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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脑死亡立法有望采取“二元死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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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0 11:13: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3月9日,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接受采访。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3月5日人代会开幕当晚,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为一名六旬患者做了双肺移植手术。实际上,作为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科主任,被誉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的陈静瑜每年两会时,都会利用会议间隙在京给患者做手术。

“作为医生,有了供体和受者,就要去救人。但是两会期间,作为人大代表,我要认真履职,要处理好履职和救人之间的关系。”

今年,陈静瑜提交了关于尘肺病诊断、加强儿科人才队伍建设、坚持对涉医违法犯罪“零容忍”司法不能降格处理、国内卷烟包装应采用图形警示等建议。他表示,目前,儿科医生资源配置与医疗需求存在很大差距,建议儿科医学生的培养方式可以参照师范类学生模式,免除大学期间的学杂费。

谈脑死亡立法

有望采取“二元死亡”标准

新京报:这两年全国两会期间,你都利用会议间隙,在京给患者做手术。听说,3月5日人代会开幕当晚,你又给一名六旬老人做了双肺移植手术?

陈静瑜: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几乎每年都这样。作为一个医生,有了供体,又有了受者,就要去救人。就像5日那天,中日友好医院的医生专门跑到南宁,把脑死亡捐献者的供肺器官转运回来,晚上8点才到,团队只能紧急启动肺移植手术。但是两会期间,作为一名代表,我要认真履职,我要处理好履职和救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假如晚上有急诊器官捐献的供体,我可以放弃休息时间。

新京报:你一直关注脑死亡立法,2015年、2016年还有去年,都提交过相关建议。据了解,去年10月全国人大给你回复,同意脑死亡立法议案?

陈静瑜:有关脑死亡立法,我提的内容已经得到了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答复。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答复文件中说:“目前,实施临床脑死亡判定,已不存在技术规范障碍。在法律中对死亡标准进行定义和表述,很有必要。我们赞成您的建议,不一定采取单独立法的形式,可以采取二元死亡的标准,在现行法律中增加脑死亡和心死亡的规定,给死者家属一定选择权。建议有关方面在制定或修订相关法律时予以认真考虑。”也就是说,采取“二元死亡”的标准,认可脑死亡,等着相关的法律文书把死亡的标准补充进来。

新京报:补充进去这个标准之后,对于脑死亡立法你还有补充建议吗?

陈静瑜:目前暂时就这样做吧,今后老百姓对脑死亡的认知程度应该会有更大的提高。实际上,真正跟国际接轨,是完全承认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国际上都是这样的,有明确的标准脑死亡就是死亡。

谈所提建议

建议尘肺病诊断与职业病鉴定脱钩

新京报:尘肺病也是你关注的重点,过去几年你提了10多条相关建议,今年还会提吗?

陈静瑜:几乎每年我都提交有关尘肺病的建议。我今年提的建议是,尘肺病诊断和职业病的鉴定脱钩,尘肺病归到呼吸内科医生来诊断。

尘肺病是不是职业病,由职业机构来鉴定,可现在能拿到职业病鉴定的尘肺病人不多,还有不少尘肺病人不需要做职业病鉴定,只要按照尘肺病治疗就行了。尘肺病就是普通医生能诊断的普通病。

新京报:除此之外,今年你还会提哪些建议?

陈静瑜:还有关于加强儿科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关于坚持对涉医违法犯罪的“零容忍”司法不能降格处理的建议,关于国内卷烟包装应采用图形警示的建议等。

新京报:你建议在卷烟包装上采用哪些警示?

陈静瑜:烟包图形警示是极其有效且成本低廉的健康教育措施,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也能清晰地了解吸烟对健康的伤害。现在,全世界确定烟草包装须采用图片警示要求的,已有118个国家/司法管辖区。中国的烟草产量全球第一,吸烟人数也最多,却未能实施这一举措。

我国烟草生产商出口到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卷烟,多根据相关要求,标有图形警示,而国外生产的卷烟进口到我国,都换上了没有图形警示的烟包警示包装。

新京报:关于儿科医生的建议呢?儿科医生的“缺口”有多大?

陈静瑜:《关于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提出,“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0.69名”。以无锡为例,目前无锡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生0.5人,而发达国家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医生0.85-1.3人。无锡市医院协会儿科医疗资源配置情况调研显示,“儿科医生的平均工作量超出非儿科医生51%,儿科医生资源配置与医疗需求存在很大差距。”

新京报:你建议如何破解儿科“人才荒”?

陈静瑜:建议儿科医学生的培养方式可以参照师范类学生模式,即免除大学期间的学杂费;儿科的硕士博士阶段学费也能全免。在综合公立医院儿科人才和儿童专科医院人才配比收入分配上,综合性医院要调节内部科室收入分配,不能让儿科医生收入太低。儿童专科医院建议国家财政增加补贴,提高儿科医生待遇。

新京报:关于坚持对涉医违法犯罪的“零容忍”司法不能降格处理的建议,针对的是什么具体问题?

陈静瑜:我把湖南长沙的“医告官”案作为调研案例,仔细看了相关法律文书,也向当事人了解了情况。我认为,这起案件不属于医患纠纷或医患矛盾,是典型的恶性伤医事件。

谈医学科普

孕产妇产前健康教育还做得不够

新京报:去年8月,你为一名患有肺动脉高压的产妇做了肺移植手术。之后你在微博发文说,“这类世界第一的手术我希望到此为止仅此一例,今后永远不再有”。手术过程是不是非常紧张?

陈静瑜:实际上,这个病人之后,大概是去年10月,我又做了第二例肺动脉高压产妇肺移植手术。患者是安徽的一个肺动脉高压病人,也是先天心脏病。孩子是顺产生下来的,但生完后患者心衰,面临死亡的风险。她转到了南京的鼓楼医院,鼓楼医院请我去会诊,只能做修心换肺手术,手术很成功。

新京报:你说过,在国外一般女性得了肺动脉高压是绝对禁止妊娠的,国外的病人绝对听医生的话,因为任何人都应该相信医学。但这样的世界首例却在中国发生了,这是否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我国医患领域的深层次问题?

陈静瑜:第一例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产前已经告诉她要终止,她不终止。这说明什么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的孕产妇产前健康教育还是做得不够,另外一个就是医患之间信任程度的问题。

新京报:不少网友认为,您的精力非常旺盛,比如会议间隙做高难度手术,还经常通过微博、微信给患者科普肺移植方面的知识,是否如此呢?

陈静瑜:精力旺盛是因为以前跑马拉松,不过现在身体透支了。通过微博、微信给患者科普,是因为我发现微博科普可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医生不光要做临床,还要有社会责任,尤其我还是人大代表。医生做一个学术讲座,一般就几百人听,但是一条长微博可能引起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关注。

通过微博、微信给患者科普,是因为微博科普可能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医生不光要做临床,还要有社会责任,尤其我还是人大代表。医生做一个学术讲座,一般就几百人听,但是一条长微博可能引起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的关注。——陈静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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