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的转型 经济研究

admin

  
       长期以来，国内外一直对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起起落落充满兴趣，现在尤其如此。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实际GDP年增长率平均保持在10%，这种超级增长模式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和扩大繁荣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各国也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强大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背景下，这种作用显得愈发重要。




　　出于上述原因，近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给人们带来了恐慌。在2012年至2014年的三年间，年均实际GDP增长率大概在7.6%左右，与1980年至2011年间相比下降了25%。当时的年均增长率达到神话式的l0.1%。此次增长放缓是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距离其预想的l0%增长轨迹最远的一次。在此之前，中国也曾经历过两次经济增长放缓，分别是1989—1990年(经济增长率降至4%)和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增长率降至7.7%)。这两次增长放缓都持续了两年，但此次放缓可能会持续三年或更长的时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除了暂时性、周期性的原因导致增长不足以外，是否存在其它更深层次的原因。




　　周期性与结构性力量的平衡




　　首先，现阶段的确存在一些周期性的因素阻碍经济增长。包括美国、欧洲与日本在内的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在外需方面给中国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2012年，中国对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三个经济体的出口占到出口总量的44%，而这些国家在2012—2014年间的年均实际GDP增长只有l.4%，算是大萧条之后相当疲软的经济复苏，而且远远低于危机前2000—2007年间的2.3%的年均增长率。因此，由于出口依然占到中国整体GDP的25%，危机后下降的外需给中国带来持续的压力，也是造成这次增长放缓的一个关键的周期性因素。




　　不过，造成这次经济增长放缓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经济增长放缓释放出了中国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信号，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的“生产者模式”转换为相对低速但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者模式”。这种转型在初始阶段很难有迹可循。这个艰巨的任务需要大力推动，所以往往进展得非常缓慢，但中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展现出向新的增长模式转换的轨迹。




　　中国在许多文件里已经充分地探讨过结构调查。“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鼓励消费的再平衡框架，其中强调了三项关键内容：通过发展服务业创造就业机会;利用城镇化进程提高工资水平;建立更可靠的社会保障网络，以降低人们由于担心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由于迄今为止，“十二五”规划仅实施了三年时间，所以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进展虽然不平均，但十分鼓舞人心。




　　这三个方面对于打造现代消费型社会非常重要。其中，我认为城镇化的进程最为引人注目，其次是服务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网建设。目前有充足的证据反映出前两个方面的进展：2013年中国城镇人口已超过人口总数的53%，比2010年“十一五”规划结束时增长了三个百分点，比l990年增加了一倍(26%)。与此同时，服务业(第三产业)在2013年占到GDP总量的46%，与2010年相比增长了三个百分点。




　　虽然社会保障网络发展稍显迟缓，但于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指出这方面的不足。从建立消费型经济再平衡的角度来看，特别需要积极主动地改变中国家庭由于缺乏安全感而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如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和户口制度;向利率市场化过渡，以提高长期被人为压低的利率，使中国储户从中受益;对国企征收30%的利润税，为社保与医疗健康等社会保障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三中全会的这些倡议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阻碍“十二五”规划顺利实施的最重要的因素，即中国家庭需要克服因经济不安全而产生的不自信，由此才能使其获得的劳动收入转化为自主消费。




　　对任何一个经济体未来增长预期的最终判断都反映出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对中国来说，未来几年内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都会围绕两个问题：可能会压制外需的周期性阻力将持续存在;由消费者主导的再平衡过程产生结构性作用。




　　周期性阻力是有希望逐渐消退的，但其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2008—2009年金融中遭受重创的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情况。现在距离金融危机爆发已过去五年时间，而恢复的速度却仍然相对缓慢。好在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活动最严重的破坏已经结束，经济下行的风险日益减弱。但是，关于发达国家未来几年内是否能加快增长速度还有待观望。




　　聚焦服务业




　　如果不再爆发另一次危机的话，那么讨论增长的结构性挑战对关于中国增长的辩论更富有启发性。这些辩论得出了以下根本性结论：随着中国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经济的潜在增长轨迹应有机放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较容易的目标都已经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也反映出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动力将源于以消费者为基础的服务业——这与过去大为不同，过去主要是通过出口与投资拉动型发展战略，将制造业和建筑业作为高速增长的推动力。




　　事实证明，许多所谓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都采取了这个模式——它们是极少数成功避免了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证明，随着这些国家早期工业化进程的结束，整个经济增长开始集中在缓慢发展的服务业上。韩国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它的工业(第二产业)年增长率从1960—1980年间的12%大幅下降至l980—2000年间的8.3%，与此同时服务业(第三产业)和总体经济活动增长率维持在6.7%左右。台湾的情况与此类似：随着服务业对经济的主导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早期工业化阶段相比逐渐趋缓。




