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科学认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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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李约瑟心目中的——
中国传统科学认知体系
2016-03-02 来源： 大众日报

　　□　宋正海

　　竺可桢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创建人。李约瑟是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心——李约瑟研究所的创建人,撰写了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就这两位前辈的创建思想、研究方法和具体贡献,可以最终得出他们心目中的中国传统科学认知体系与自然国学完全一致。
什么是自然国学

　　国学是中国传统的学问,但国学不只是当前人们熟悉的人文国学,还包括同样精彩同样辉煌的自然国学。“自然国学”名词的提出在2001年,是两位前辈生前不知道的,但这不影响自然国学在中国古代的存在,也不能否认两位前辈对自然国学复兴曾作出过巨大贡献。
　　自然国学与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是两个学科,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形成各自的传统力量和排他性,传统是强大的,特点是明显的,因而我们可以用于分析两学科本质,其差异如下:
　　两学科创建于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需求,形成不同的传统价值观。
　　科技史建制性研究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直接目的是为反驳“中国古代无科学”谬论、树中国人志气,所以“发掘整理古代科技成果”是其任务。
　　自然国学复兴于新的时代,主要是近30年还原论科学的双刃剑性日渐暴露,资源、能源、生态三大危机严重,人类面临能否持续发展的境地,这些问题均是复杂性问题,于是整体论思维、复杂性探索、系统论科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的现代科技创新功能得以显现。中国古代异常丰富的自然史信息宝库开始全面开发,历史自然学崛起。这必然赋予自然国学全新的价值取向,形成新的整体论发展模式。
　　此外,两学科分属中西两大科学体系。在中国,正如属于整体论的中医与属于还原论的西医的长期纠葛,自然国学与自然科学史在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以及评价标准等方面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科技史研究强调分门别类研究,发展科学内史,重考据。自然国学则重视天人合一,重视天地生人横向研究,发展科学文化史、科学社会史、科学思想史。
　　科技史研究偏向于人定胜天,贬低地理环境决定论。自然国学则敬畏天道,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
　　科技史把探索简单性的科学实验、形式逻辑奉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以致忽视历史上科学认知体系的多样性,虽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却又轻视客观存在过的传统整体论科学认知体系,甚至把周易、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取象比类等的理论和方法看成“科学性差”而缺乏研究。自然国学虽也重视还原论科学,但更尊重整体论,主张科学体系的多样性,重视中国整体论科学认知传统。中国社会曾一度出现“伪科学”帽子、棍子满天飞的局面,妄图一举消灭中医等传统文化。自然国学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捍卫中医,促进中医,也推动了自然国学自身的复兴。
　　两学科内涵大小不同。自然国学是中国古代有关自然的学问,包括探索自然史的历史自然学和探索认识史的科技史。研究认识史属人文科学,研究自然史属自然科学,故自然国学是横跨自然与人文两大科学领域的。
　　自然国学与科技史研究是可以互补的,应该两花齐放。
竺可桢,自然国学复兴的奠基人

　　过去我们常说,竺可桢是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奠基人,现在我们可以更确切地说,竺可桢是自然国学的奠基人。
　　竺可桢创建自然科学史所的目的不只是发展科技史研究,还包括历史自然学,也就是说是发展整个自然国学的。创建目的也不只是发挥爱国主义功能,还在于发挥现代科技创新功能。
　　1954年9月2日,竺可桢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此文由四段组成:第一、四段谈科技史；第二、三段谈中国古代自然记录的现代科技价值,并流露出激动的心情介绍了两个事例。一是,应用古代地震记录确定了大量基本建设工程的地震安全地点的选择。二是,古代客星记录帮助发现了超新星与星云及其天空射电源的演化关系。由此可见,他为之激动的两个例子实际均是自然史问题,也均是为现代科技创新服务。1958年他为《科学史集刊》写的“发刊词”和1959年他为《中国地震目录》写的“序言”中也再次阐述这些观点。
　　竺可桢认为中国古代的科学体系是与新传入的西方科学体系不同的。
　　还原论科学在近代中国引进时,当时一些科学救国先驱者曾说过有关“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话,其中就有竺可桢,他曾发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1935年)、《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1946年)两篇文章。
　　由于当时尚没有科学体系多样性观念,又只把新传入的还原论科学称为“科学”,因而一度引起“科学”定义混乱,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两篇文章,只要深入分析,就知道文中所指的中国古代没有的“科学”决非指现今公认的广义的科学,而仅指传入的还原论科学。
　　在《中国实验科学不发达的原因》一文的开头,竺可桢就指出:“中国古代对于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生物学统有相当的贡献,但是近代的实验科学,中国是没有的。实验科学在欧美亦不过近三百年来的事。意大利的伽里略可称为近代科学的鼻祖,他是和徐光启同时候的人。在徐光启时代,西洋的科学并没有比中国高明多少”。由此可见,竺可桢实际上对“中国古代无科学”谬论是抗争的,其后几十年来竺可桢努力创建自然科学史所正是这种抗争的落实。
李约瑟,自然国学复兴的推动者

