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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谩骂诋毁中医的名人,最终还是服用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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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6 17:56: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那些谩骂诋毁中医的名人,最终还是服用中药

近代一些极力排拒、诋毁乃至主张“废止中医”的新潮人物,一旦到了治病救命的份上,并不完全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坚决不请中医治病,有时候也会采取务实的态度,迫不得已地放弃对中医中药的拒绝,像吴汝纶“到死不肯一试中医”、陈寅恪“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丁文江“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和不治之症,西医束手无策时,中医或许有一线生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轻易放弃一线希望的,有时会积极寻找中医治疗。

“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废止中医的人物”——俞樾,因“恨俗医不知古,下药辄增人病”,作《废医论》。之后,有病也不服药,委身天命,后病重,得到杭州名医仲昂庭诊治而得愈,感叹说:“道未绝矣。”

严复虽对其孙女有“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的劝诫,但晚年在饱受哮喘病折磨的情况下,仍然用自家配制的中药膏治疗。

孙中山虽说自己“平生有癖,不服中药”,但当罹患癌症,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在家人、友人劝说下服用中药。

“戊戌变法”的头面人物梁启超,原本病在右肾,尿血不止。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医学博士刘瑞恒主刀,一个走神,竟将左肾当坏肾割掉了。出院后仍然尿血,因病情“颇有增剧之象,不得已试服中药”。

郭沫若虽然说过“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誓言”,但晚年右侧肢体活动不便,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郑卓人用民间验方“桑枝酒”竟然使其霍然而愈。

人称“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毛子水,是一个激烈反对中医的著名人物,但“某年,医疑毛公肺有癌征状,毛公夫人菊英女士来商,决以毛公年高,不宜使其受手术治疗的痛苦,后日服草药,数年后肺部症状竟完全消失,身体健康逾恒”。

国学大师汤用彤于1954年冬天出席《人民日报》社主持召开的胡适批判会议,回家后患脑溢血,近一个月不省人事,经中西医治疗逐渐康复。至1960年代,年近七十的他,竟然又能读书、研究了。从此以后,汤用彤“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

王元化患“神经性的过敏皮炎”年余,“全身发作,从上到下,出现无数红疹,几乎体无完肤,尤其是至夜间痒发难熬,使我无法入眠,虽夜夜服安眠药,亦只能勉强睡三小时左右”。“由于是过敏引起,极难治疗,因无法找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故群医束手”。“虽此病不会影响生命,但折磨人的精神,使患者不得片刻安宁,亦云苦矣。直至月前经友人介绍江西黎川(近福建武夷山下)有一位土郎中(此人不愿出头露面,至今不知其为何许人),怀秘方(釆当地山林中药草),邮寄给我,熬煎成药汁,置澡盆内,加水冲洗身体。我按照此法,每天用药汁上下午各洗浴一次,迄今已半月,似有效。亦可谓奇矣”。“现在我的过敏性皮炎似有转机,每天只用草药洗浴一次……”,所以在2002年1月21日给友人的信中说:“过去我受五四反传统影响,绝对不信中医,认为反科学(其实五四前,李鸿章、吴汝纶辈,亦均不信中医)。近年来,我始觉中医亦不可废,虽需加以改进处颇多,但从全身平衡来治病,这一根本态度,确有其长处。”[47]

然而,从晚清到民国,中医始终难以以自身的完整体系进入中国现代学科体制。近代中医学界为了迎合、顺应西方教育模式要求具有统一的学制、教材、教学计划等最基本的条件,需要在对整个中医理论体系进行必要的系统整理以适应教学要求的过程中,以“科学”的方法,在“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物的中医学科体系,而这一体系被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完全继承和沿袭了;随着近代中国模仿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建立,从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逐渐变成教育的核心内容,并形成了以近代科学(包括西医学)作为衡量和评判中医是否科学的价值观念。反对中医者固属当然,而捍卫中医者也往往袭其轨范。他们企图通过理论上的“衷中参西”、“中西汇通”及仿西制办学校、设学会、创杂志等途径和方式,使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实际上却是“西医化”。换言之,当西医诟病中医不科学,将中医的阴阳、五行、脏腑、经络等统统打入“伪科学”之列时,中医不仅没有拿出自己的道理来反驳,反而用西医的道理来证明自己也是科学。自此以后,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基本上是按照以西方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贯穿了近百年来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中医教育”在大量安排西医学课程的同时,中医基础理论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越来越多;“中医科研”全面采用西医的思路、方法和价值标准,实验研究、动物模型、还原分析、客观标准、定量数据成为“中医科研”的几乎全部内容,课题的设计、立项、鉴定、评级完全按照西医的标准与规范;“中医临床”以辨证分型为特色而纳入西医病名之下,使其变成辅助疗法;“中药研究”实际上是植化研究提取有效化学成分,使其变成辅助西药等等。

更令人悲哀的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以西医学解释中医”,中医丧失了“以中医解释中医”的能力,中医理论沦为被现代科学任意解释的对象,中医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医”,中医理论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医学术理论;继而又在“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思维变异中,逐渐丢失了本有的特色而被边缘化。时至今日,中医学界不得不采用西医的概念、术语、标准、规范,应用西医的病名、病因、病理、药理来解释中医的有关理论,并且整个社会都以为惟有如此,才算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由此而导致了中医概念的混淆、理论的易辙。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医实际上变成了“失语的中医”,也就是丧失了自己语言的中医。中医由表及里,从内到外,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此时的中医再也不是数千年一脉相传,讲阴阳五行六气,凭脉理浮沉来治病的传统中医了,而是增加了西医解剖、生理、病理知识的“新中医”。也就是说,这种经过“科学”洗礼的中医,事实上已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了,致使如今能用中医的思路和方法来看病的中医,已寥若晨星了。中医还能继续凭藉奇特的临床疗效,让广大群众相信中医、承认中医、热爱中医吗?

(本文摘自于张效霞编著《名人与中医》,该书将于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近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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