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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前半叶学界对简体字的辩证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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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2-10 21:50: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二十世纪前半叶学界对简体字的辩证认知
2021年02月09日 09: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2月9日
第2108期 作者:孙建伟.

  1935年8月21日,民国教育部发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以下简称《字表》)。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正式发布的简体字表,不过《字表》在1936年1月23日便被“停止推行”。它以“述而不作”的原则,甄选了“社会上比较通行”的简体字,从而虽然在政府层面被“叫停”,但仍在社会应用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引发强烈反响。故而之后的学者们结合《字表》,对简体字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视角、多层次的辩证讨论。

  从合理性谈简体字

  由于《字表》在当时冲击了不少人对汉字形体的固有认识,因此时人首先对简体字的合理性展开了讨论。整体来看,学者们大都认可简体字,认为它是汉字发展演变的自然结果,并从多个维度进行了阐述。

  回溯汉字发生、发展的历史,分析世界文字演变的普遍规律,揭示简体字产生的必然性。1935年12月,天津《益世报》刊发社论《简体字势在必行》,该文在考察汉字简化事实的基础上,认为教育部门依据历史的原则审订简体字可称作“正字符号化”或“符号普遍化”,是合乎时代性的。与之相似,张文正在《由汉字史观论到简体字的推行》中先梳理了汉字简易化的进程,继而认为推行简体字是非常符合趋势的。此外,顾良杰、鲁儒林、黎正甫等在分析世界文字由繁难而简易的普遍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认为简体字符合文字发展的自然趋势。

  将该时期不同简体字表进行类比,阐明简体字存在的科学性。张定华在《简体字与行政效率》中指出,自1916年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倡简体字,也有不少人整理出了简体字字集,除部颁的《字表》外,还有刘复的《宋元以来俗字谱》、胡怀琛的《简易字说》、徐则敏的《常用简字研究》等。他还认为,《字表》的发布只是将社会上流行的简体字予以认可,让其登上“大雅之堂”。

  从文字的功能视角出发,论证简体字行用的必要性。张定华又指出,古时文字往往是上层社会的专属,从而其简化与改革常由君主的提倡和士大夫的习用而实现。到了近世,文字为各阶层所普遍使用,但字体繁复严重影响了其社会效能,从而自底层开始简化,简体字便广为行用。1935年8月,《华北日报》刊发的《关于简体字之推行》一文也指出,文字是传递思想、获取知识的工具,要推动文明进步,就需要改良工具,而推行简体字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

  然而,其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跳过”简体字,直接走“拼音化”道路。之光的《简体字在文字运动中的地位》指出,简体字只是写起来简便,在读音和记忆方面与繁体字一样,且无法将所有汉字都减省作两三笔,由此他认为汉字早就应该改为拼音文字。张永年在《由六书的条例推论汉字的演变》中也指出,简体字价值有限,进行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文字是“绝对必然”的趋势。何封亦持类似观点。不过,当字形的繁难度适当减弱后,其生命力便会增强。故而莎旋在《歧路上的简字》中对上述提法进行了反驳,认为该类见解“站不住脚”。

  从实际用途看简体字

  简体字与繁体字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笔画之多寡,相对“新生”的简体字能否替代具有久远历史的繁体字,根本上取决于简体字的实际效用。在识字教育中,简体字是否比繁体字容易学习;在社会生活中,简体字是否比繁体字能提升工作效能,这是民国时期学者针对简体字的又一讨论。

  1935年12月,康本昌在《用简体字的好处》中指出,其时学生已经开始抄写、使用部颁的简体字,并认为简体字易书写、省时间。与之相似,该时期不少学者认为,简体字容易认写,有助于识字教育,并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

  阐释理据,申明简体字在识字教育中的功用。徐则敏的《谈简字:简字运动的现状和关于简字种种的说明》认为,简字在适应社会需要方面有很大价值,能满足底层人士的用字需求,能解决汉字难学难记的问题,从而利于普及教育。与此相类,雷震的《简体字在识字运动上之意义》指出,识字教育应充分利用注音符号和简体字。由此,周涤钦在《小学教材与简体字》中提议,新编国语教材应尽量以简体字为标准字体。

