叩。酉。巧。省秘。印。”
图：驻华美军指导手册插画：1、把手放下来；2、给中国人拍照要小心；3、中国式商业；4、发怒等于丢脸。
更早一些时候的1944年1月份，云南还发生过另一起相似的风波。因驻缅美军肉类供应匮乏，史迪威曾致电何应钦，要求“将云南省所产之新鲜牛肉，输往印度，以供军事人员食用”。1月21日，何应钦致电龙云，要求其尽可能满足史迪威的要求：
“查该处之有此请求，系悉云南省内特别昆明附近所有鲜牛肉，除经由战地服务团采办，以供驻昆美军食用外，尚有多余可输往印度。查牛肉之采办贮藏及输送等问题之准备，均已布置就绪，此等布置包括建筑房屋，购备器材，任用人员等项，故函恳迅予核准所请将牛肉输往印度是祷，敬请早日赐办示复为感等由。查滇省驻军规定，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是否确有多余，每月可给若干公斤，敬请饬与本部驻昆明办事处马处长洽办。”
从何应钦的电报来看，史迪威似乎做好了一切采办、运输、保存云南鲜牛肉的准备工作，万事俱备，只差龙云提供鲜牛肉了。但龙云却在次日给何应钦回电中拒绝了史迪威的要求，其理由是云南农村的耕牛早已被驻滇美军买光吃光，现在供给驻滇美军的牛肉，已是跨省购自贵州盘县。电文称：
“美军驻昆明年余消费甚巨。自三十二年度人数日渐增加，入春以来，每日猪羊不算，菜牛每日须三十条，鸡千余只，鸡蛋数千枚。现在农村耕牛被其买净，延至盘县（笔者注：盘县在贵州境内）购买，此种庞大惊人之消费，不但不能供给印度方面，即在滇者，亦将成问题。”
3、与驻华美军相比，中国士兵的饮食可谓惨矣
说1名驻华美军的开支费用，相当于500名中国士兵的费用，并不是夸张。前一小节所引用的何应钦的电报，已经透露了驻滇中国军队的肉类配置——“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与美军“一万零六百人，每日所需之肉类计牛35头，猪50头，鸡1000只”相比，实如九地之下与九天之上。更何况，“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只是标准，能否切实执行还是个未知数。
当时人对中国士兵生活状况的亲历见闻，或许更有说服力。1940年7月7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在其日记中写道：“今日余汉谋司令自粤来，对蒋先生言，前线士兵只能日食一粥一饭，予闻之不甚震骇！”1940年的广东，正是中日对垒正酣之地。同年4月，中共秘密党员张公干从宜昌前线回来，曾对冯玉祥如此描述前线士兵之苦：“衣服问题，冬天少棉，夏天缺单，一件衣服，往往数月不换，衣上的虱子振一振几乎要盖地，晚上铺盖全是稻草，实不如犬马，谈起来只想痛哭。吃的呢，是带糠的大米，盐都得不到，菜更不足谈。得的薪水呢，……苦干半年尚得不到一元，加之衣食不丰，生病者要占五分之四，一则下级官没有巨款与之疗治，二则兵乏分文无所购药，因是病亡者，不可胜数。”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41年6月从重庆坐船去泸州，也曾亲眼目睹同船的中国士兵窘迫至极的生活：
“房门外兵士坐卧满地，出入几无插足之处，且多显病态瘦弱之外，十九有疥疮，四肢头颈皆可见到，坐立之时遍身搔抓，对此情景，殊觉国家待此辈亦太轻忽，故不敢有憎厌之心，转为怜惜矣。……兵士早九点米饭一顿(自煮)后，至晚始再吃，下午门外有二兵以水冲辣椒末饮之，至天夕又各食万金油少许，用水送下。”
抗战中后期，许多战区司令长官（如汤恩伯）及军团长官（如王耀武）从事商业活动，与军队补给的上述困顿，不无关系。 |
|
发表于 2017-2-3 19:4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