　　更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特征显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再平衡过程结束后，经济增长会逐渐放缓。虽然这还不适用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典型的服务型经济，美国的情况非常极端。在1950至2013年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年均增长3.3%，比生产业3.9%的年均增长率整整低了17%。




　　随着中国逐步走出早期工业化阶段，其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再平衡变得越来越重要。三年前制定“十二五”规划时，中国计划将其还处于初级阶段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从2010年的43%提高至2015年的47%。当时，该规划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被认为目标定得过高，并未考虑到结构调整的过程通常缓慢而痛苦。尽管人们充满疑虑，但正如前文提到的那样，服务业在2013年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已上涨至46%。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服务业所占GDP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制造业与建筑业，后两者在2013年合计占到GDP的44%。这本身就是再平衡发展道路上令人注目的进步。




　　这种转型的信号其实已经酝酿多年。在1980—2011年的31年期间，制造业与建筑业的综合年均增长率为1 1.6%，比服务业8.9%的年均增长率高出了2.7个百分点。在2005—2011年的七年间，这两个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以每年1.5%的速度逐渐减小。而在过去两年间，即2012—2013年，服务业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8.3%，比制造业与建筑业7.9%的总增长率要高出0.4的百分点。这种自2005年起就不断拉近的增长差距，强烈地暗示了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




　　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最重要的原因是，发展服务业拉动型经济与吸收劳动力这一艰苦任务——即实现就业增长和减贫之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中国服务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远远超出制造业和建筑业。在2009—2012年间，服务业中每1000元人民币的产出需要1.45名工人，而制造业和建筑业只需l.13人就可以实现1000人民币的产出，前者比后者高出30%。这就意味着如果纯粹以服务业为基础，那么经济增长率达到7%时，其就业率的增长等同于纯粹以制造业与建筑业为基础的经济增长10%达到的效果。




　　当然，中国并不是草率地从一种经济模式转换到另一种经济模式。但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相当给力，即当中国逐渐向劳动密集的服务拉动型经济调整平衡时，之前需要达到l0%的GDP增长才能实现的吸引基本劳动力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任务，现在只要GDP增长接近8%就可以完成。这对于打破对10%这一超级增长速度的依赖迈出了重要的步伐，因为高速增长正是中国许多令人忧虑的不平衡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解决方案也正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自然产物，这一行业正在快速向资本密集型和节约劳动力型的方向演变。随着中国逐渐成为更发达的生产者，在产业价值链上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它通过经典的资本与劳动力互换提升了生产力——即大量进行技术投资，用机器替换工人。过去以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中，需要达到l0%的增长速度才能解决就业问题，但现在这种需求已经下降了。




　　中国8%的经济增长方案




　　除了前文提到的原因，还有很多原因支持中国将增长速度的目标定为8%。其中重要的是，如果以同样的GDP单位产出计算，服务业比制造业消耗的能源和资源要少得多。相应地会延缓中国的环境恶化与污染问题。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日益以消费为导向，这也会缓解其他宏观不平衡因素，即储蓄过剩减少、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进一步降低以及外汇储备累积速度放缓等。




　　放缓增长速度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非常适合中国，这是因为它更符合“十二五”的精神。“十二五”提出了其它鼓励消费的支柱，即城镇化、有充足资金支持的社会保障所带来的财务安全。中国城镇劳动者的收入是农村劳动者的三倍，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隐含信息：这一杠杆作用的确对提高劳动收入与消费者购买力至关重要，但除非新进城的农民工找到工作，否则并不能起到增加消费的作用。服务业和城镇化的相互作用对中国再平衡的影响正在于此。正如李克强总理最近所说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与继续推动城镇化密切结合。最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许多社会改革方案，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家庭将不会再怕把他们的劳动所得转化为自主消费力。




　　有人抱怨向服务业主导过渡会放缓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最终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这种担心是基于一种习惯性对比，即将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与从根本上来说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之间进行比较。但这一对比并没有准确反映出中国经济过渡的实际情况。制造业的高效率中生产率较高的工作者并没有转移到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岗位上去。实际上，中国劳动再分配的实际情况是，劳动者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转移到发展迅猛的、生产率较高的城镇服务业。在这一过渡过程中，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服务业和农业之间的生产率对比，而不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对比。基于这一关键原因，服务业主导的经济发展很有可能在未来数年里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主要优势。




　　后工业时代的挑战




　　对任何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来说，过渡期都不是终点，而是通过终点的手段。对中国而言尤为如此，它的宏伟目标是建设“现代、和谐和创新型社会”。2013年发布的《中国2030》就以此作为它的副标题。该书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团队共同编写，由消费和服务主导再平衡的构想在“十二五”中提出，在最近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被赋予了新的活力，为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再次过渡提供了动力。这也符合《中国2030》描绘的蓝图。中国的第一次经济过渡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过渡，现在日益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模式过渡。本轮过渡有望在2025-2030年的某个时间点实现目标，随后中国在维持经济增长方面面临的问题与所有发达国家一般无二。




