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问题的调查结果令人感觉十分困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学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inBaltimore)的微生物学家阿图罗·卡萨德瓦利(Arturo Casadevall)说。 “当下研究人员对于可重复性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仅仅是认识到这一点已经是一大进步了,他说。 “下一步要明确问题的根源,并取得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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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关注科研成果可重复性的学者,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stol)的生物心理学家马库斯·穆纳佛(Marcus Munafo)说,无法还原研究结果就像是科学家的成年礼。“我原来上学的时候,总是试图重做一些文献中提到的,看起来很简单的实验,却无法做出与之相同的结果。然后,我就开始怀疑文献的真实性,我后来才知道,不只我一个人遇到过类似问题。“
来自得克萨斯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the Texas Tech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s Cente)的受访者亚伯拉罕·艾哈迈德(AbrahamAl-Ahmad)曾提交过一份手稿,解释为什么他尝试还原的一种干细胞技术不能正常运作。他以为会遭到回绝,但惊喜的是,该文章居然过审。究其原因,他认为,可能是因为它提供了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法。
研究方法的整合本身就是一大课题,在弗吉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研究平滑肌细胞的博士后劳拉·山克曼(Laura Shankman)说。几个博士后和研究生离开她的实验室之后,团队其余成员试图重现他们的成果,那真是费了一番功夫。实验室甚至决定暂停手头的新项目,专门花时间来还原之前发表过的研究,这也意味着旧的实验室章程要修改了。她认为,整合实验室的资源和流程,摒弃各自为政的工作形式,可以节约日后为了重现成果带来的额外成本。这是一项长期的投资。
布赖恩健康科学学院(BryanCollege of Health Sciences)的数学生物学家伊拉克利·罗拉泽(Irakli Loladze)估计,在确保可重复性的前提下完成项目需要多花大约30%的时间,即使是理论工作也是如此。从原始数据到最终图像,他每个步骤都要仔细检查以确保可被追溯。但是,这些任务很快变成只是工作的一部分。 “可重复性就像是刷牙, ”他说。 “这对你有好处,但它需要时间和努力。一旦你学会了,它就将成为一种习惯。”
可重复性的最好的普及方法之一就是先备案,科学家在进行实验前,将提出的假设和数据分析的计划递交第三方,以防出现“刻意挑选数据”的现象。只有少数几个人曾经提出过这个观点。其中一个就是在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学习“道德决策”的研究生汉妮·沃金斯(Hanne Watkins)。先进行数据收集,再回到最开始提出的的问题,她说,这样能防止走进学术的迷宫。过程中虽然费时费力,没有什么能比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或是通过格式化检查更加艰巨。“如果从一开始就按照正确的方法论前行,”她说,“它就变成了一个研究人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因素都是由共同的力量驱使的,威斯康星 - 麦迪逊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发育生物学家朱迪斯·金布尔(JudithKimble)说,投资和岗位的竞争,日益增加的行政负担剥夺了设计和研究的时间。 “当下所有人都鸭梨山大,”她说。而且这些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对于项目的完成质量本身,将危害整个学界。如果研究生在读期间没有时间去带本科生,当这些研究生毕业了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以后,他们有如何知道该怎么带学生,怎么组织工作呢? “情况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金布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