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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是什么样的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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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6 15:13: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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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历史是为了读史明智,鉴往知来,认识过去以测未来,这应该是历史学界的共识。清代学者龚自珍的名句“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和英国学者培根的“读史使人明智”,都算是说得比较准确的。

  但是,在从事研究历史的人当中,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热衷随心所欲地对史料“去伪存真”,然后得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种结论还往往能得到一些志趣相投的人的拥趸。但遗憾的是,这种结论又往往是对历史事实的误解误读,对社会发展的预测也就不可能正确,有的甚至错得离谱。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余英时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学者呢?在网上搜索,有这样的介绍:

  【余英时,男,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曾师从钱穆、杨联升,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是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被认为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2014年9月18日,在台湾获得了第一届“唐奖”的“汉学奖”,并发表精彩演讲。】

  由于有这样的名气,前些年,余英时写的书在中国两岸三地都比较红火。就中国大陆而言,这也是与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反思历史’‘范式转换’‘还原真相’等旗号,以主观代替客观、以细节代替整体、以臆想代替史实,肆意肢解、歪曲历史,混淆视听、迷惑大众。”(见《鉴往知来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专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7/03/c_1121254298.htm)】

  笔者有幸读过余英时在1994年1月4日在接受采访时作出的“鉴往知来”。现在不妨回顾一下他的“鉴往知来”的要点,以领教他的水平:

  1、“中共政权表面看来是比较巩固,其实不然。”“中共建立的是一个现代极权体制....这是中国传统中所没有的怪物(只有流氓的秘密社会与之稍微相近)...略有风吹草动,不但全‘党’骚然,而且全国大乱。”“毛泽东的威望公开垮掉了”。他还预测:“中共不是崩溃而是解体”“...苏联崩溃时已经七十多年,中共政权至今才四十多年”,云云。

  为了表达他的感情,“怪物”、“流氓”一类的词汇脱口而出,大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结果呢?新中国成立已经超过70年了,余英时要看到“中共解体”铁定是没有希望的了!至于说到未来世界上的政党消亡,国家消亡,那是任何人都可以预测得到的,用不着历史学者来指点迷津。

  2、“现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了,但中共一元化的中央领导权也随之而一去不复返。”

  余英时在认识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与国内某些人犯的错是一致的: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当然,有段时间我们确实放松了党的领导。但党的十八大以后,党的领导得到了空前的加强。特别是十九大,重申了毛泽东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并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就是对余英时的“中共一元化的中央领导权也随之而一去不复返”最合适的回答,也是对他所说的“毛泽东的威望公开垮掉了”的最合适的回答。

  3、“在我看来,无论从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上看,西藏、蒙古、回疆有些人要求高度自治甚至独立都不是没有道理的。”

  研究中国历史达到这样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可以令绝大多数同仁们汗颜的了。

  4、余英时经过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关于中国的未来之路,他得出的结论是要走“公民社会”之路。他认为“(顶层)‘设计’这个观念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最致命的大错误。”“‘革命’便是最大的错误”。他还引用苏共垮台时的电视报道中的一个片段来表明他的态度:

  【“电视上有一个俄国人大叫:‘莫斯科的公民社会今天再生了。’从这句话,我们可以认取‘公民社会’的意义。”】

  时至今天,中国既没有承认和纠正那两个最大错误,也没有走“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但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当然,如果非要说承认和纠正了那两个错误,走上了“公民社会”之路,取得的成就会大得多等等,类似的话并不是不可以说,但这样的话,只要愿意信口开河的,都可以说出来。

  余英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可能是很有成就的,但从上面那些资料看,他对中国的近代史的研究显然是不大靠谱的。这也表现在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上。

  有这么一篇文章:《余英时:以中国史的视野评判毛泽东》(此文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中核心的一段是:

  【“毛泽东对于现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已是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但这种影响的性质究竟如何则迄今尚在讨论的阶段。回顾自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来的舆论变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着的客观趋势,即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包括中共官方在内)是愈来愈低;而且这一趋势还在继续发展之中。这里便透露出一个极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泽东和其他二十世纪的大独裁者如希特勒、斯大林一样,其生前那种使人不可逼视的‘伟大’,完全是由现实的权势所烘托出来的。权势随生命以俱去,剩下来的只是一片空虚。不但如此,毛泽东的死后命运较之希特勒、斯大林尚还有不如。”】