　　眼下中国的工作重点是从一个模式转向另一个模式的再平衡进程，而当这一任务将要完成时，如何提高生产力将会成为中国所面临的最艰难的挑战之一。诚然，这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结论。无论是在国家发展的哪一个阶段，都很少有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会建议忽略生产率这一重要因素。这也不是我的本意。但是中国目前进行的再平衡结构性调整非常复杂。任何战略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对所有任务进行优先排序。“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调整框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得到进一步充实扩张，使中国得以在至少未来十年之内的时间里，能用行之有效的再平衡方案来指导发展。如果这个方法能取得成效——我个人也认为这会变成现实——它也会为中国在之后更广泛地持续提高生产率奠定基础。




　　在这个方面有两项举措尤其值得关注，它们为中国实现创新经济这一更长远目标搭建起框架。第一，聚焦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即新一代信息技术、可替代能源、可替代材料、生物技术、电动汽车、能源节约和高端装备制造。第二，把重点放在教育改革、研发联盟和鼓励民营公司创业方面的协同作用上。这些努力不会立刻带来生产率回报，事实上有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但只要夯实基础，中国就可以在从消费主导再平衡带来中短期回报过渡到提高生产率带来长期回报的转变过程中占得先机。




　　然而，在初始阶段要将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放在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上，即分配和交易密集型产业，比如批发零售贸易、国内交通、供应链物流、酒店与休闲娱乐、医疗保健和金融。尽管这些密集型劳动非常符合吸收劳动力的迫切要求，但它们会极大限制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生产力增长。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服务业转移劳动力从一开始会带来生产率红利，其重要性值得一再强调。的确，如果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生产力的回报会更丰厚，但是这会错过建设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的机会，而这才是任何现代消费性社会的基础。一旦这些基础设施开始运营，中国就可以更好地向以创新为驱动的后工业化社会过渡，这样才能从全面的生产力提高中汲取动力。




　　全球影响




　　这些对中国来说是利好消息，可对世界其他国家却未必如此。尤其是美国，他们为了满足其日益庞大的“终极消费者”的需要，已经把中国当成其“终极制造者”。美国国内收入增长和储蓄都不足，而中国货物廉价而且储蓄过剩，加上利率补贴，正好帮助维持美国的入不敷出。当然，这种依赖是相互的，中国要依靠美国的过度消费来维持其出口型经济的增长，也要依赖以正在贬值的美元为基准的货币策略来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美国由于储蓄不足可能会陷入困境。尽管美国再三建议中国刺激国内个人消费，但他们发现，中国以前的发展模式有助于维持自己本身不平衡经济增长。当然，所谓的资源型经济也是一样：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勉强还可算上巴西。随着中国将重点从商品生产转向提供服务，资源经济体将会失去外部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实现再平衡进程中的中国将会对美国构成严峻考验。同样，由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依存，这也会对其他主要经济体持续造成巨大压力。




　　然而，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最终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巨大的机遇。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是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2002年以来，中国的进口份额一直接近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0%，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所形成的推动力，能够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带来不小的意外收获，尤其是东亚国家、美国和欧洲。此外，由于现代信息技术联通了整个世界，许多不可交易的服务现在变得可以交易，服务业引发的的推动力对渴求经济增长的发达国家大有裨益。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的服务经济总量有可能会增加12万亿美元，其中大约有4万亿到6万亿通过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实现。这对美国这个长期占世界主导地位的服务经济体而言，有可能是真正的好兆头。




　　预测




　　综合以上因素，要对接下来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预测极富挑战性。我们大胆地假设没有来自内外部的巨大冲击，那么可以对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做出以下三个预测：




　　第一，中国经济已经过渡到缓慢增长的道路上。鉴于经济危机后的余震还不断困扰发达国家，中国对服务业的依赖日益加深，从现在到2015年中国的GDP增长率将会在7%到8.5%之间浮动。




　　第二，服务业的发展最初会集中在生产率较低的分销和交易处理产业，所以2015年后经济增长有可能会进一步放缓。在2016年—2020年间，经济增长率在6.5%—8%之间。




　　第三， 必须要明确今后数年中国看似放缓的GDP增长与过去32年中国所取得的高速增长奇迹之间的区别。无论在国际政策圈子还是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讨论都需要认真对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的比较。如果中国能实现再平衡，并且从现在到2020年维持6.5%到8.5%的增长速度，那么这要比被迫退回增长速度为l0%的发展轨道、不可持续、不平等的经济体系好得多。




　　中国向未来的过渡计划在“十二五”中成形，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加强，现在正在变成现实。由服务业主导的消费动力将会改变中国未来数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特征。随着中国进入后工业阶段，国内外的预期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至于其他国家会把它当作危险还是机遇，我们还需观望。




　　作者系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本文选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4年会提供的外方背景报告，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