  分析字例,验证简体字对识字教育的价值。王怡亲的《介绍简体字》在分析“蠶”与“蚕”、“艷”与“艳”等14组例子的基础上认为,繁体字书写时不如简体字便利,并将文字过于繁难视作其时文盲多的原因之一。

  设计实验,测算简体字在识字教育中的效能。沈有乾的《简体字价值的估计方法》计算了《字表》简体字的应用效力指数。借助实验进行考察的还有章荣、周学章、杨骏如等。杨骏如的《估定简体字学习效率的比较实验报告》认为,在认识、抄写、默写等方面,简体字都较繁体字有明显优势,采用简体字可有效减轻儿童的学习负担。

  不过简体字也存在某些问题,比如在推行之初,会出现繁、简二体过渡的情况;又如在一定范围内,简体字的构形解释度不如繁体字强。由此一些学者认为简体字对识字教育帮助有限,进而反对或不予提倡。概括来看,他们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两种。其一,认为简体字造成了“二重识字”的问题。懋炎的《论简体字》指出,简体字在减少书写繁难方面效果有限,且会造成“两重生字”的问题。《对于教育部推行简体字表之意见》亦持类似观点。其二,认为简体字系统性差,不便记忆。之光的《简体字在文字运动中的地位》指出,简体字的正面效应是便利了书写,其反面效应则是破坏了汉字的体系性。靖尘在《论教育部推行简体字》中也认为,认识简体字常常导致学会此字而忘记彼字。

  由于简体字总体上易识易学,《字表》发布后,社会上一些部门为了提高工作效能便积极推行。1935年11月,《河南政治》上刊发告示《一月来之财政:通令各县征收处采用简体字以促进工作效率》,此为采用简体字以促进工作效率的实例之一。事实上,其时不少学者认为简体字有利于提升工作效能。张定华在《简体字与行政效率》中认为,用简体字处理文书可以提高行政效能。方治在《推行简体字与新闻事业》中指出,推行简体字有利于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

  从文化传承评简体字

  汉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中华学术的重要载体。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书写形式发生了变化,其对文化传承、学术发展是否有影响,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民国时期的学者对此也展开了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会破坏文化传承、影响学术发展。柯愈德的《我对于所谓简体字之意见》指出,推行简体字容易造成历史文化无法继承的问题。也有人认为推行简体字后,会将中国文化分为“简体字的文化”和“正体字的文化”两段。《对于教育部推行简体字表之意见》《湖南省主席何键反对推行简体字原文》二文均持此观点。

  与上面的看法不同,其时更多学者认为,简体字与繁体字一样,既利于传承文化,也利于发展学术。顾良杰的《吾人对于简体字表应有的认识》、黎正甫的《简体字之推行与阻力》、鲁儒林的《论采用部颁简体字的必要》等,对相关质疑声音进行了如下回应和辩驳。

  对于“推行简体字后,不识繁体字的后辈学生无法阅读古书”这一担忧,顾良杰认为,学生本身可分为不再深造者与再深造者两类,愿意深造者完全可以通过繁简对照表去学习正体字,读古书显然不受影响。黎正甫也指出,有兴趣或是能力高的学生自然会去学习正体字。对于“推行简体字会消灭正体字,简体字不好看,散失了书法艺术”等顾虑,顾良杰认为,简体字和正体字可并行不悖。《简体字的反对论》亦指出,除开简体字外,人们照样可以用真、草、篆、隶等字体写书法,以寻求汉字之美。对于“简体字会影响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的论调,鲁儒林认为,要发展学术就必须改革中国文字,简体字的推行便是一个重要发端。

  综上,民国时期不少学者对简体字持肯定态度,他们从汉字发展史、世界文字演变史、文字符号功能论等视角出发,采用理论推衍、多向比较、实验测算等方法,对简体字的必然性、科学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简体字符合汉字演变的进程,易识易写,有助于识字教育,有利于提升工作效能,同样可以传承文化、发展学术。从当下汉字的使用情况来看,此类观点较具先进性和前瞻性。要之,民国时期学者讨论简体字时切入的视角、采用的方法、所持的观点等,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工作打下了必要基础,也给当下和未来的语言文字规范以相当启示。

  (本文系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项目“70年来汉字简化成果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YB135-13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国际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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