  文章还有这么一段:

  【“以中国十亿人口而言,毛泽东最后二十年中对他们所留下的记忆除了灾害与苦难之外实在别无他物。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和绝大多数人心分不开的话,那么毛泽东的终极的历史命运是不能乐观的。”】

  研究历史,很多人都推崇胡适的一句话:“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现在借用这句话,看看余英时的分析和判断得到了几分证据的支持。

  先从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来看。只要是毛主席纪念堂开放日,不管是炎炎烈日还是风雪漫天,哪一天不是长长的队伍在等待瞻仰?据《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5日报道:毛主席纪念堂接待瞻仰者超2亿人次。这几年随着毛泽东热持续升温,媒体也有了报道。2018年4月5日,中国青年网报道:

  【“清明毛主席纪念堂仅开放一天,人们不畏寒风排长队瞻仰”“寒风中,一位排队等候的大学生告诉记者,担心今天排队的人太多,自己前一天晚上就在天安门附近的肯德基等候了。‘我不是在北京上的大学,现在北京一家媒体实习,最近因为工作原因,翻阅了不少历史资料,感动于老一辈革命家的无私奉献,决定今天一定得来一趟。’她说。”】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前往毛泽东的故居韶山参观访问的民众一年比一年多。2013年全年接待人数突破一千万。2017年突破两千万。外国客人也络绎不绝。对于中国民众的这种表现,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解读道:

  【“人们给毛主席拜寿,首先就是感恩,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很朴素的感情。西方有感恩节,毛主席的‘圣诞’就是中国的感恩节。”】

  2019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6周年,民间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遍及全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各级媒体,都通过各种媒体手段,纪念这位人民领袖。这种现象,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地方会出现。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如果这不算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人心,还有什么算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人心呢?

  再来看看中共官方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不是在“愈来愈低”。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前面提到,余英时是饶有兴趣地看到苏共垮台时的电视报道,并发表关于“公民社会”的评论。不知他是否对下面这样的电视报道内容有兴趣: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习近平先后来到香山革命纪念地与毛主席纪念堂参观瞻仰,表达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敬意与深切缅怀。”】

  只要余英时现在稍微关心一下中国的消息,他不会不知道上面这些情况的。他二十多年前所做出的那些判断,早已被现实砸得粉碎。

  但是从余英时的角度看问题,或许由于他年事已高,对网络不熟悉,接触到的大都还是海外出版的报刊书籍,因而未能与时俱进。

  顺便提一下,余英时以为他把毛泽东与希特勒、斯大林并列,他就站在历史道德的制高点上了。但实际上,出自于一种情绪的发泄,把自己看不顺眼的国家领导人比作希特勒,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并不少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就有不少人把他比作希特勒。比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墨西哥总统佩尼亚、还有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萨马诺夫上将,等等。所以说,余英时的这种沾沾自喜的“并列”,不过是他的一种“不顺眼”而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是怎样凭自己的喜恶来对史料“去伪存真”的。

  至于斯大林,在俄罗斯的“公民社会”建立后(注:这是按余的说法),俄罗斯著名民调机构列瓦达公布2019年对斯大林评价的调查结果:70%以上的俄罗斯民众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持正面肯定态度,认为斯大林起了消极作用的不足19%。

  由此可见,余英时对俄罗斯的判断也是错误的。所以,随心所欲地对史料“去伪存真”,得出的结论虽然可以令自己和拥趸满意一时,但最终还是会被事实打嘴巴的。

  据报道,2019年12月,《时代周报》专访了余英时。这次专访没有看到他谈关于中国未来问题和关于毛泽东的问题。访谈的标题是:《现在的大师太多了》。他说:

  【“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

  这或许是他的真心话。这使笔者想起了《余英时:以中国史的视野评判毛泽东》中还有这样一句话:

  【“我首先声明这点意思,以表示本文关于毛泽东的评论只是个人的一种偏见,绝不敢自视为‘定论’。”】

  如果余英时能够把“曲解”和“偏见”之间的关系搞得清楚一些,离谱的错误至少可以少犯一些。或者即使犯错,程度也会轻一些。

  末了,笔者想说明一下。以余英时的名气,肯定在历史学领域,还有相关的汉学领域是有所成果的。但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也肯定是有严重不足的,因而造成错误连连。期待他晚年能够与时俱进,有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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