　　过去我们常说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推动者,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李约瑟是中华自然国学复兴的杰出推动者。但对李约瑟贡献的评价是前后有差异的。
　　李约瑟作为从事生物化学、胚胎学学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竟改行专攻中国古代科技史,令人惊讶。1954年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就提出中国古代有26项科技发明创造已为世界作出贡献；1956年,又帮助中国学者参加第8届国际科技史会议(佛罗伦萨、米兰),令人感动。
　　但中国科技史专业工作者长期研究学科内史,基本方法是考据,习惯用自己的工作来衡量李约瑟工作,评价不高。又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书的英文名是同时有“科学”和“文化”两词,显然是既包括科学内史又包括科学外史。但其书在中国大陆出中文版,书名就删掉了“文化”却又加上“技术”一词,这不仅是内史的理解,还强调了实体成果而淡化了李约瑟最杰出的理论成果。中国科技史专业工作者还对书的第一卷用较大篇幅介绍中国的历史和地理表现出“不理解”；对第二卷的中国古代有机论自然观论述未引起重视,未认真研究。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学术界才开始重视李约瑟在中国传统科学认知体系上的巨大理论贡献,包括“李约瑟难题”,“李约瑟猜想”。
　　“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时代,西方还原论科学如日中天,不少学者颂扬这个认知体系,但在西方科学哲学中还有着有机论的观点。李约瑟是倾向于有机论思想的,最推崇怀特海。李约瑟确认,中国传统自然哲学正属于怀特海所推行的有机论哲学,“机械论的世界观在中国思想中简直没有得到发展,中国思想家普遍持有一种有机论的观点。”《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以大量篇幅进行溯流探源的阐述。李约瑟特别欣赏道家自然观,因为“道家思想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中国普遍流行的思想潮流。”他还自称“十宿道人”。
　　李约瑟强调科学社会史研究有利于解决难题,指出:“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入手。”认为研究重心应该是分析中国的“社会,社会的模式、社会的推动力、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改变”。他相信,“假如在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类似欧洲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变化,那么某种形式的近代科学就会发生。”
　　“李约瑟猜想”——
　　李约瑟了解世界科学体系的历史风云更迭大势,不仅指出古代有机论进化到近代还原论“可能是必要的”,也接受怀特海有关科学体系又到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理论。因此李约瑟作出科学猜想,中国古代有机论科学认知体系的辉煌时代会再次到来。他说:“这样的一个时代注定要到来。在这个时代里,知识的增长使人接受一种更为有机的跟原子唯物论一样的自然主义哲学。这就是达尔文、华莱士、巴斯德、弗洛伊德、施培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人们发现有一系列的哲人已经铺平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从黑格尔到莱布尼兹——而这种灵感也许完全不属于欧洲人,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人已经认识到的多得多”。“中国思想,其对欧洲贡献之大,实远逾吾人所知,在通盘检讨之后,恐怕欧洲从中国得到的助益,可以与西方人士传入中国的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科技相媲美。”他还认为:“道家思想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先驱。”鉴于同样理由,我们把李约瑟的这个科学猜想可以称之为“李约瑟猜想”。
　　李约瑟难题、李约瑟猜想是本质一致,从历史到现代直到未来前后相继的两大问题,将深刻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科学认知体系的研究。
　　综上所述,中华辉煌的古代科技并非只是陈列于历史博物馆的古董,在近代还原论科学观日薄西山,双刃剑性充分暴露的今天,几千年的中华传统科学认知体系的基因,异常丰富的自然史信息库,必将对新世纪科技创新带来灵感,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指出一条光明大道。